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间或偷偷画画，已不敢自称是“画家”：绘画快要成为我的记忆么？以下几篇稿子多是记忆，并非谈绘画。绘画与绘画圈，是两回事，好在我终于渐渐出离圈子，闲谈绘画。其中，两篇涉及民国，两篇涉及上海。簇新的上海，也愈发健忘，而沪地旧友，相形见老，逸飞没有了，谁想到呢。他提醒我：走出绘画或固守画室，是为两难，虽然在他在我，这是不同的两难。
自我的纪念[1]
一
这本图册中的八位上海画家，八十年代后多半离开上海，星散异地：孔柏基、魏景山、夏葆元、赖礼庠、韩辛、我，远去美国；林旭东移居北京，唯黄英浩留在沪上——我们彼此结交，时在七十年代初，2005年再度聚首作画，其间三十多年过去了。
诸位看见的展览与图册，便是记录这为期一周的“私人聚会”。“私人”之谓，意指我们是一群介于师生、同行之间的老朋友；“聚会”之义，则既非组织，亦没有主张，只为难以遏制的怀旧——岁月荒荒，去国久长，上海是这样的变化着，众人近年陆续回国走动，旧地重逢，尽会谈起往昔的人事，其间果然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若有若无的功名，辗转异地的谋生，我们都觉悟过来、经历过来，又怎样呢？现如今，国中的画家与展览比七十年代多得太多了，而我们最可怀念的时光，比来比去，还是无功无名无牵挂的青少年时代，那年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一天到晚画画——韩辛于是率先叫嚷：怎么样，咱们还像从前那样“一起画一次画”吧！
因是这样朴素简单的私意，起初好比闲聊，彼此欣快，然而不认真，未曾择定时间、筹划细节。有那么三项意思倒是确认的：一、地点在上海；二、叫拢老朋友；三、什么意图也不必有，单是找来模特，画几幅画……韩辛原与逸飞熟腻，一出口，逸飞即应诺，时在纽约的葆元、景山、礼庠，人在京沪的英浩、旭东与我，也都先后应诺了，今年年初，便大约有了实行的意思。
4月10日，逸飞忽然病故。那天夏葆元适巧飞赴上海，韩辛早就在沪，而逸飞不治的前一天我也出差来沪，翌日闻知噩耗——仅在一年前，我历数七十年代上海油画精英，写成专文《向上海美专致敬》，现在，我文中忆及的人物不期而至到上海，谁曾想逸飞遭遇不测？4月13日夜间，我们围坐餐馆谈论他的故去，九点多，包间电视播出中央台纪念逸飞的专集……此后，众人“一起画画”的计划仿佛获致切迫而郑重的理由：我们望见了死亡么？这念头说来既虚幻又真实：故友不在座中，允为常态，逸飞若在，此番因故不来亦便罢了，现在他骤然离世，则众人原本封存完好、不意有变的记忆，岂不为之一动，我们不禁要来做些什么，重窥旧梦，弥合往事，况且早有韩辛的动议在。
那夜灯下我们彼此顾盼，个个气色俱佳，尚称顽健，而景山、葆元、礼庠均已年过六十，我与旭东五十开外，韩辛当年最是年少轻狂，今岁也知其天命矣，而他的“知天命”，便是偏要来“举”这不事之事——5月间，性急的韩辛与众人几番商议，时间定了，6月23日开始；地点也定了，是汪大刚慨然提供他在市西的庞大工作室；闻讯而来协同办展的好事者，是海莱画廊的董玮女士——此事原不在议中，然而顺理成章，亦属美谈——旭东久在北京广播学院供职，有学生在沪，聚会期间的影像记录不在话下……
到得那一天，我飞抵上海，循址登门，一眼望见大画室经已支起八具画架，画架旁每人一方小画案，画案边堆放着整箱的颜料，成沓的画布，另有两具仿明卧榻，两副巨大的屏风，两位人体模特披衣待命……嗜好画画的人还指望什么呢，大家先后到齐了，走拢、握手、上海话，随即散开，各自选定自己的位置与角度，开始排列颜料。忙乱间，我不禁时时四顾，潜意识仿佛在为各人验明正身：葆元、景山、礼庠、柏基、英浩、旭东、韩辛，还有我。
逸飞不在。其实只要我们这帮家伙在，等于他也在。
二
1971年，景山、礼庠二十八岁，葆元、英浩二十七岁，逸飞二十五岁，我与旭东十八岁，属羊的韩辛，十六岁。
