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报告

当了两届、六年多的院头之后,我提交如下辞呈。

一般来讲,辞职要比免职、罢官体面得多。但熟悉官场和懂得政治的人都知道,有时辞职只是下台的委婉说法,多半是辞职者不得已而为之。也有真不愿意继续干的,那原因甚多,也颇为复杂,比如年限(或年龄)已到、任期届满、人际关系不善、工作不如意(或阻力不克)、身心疲惫、家属或亲朋竭力劝退等。也有无功无过,没滋没味而不想再“泡”的……

本人属于哪类、归于何种,并没有认真反思、总结过。这种“不够认真”的态度也许就该辞职!总觉得是非功过应由领导与群众评定,由时间作结,况且又不是大不了的官儿——这五品顶戴花翎并不是铸在我头上的。

自认为在职期间还算尽力。现在都讲业绩,可是这业绩并不意味着成绩是自己的,问题是别人的。业绩得善于总结,否则有业无绩,虚漂而过,于是便成了有苦劳、无功劳。以前还可以说“劳而无功亦无过”,并以清廉自诩。现在要求严格了,新的口号是“无功便是过”,那是够吓人的。有些部门的组织者、管理者或领导者,“功”与“无过”是难以分清的,比如看管仓库,不失盗是正常工作职责,是“无过”,还是“功”?医院无医疗事故,无医事纠纷,“无过”,是“功”乎?仔细一想,仓库不丢东西、医院不出事故,没有一些管理的制度和办法是难以保证的,这其中必定有管理者的辛劳。所以,你说他无过也无功,恐怕有欠公允。“功劳”不见得都惊天动地,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罗盛教救少年,固然是英雄壮举;而雷锋的平凡也是难得的伟大!

我似有为自己的无过辩解之嫌,但的确还觉得自己有点功。

在任期间不时有人指出我的宽容,诸如“和事佬”“抹稀泥”“搞平衡”之类,说不清是褒是贬。我们经历过“斗争哲学”的炼狱,结果是越斗争,敌人越多;越斗争,越不团结;越斗争,越结仇积怨。“和为贵”虽显懦弱,但仁爱之心必有感化之力。以此理对自己,则能保持平和心境:成功不可忘乎所以,勿飘飘然;失败不可气馁,莫萎靡不振。做什么事,都要有恒心,再坚持一下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不喜欢背后议论,更不爱背地里说人家坏话,还讨厌打“小报告”。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缺点、长短处,总可以从别人的长处中弥补自己、短处中警戒自己。用不着去说三道四,无论你怎样小范围地议论人家,迟早会传到被议论者耳里,对他无益无补,只会增加摩擦、影响团结。向领导反映情况和问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如果是可以直接向当事人指出就能解决的事情,又何必绕一个圈子呢?“报告者”的用心是良是苦其实不难判定。

我曾经历一件并不算大的事情,却记忆犹新。那是我毕业不久,一次接生后常规检查新生儿,或因经验不足,或略有粗疏,小儿有个很短的“六指”没有在表格中记录。我的上级医师本可以直接给我指出,甚至给予批评。可是,她竟然不给予我丁点指教,径直汇报给主任。于是,主任严肃地批评了我一通,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过错,却对那医师的做法不以为然。这以后,凡是有人向我反映某人的问题时,我便要问“你是否和他本人说过?”我欣赏开诚布公,坦率直言。虽然达不到“闻过则喜”的境界,倒可以做到“当面闻之不恼”。

我主管医疗业务时,最怕两方面的事情:一是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二是医生的服务态度不好,和病人争吵或被病人及家属投诉。每有如履薄冰之感。这其中还有许多是病家对医生的不理解。

医者仁术。我也敢说绝大多数医生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绝非“红包”之类可以度量。刚做医生时,学习白求恩,景行行止,亦觉高不可攀。但几年之后,则觉得“全心全意”“待病患如亲人”实在是很自然的事,这绝非自命高尚或唱高调。譬如,今天你给病人做了大手术,你会始终牵挂于她。下班以前,一定要再去看看,若情况不好,你不会走。晚上你也会打电话询问情况,第二天如果是节假日,你会自觉来看病人——无需用加班费来“刺激”,这一切都极为自然、顺理成章。又譬如,如若太太或孩子有些什么不适,你也许会稍加敷衍,拖到明天。可是医院来电话说病人有什么问题,则不论轻重真假,都不敢怠慢,必须马上赶去,亦不管深更半夜、刮风下雨。这也很正常,也不认为自己如何先进、模范。

病家和医生都不应该将“红包”看得太重,大夫更应该看重的是自己的责任,以及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结果。关于此,我很赞赏医生这样和病家的对话,病家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不这样心里不踏实。”大夫说:“你这样才使我不踏实。你是想让我踏实地做手术,还是不踏实地做手术?”病家会无言。

