第2章 昔日爱丽丝泉(2)

“是，但是……”我结结巴巴地说。

“是，但是啥嘛？”他不相信地喊叫。

“要多少钱？”

“啊，呀，要多少钱？呀。让我想想啊。1000澳币卖给你。好划算。”

一头瞎骆驼要1000块。我暗自思忖。我他妈的用那笔钱能买头大象。

“你人很好，但是你看啊，科特，我没有钱。”

他的嬉笑消失了，就像油水流下放水口。

“但当然我可以在酒吧工作，这样……”

“呀。那就对了，”他说，“呀，你要在酒吧拱（工）作，还有你要待在这里给我当学徒换吃换住，今晚开始卧（我）们看看你是块什么料，就这么定了。你是非常幸运的姑娘，我为你做则（这）个。”

透过茫然的半信半疑，我听懂了一半：我被拐了。他把我领到畜厩里的住处，进屋给我取训驼师的新行头。我钻进白色大包裹布里，把可笑的头巾搁在我的浅色头发和眼睛上。我对着镜子无助地大笑，看起来像个精神分裂的面包师。

“干啥嘛，是你穿起来太好看还是咋（怎）么的？”

“不是，不是，”我让他放心，“我只是从没见过自己像个阿富汗人这样，仅此而已。”

他把我带到外面看骆驼，上第一课。

“现在，你必须从地（底）层开始干。”他边说边递给我簸箕和扫帚。

骆驼拉屎像兔子。整洁的圆形小颗粒，一拉一大堆。有几堆正落在科特手指的方向。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在整整五英亩的地上，我没有见到一丁点儿那个东西，一颗都没有，而且鉴于科特有八头牲畜，最起码这很让人惊讶。为了给我的新老板留下勤奋的印象，我弯下腰去，小心地把每颗屎粒刮进簸箕盘里，站起来等待检查。

科特好像有哪里不对劲。他的眉毛在脸部挑上压下，像部电梯。棕色皮肤开始变红。然后像火山爆发一样，他用热岩浆般的口水喷我。

“辣（那）个……是撒（啥）？”

我很困惑，往下看，却什么也没看见。我跪下来，还是什么也没看见。科特扑通一声跪在我的身边。藏在一片短茅草下面的，是你所能想到的最小的一块远古骆驼屎。“清干净！”他尖叫，“你意（以）为介四（这是）他妈的度假还是撒（啥）？”我无法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颤抖着捡起微小的屎片。它几乎已经随着岁月流逝化成灰了。但科特息怒了，我们继续巡视牧场。

经过这次爆发，对留在那里，我本该再考虑一下，但很快我就明显看出，我的恶魔朋友是骆驼奇才。我现在会彻底破除一些关于这些动物的谬见。据我所知，它们是除了狗以外最智慧的生物，估计它们的智力水平大致等同于八岁的小孩。它们重感情、厚脸皮、贪玩、机智（没错，机智）、沉着冷静、耐心、耐劳，而且超级有趣有魅力。它们也很难训练，因为本质上的性情未被驯服，况且又极度聪明敏锐，所以名声才这么臭。如果对待不当，它们是相当危险的，而且绝对难管束。科特的骆驼没有这些毛病。它们就像好奇的大狗仔。也不臭，除非反刍时因为赌气或者害怕，喷你一身黏滑的绿渣子。我还得说，它们是高度敏感的动物，很容易受到糟糕的训练师的惊吓，而且很容易被毁掉。它们骄矜，有种族优越感，明确地相信它们是上帝选中的子民，也是胆小鬼，它们的贵族风范掩藏了脆弱的心。我入迷了。

科特继续罗列我的职责。粪便似乎是主要问题。我要整天跟着动物，捡起这种让人不快的东西。然后他告诉我，他曾经有过一个好点子，把足球的橡胶充气内胆兜在它们的肛门上，但不到一天，它们就不满地把内胆甩掉了。我看看一旁的科特。他不是在开玩笑。

我还要在凌晨四点去抓动物，解开它们的绊子（它们的前腿被皮带和脚镣绊住，以防跑得太远太快），并让它们鼻子连着尾巴，排成一队回家，做好上鞍的准备。有两三头，会用于当天的工作，带着游客转转椭圆形场地，一澳币转一圈，其他的会被关在院子里。我得把选出的三头绑到饲料斗旁，用长柄刷给它们刷毛，让它们“呜嘘”（阿富汗词语，意思想必是“坐下”），然后给它们装上由科特设计的俗丽的仿阿拉伯式鞍座。这是我接下来八个月生活中最好的部分。科特直接把我丢去干粗活重活，根本没有给我时间害怕动物。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着确保他的无菌场地极其干净、整洁、毫无野草。没有一根草敢长错位置。

当天晚上，那个很好心开车带我转转的男孩过来看我活得怎么样了。我通知科特我有客人，然后把他带回畜厩。我们坐下聊天，看着深夜灿烂的蓝橘光辉。一天的日常工作把我累得要命。科特一直让我匆匆快跑，从饲料仓跑向骆驼，再跑到院子里，然后跑回来。我给花园除草，用剪刀修整了一英里茅草丛生的路缘，领着无数令人反感的游客坐在骆驼背上环绕椭圆场地，还做了清扫、拖地、刮屎、搬抬的工作，直到我觉得自己就要崩溃了。脚步没有松懈过一分钟，而且由始至终，科特都在监视我和我的工作，当着不知所措又尴尬的游客的面，一会儿嘀咕我干得不错，一会儿又对我尖叫辱骂，二者交替进行。我在工作的时候全神贯注，没去想自己能不能忍受八个月的这般对待，但当我跟我的年轻朋友倾诉时，我对那个人的所有怒气都从心底泛上来了。傲慢的浑蛋，我想。可悲、刻板、强迫症、爱发牢骚的小变态。我恨自己在与人打交道方面可憎的怯懦。这是特别女性化的症状，就和那些总是充当猎物的动物的软弱一样。我不够进取，也没有勇于反抗。现在又在自己人这里无力愤怒地喋喋不休。突然，科特出现在拐角——迈着巨步、一身白衣的幻影。没等他走到我们这里，我就感觉到了他的暴怒，站起来与他对峙。他用一根颤动的指头指着我的朋友，牙关紧锁地轰他：

“你，你离开这里。我不知道你他娘的是谁。天黑以后不容许印（任）何人在这里。你很可能是富拉顿他们家派来刺探我的驼鞍设计的。”

然后，他瞪着我：“我从自己的线人那里听说了，你已经去过辣（那）里。如果你给我赶（干）活，就不准靠近辣（那）个地方——永远。明白了没有？”

接着我就爆发了。地狱都没有我爆得厉害。我的朋友已经双目圆凸地消失在黑暗里，我对科特破口大骂，用天底下所有的脏字骂他，尖声说他这辈子都别想再让我给他干脏活。我宁愿去死。我激情澎湃地冲进房间，猛摔那扇被他宝贝得像玻璃一样的谷仓门，并打包好简陋的行李。

科特目瞪口呆。他错判了我，把软柿子捏得太狠。他眼里的澳币符号消逝了。但他还是太骄傲，不肯低下头来道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搬去了酒吧。

2

酒吧分成四个区。沙龙吧是我工作的地方，这里招待许多常客——卡车司机、牧场工（一些人有部分原住民血统），偶尔还招待几个黑人剪毛手（牧场工），他们刚收入200澳元支票的工钱，来酒吧兑现，等到第二天早上已所剩无几。然而，除了那些钱多人傻的，黑人在这里经常被心照不宣地嗤之以鼻，也不常进来。休闲吧招待游客和一些社会地位稍高的常客，不过两个区之间通常是流动的。台球厅勉强允许黑人入内，而内室吧则是一个舒适、装饰缺少品味的房间，警察、律师和上层阶级的白人在这里喝酒。这里严禁黑人进入。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定，但依旧假借“敬请顾客着装整洁”等幌子得以实施。沙龙里的刺儿头，以“男同吧”闻名。至少这间酒吧没有“狗窗”，北部地方多数酒吧都有。这种小窗户开在背面，卖酒给黑人。

我住在后门外面一个通风良好的水泥鸽笼里，家具就是一张铝合金的床，盖着一床有污迹的艳粉色绳绒床单。我给家里写了愉快的信，告诉每个人我骑着巨型蟑螂练习驯兽，如何用鞭子把它们抽得老老实实，又恐怕它们有朝一日会转而报复我，所以我忍住不再把头放进它们的嘴巴里了。但笑话里隐藏着与日俱增的忧愁。搞到骆驼，甚至仅是关于骆驼的信息竟然都比我以前想的难太多。当时，关于我计划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开，从老顾客那里招来很多挖苦的嘲笑，还有足够多无用和不准确的信息，可以填满一座荒谬的图书馆。似乎突然间，每个人都了解了关于骆驼的所有知识。