我也相信,绝大多数病家的行为出于好意,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而有些则出于无奈和其他心理。我曾坦诚地告诉青年医生,医德和名誉不仅在于营造,也在于维系——医生有时得保护自己。医病或者手术常有凶吉未卜之事,非分的交易是危险的!病人来自社会,各式各样。对于医病应一视同仁,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亦无远近亲疏之别;对于交往,则不可不谨慎为之。

在谈到医德时,人们只注意到医生和病人,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即医生和医生之间,或同行之间。“文人相轻”虽是从旧而来,却未必消匿。对别个医院、别个医生贬低轻视,借而抬高自己的事不乏遇见。有些病的来源、病的复杂化,则出自这种医者之无道。请看,有的医生这样对病家说“这手术是怎么做的,一塌糊涂”“根本不该用这种药”“他们把病给耽误了”等。以前的诊断、治疗,由于当时病情、当时医院条件等,处理上的偏颇可能存在,但完全否定或攻击别人的工作,并不是正直的、有修养的医生之所为。而且,若如上所言,则给病人造成的思想负担绝不在真正的疾患之下。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相互指责就是相互拆台。这不意味着为谁隐瞒缺陷,而是为了弥补缺陷。因为医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条件、经验有别。至于只是方法观点不同,或者无端地蔑视别人,就更是医道低下的表现。

我有一个习惯,在查房、手术时,我提出问题,通常是让年轻的医师回答,当然问题也主要是针对他们的。他们答对了更好,答不对或答不出,也没有关系,反正是督促他们学习。要是直接提给高年医师,他们有时也会答不出,这会使他们非常尴尬,因为他们要经常带领那些年轻医师。要给他们面子,给他们尊严和威信。以难倒别人而标榜自己高深的人,不能称得上是好师长。各级专家、各级领导都应平等待人,盛气凌人可不是好作风。有一次我参加美国一个大学的研究生的答辩会,答辩通过后,大家都来道贺,学生又特意向导师致谢。导师却说:“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从今天起,你我是同事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了。”讲得很诚恳、很认真。作为学生,应该永远尊重他的师长;作为老师,却不该永远以师长自居。

说到为官,的确有一个擅长与不擅长的问题,或者会与不会。或者胜任与不胜任。现在有个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词句苛刻,有些言重了。我认为,一个人的潜能是很大的,但你所能展示的只有五六分。如若从人的天资而论,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绝顶聪明和傻瓜属于两个极端,是少数。我们归于大多数一族,谓之天资平平,靠后天学习、勤奋,实在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诚如我自己,并没有多少过人之处,却有不少不如人之处,不过得到一次机会而已。我劝那些为官者,千万不可误以为自己如何了不得,换上另一个人不见得比我们差,比我们做得好也未可知。

现今,为官、经商,做任何事,都要有各种关系,已经有了“关系学”的专著。可惜没有时间去读,也不想去读,其实也用不着去读。那些书的内容,不过是人们不愿意说的、秘而不宣的、非不能而不为的种种,作者为了“搞”点钱,把它公布于众罢了。为官之道实在简单不过,点破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有很多人在梦寐以求,还是让人们增加一点兴趣吧。当然也有“傻子”做官的,可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会说他好,也会说他不擅为官。

辞了官,下了台,会不会有一种失落?不少人会有。其实政策是很优厚的,有什么待遇不变之类,也是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一种承认。一个大夫有什么失落,不过是脱了“中山装”,换上“白大褂”而已。反着换过去的,再顺着换回来。所谓,“官位是暂时的,兼职是挂名的,职业是永久的”。说真的,把为官当做公仆,着实有很多约束,要带头遵纪守法,要清廉公正,要为人谦恭等。比如,当院长,走在路上,无论有事如何匆忙,总要微笑着和人打招呼,不管是熟悉的、不熟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否则人家会说你有架子,眼里没群众。开职工代表大会,大家给你提些意见,不论是中肯的、不太中肯的,符合实际的、不太符合实际的,你都得现虚心地接收过来。你管了人家一年,就不能让人家“数落”你两天。公仆嘛,得任劳任怨。公仆嘛,得低着点头,弯着点腰。不当院长,有一种“解放”和“平等”的感觉。我不必对每一个人都点头,我不必对每一句“骂”都忍耐,我们不都是一样的教授和大夫吗?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别了,那应接不暇的、枯燥无趣而又必须强颜欢笑的应酬,还有……

当我披露上述种种思想之后,我的确感到不适合再继续留任。那有些喧闹拥挤的门诊,那充满浓烈消毒药味的病房,那宁静的、透着某种神秘气氛的手术室更让我贪婪。于是,我不把本文当做辞职报告,而是一个医者对医术、医道的忏悔录。

作者与夫人华桂茹教授和学生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