无须钻研多深，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几个最愤怒的女权主义者在她们的性格形成期，都在碧蓝的澳洲天空下呼吸过新鲜空气，之后扎好袋鼠皮背包，急匆匆地赶去伦敦、纽约或任何地方，在那里，澳式男子气概，就像黎明时的狰狞梦魇，缓慢地从她们战痕累累的意识层面退去。任何一个在爱丽丝泉的男性酒吧工作过的人，都会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有的男人会在营业前就在门口晃悠，经过整整十二个小时的酒精浸泡后，不情不愿地离开，通常是在打烊时爬出去的。其他人有固定时间点、固定位置和固定朋友，交换一会儿谈资，往往是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反应。另一些人坐在角落里，天知道在做什么梦。一些人疯疯癫癫，一些人卑鄙无耻，一些人——哦，那屈指可数的稀有宝石——和蔼可亲、乐于帮忙，还有幽默感。等到晚上九点，有些人会为丧失的机会、失去的女人和放弃的希望抹泪。当他们哭泣时，当我隔着柜台握着他们的手说“好啦好啦”的时候，他们默默而又不自觉地对着吧台撒尿。

要真正严肃地探究澳洲的厌女迷信，就得孜孜不倦地走过两百年的澳洲白人史，和一群被不公正对待的罪犯一起登上“大片褐土”的海滨。其实，他们登岸的地方相对更有绿意，而且更吸引人，大片的褐色东西是后来才有的。殖民地的生活丝毫不易，但男孩们学会了团结一心，当他们服满刑期之后，如果四肢仍然健全，就大胆地闯入外面的险恶疆土冒险，试图过上勉强糊口的可怜生活。他们强悍无比，根本没有后顾之忧。而且他们有酒精来舒缓精神打击。等到19世纪40年代，他们开始渐渐明白，缺了点什么。绵羊和女人。前者，他们从西班牙进口，这一天才之举使澳洲进入了经济版图；后者，他们从英格兰的贫民收容所和孤儿院成船运来。鉴于一直都不够分（说的是女人），你可以清晰地想象姑娘们勇敢地乘船驶来时，悉尼码头上狂乱的冲撞画面。如此惨痛的种族记忆很难在短短一个世纪抹除，这种狂热在每间乡间酒吧经久不衰，焕发生机，尤其在内陆，澳洲男性仍任情使性地固守着一副刻板模样。现代的表现形式几乎全无魅力。他们抱有偏见、心胸狭隘、无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蛮横粗暴。他们的生活乐趣仅限于打架斗殴、开枪射击和喝酒。对他们来说，哥儿们的概念不包括意大利黑皮鬼、中东佬、英国佬、黑鬼、土著、老黑、懵猪眼、犹太佬、中国佬、爱尔兰佬、日本佬、法国佬、德国泡菜佬、共产党、男同、亚洲佬、杂种，对，还有小姑娘、妞儿和马子。

一天夜里，在酒吧，一个和蔼一点的常客小声对我说：“你得小心点儿了，姑娘，你知道吗？你已经被这里的几个小子提名为镇上下一个被强奸的对象。你不该那么友善的。”

我整个人都崩坏了。我干什么了我，除了偶尔拍过他们几次肩膀，临时帮过喝瘫在地上的人，沉默地听过几个令人心碎的倒霉故事。我头一次真正感到惊恐。

又有一次，我给内室吧的人代班。当时或许有六个人在那里沉默地喝酒，包括两三个警察。突然，一个喝醉了的头发散乱的原住民老女人进来了，开始对着警察大放厥词，污言秽语。一个大块头的壮硕警察朝她走去，把她往墙上撞。“闭嘴，给我滚出去，你这个老醉鬼。”他也吼她。当他把她拖到门外，强行推回大街上时，我差点儿挪动麻痹的双腿，跳过吧台去阻止他。没有一个人挪开他们的板凳，不久，每个人都继续喝他们的酒，偶尔说几句关于黑人愚钝的玩笑话。当晚没人的时候，我在吧台后面掉了几滴眼泪，不是出于自怜，而是出于无助的愤怒与憎恶。

同时，科特克服了他暴躁的骄傲，偶尔上门来劝我回去。葛莱蒂也不时过来（我更迫切渴望见到她），看看我的进展，并暗地里劝我接受。在酒吧待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已经存下足够多的钱，让那个想法再次变得切实可行，虽然还不够有吸引力。显然，科特那里是学东西最好的地方，如果那意味着要忍受他古怪的方式，或许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况且，他这几次来访都很殷勤，已经诱使我觉得，我或许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

于是，有空的时候，我就去那儿，在那里过夜，这次在葛莱蒂的坚持下住在屋里，然后回来上早班。正是在此之际，酒吧给了我最后一击。

我在凌晨时分回到我的小土牢，发现了一大坨造型优美的粪便舒适地偎依在我的枕头上，几乎含情脉脉。就好像它属于那里。就好像它终于找到了最终的安息之地。我有个最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应该以某种方式向它问好，让它知道我在场，就好像我才是入侵者。比如，“不好意思，我觉得你睡错床了”。至少有五分钟，我手扶在门上，凝视着它，瞠目结舌。我的幽默感、自信和对人性的信任通通知趣地消逝了。我交上辞呈，逃往相对理智的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