那时景山、逸飞被分配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葆元、礼庠被分配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与上海印染一厂，油画遂成业余。1970年前后，这几位美专才子经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作画，借出单位，集中创作，油画巨制《黄河协奏曲》组画便成于当年：逸飞作《黄河颂》、葆元作《黄河忿》；当时任职《文汇报》美术组的英浩是创作组主要筹办人员；礼庠创作的《秋收起义》，面世更早；景山则被借调另一部门作油画《红色娘子军》——我在山沟落户时长期珍藏着这批小画的明信片，在油灯下反复察看画中准确而潇洒的笔触、边线，以为那是“外国人”画的。但我初识景山的记忆是在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隔着馆外篱笆缝，我驻足窥看，有位画家正在窗边画油画，画的是鲁迅到上海。画面上，鲁迅横披围巾，捏把伞，画布前，那画家也是围巾横披，手里一把油画笔，静静地画，我记得看了许久，不知道这位清秀的男子名叫魏景山。
其时我一脸青春豆，与旭东分别在赣南与赣东北山村插队落户，前途茫茫，优哉游哉，一年内总有小半赖在上海，涂抹素描油画之类，边上旋转着三十三转七十八转古典音乐老唱片。韩辛无事在家，隔三差五自行车飙过来，每次必是一大沓水粉画扔在地板上，高声叫道：讲呀！怎么样？提提意见吧……大家哄笑，笑他只为等几句夸赞。
其时我们尚未识得孔柏基老师，他比众人年长，任职上海戏剧学院，七十年代末“文革”收束，我记得他与女儿来我家，热情洋溢，看我的画，也竟带着一大沓自己的风景画给我看：原来他使用油画棒作画，以今天的说法，他是“文革”时期的“前卫画家”，与他的同校同事、日后成名的陈均德一样，从不参加沪上的官方展览。
早早参加过官方展览的倒是年纪最小的韩辛。1974年，江青授意，张春桥下令，上海美术馆举办包括林风眠、丰子恺、关良、吴大羽、程十发、朱屺瞻在内的“黑画展”。韩辛那些野兽派式的水粉风景画，天空画成鲜绿、草木画成粉红，绝对属于革命绘画的异端，于是这位少年的“反动作品”与当年被视为“颓废”的葆元的单色私人组画，及另一位戏剧学院青年教师李山的灰调子风景画，也竟忝列其间——得意啊！那年十九岁的韩辛至今反复申说：在展览会场他与几位著名老前辈坐在同一条凳子上，恭听上海美术官员的训斥与批判。
上海滩七十年代的“美术版图”，大致如下：刘海粟住在复兴路重庆路，颜文梁住在淮海中路新康花园，关良住在永嘉路，林风眠住在雁荡路南昌路，张充仁住在合肥路，吴大羽住在延安中路茂名路。六十年代末，这几位民国遗老才从抄家批斗饱受惊吓，捡得一命，年龄大致是在六七十岁之间，缩在家里，求生等死中等死而求生。景山回忆，他曾受油雕室委派将大羽先生的月薪送过去，主人避不出见，临街大门开扇小孔，家人伸出手来接取工资袋……
美专才子的老师们，年龄大约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周碧初住在新闸路，俞云阶住在太原路，孟光住在思南路……人也给斗过，家也给抄过，毕竟中年，苦得起，1971年林彪事发，1972年中美建交，“文革”乱世形势转缓，大家透口气，始得走动谈笑过日子，晏在家里聚几位学生，画点画。
“文革”是年轻人的时代。上海准官方美术界起用的少壮派便是六十年代末上海美专毕业生：魏景山、夏葆元、陈逸飞、赖礼庠、王永强、邱瑞敏、刘耀真、任丽君……同时，虽非科班出身，身为中学美术教师的青年画家，是七十年代迅速成名的吴健与赵渭凉。任职出版社美编兼创作者的，是六十年代即富声名的哈琼文、沈绍伦、钱大昕和雷雨等几位中年画家。
此外便是一大群“业余油画家”，身份虽叫做“工人”或“知青”，本人都是“文革”前中学高才生，家世大抵是知识分子、文艺人或资本家，名单开出来，有汤沐黎、徐纯中、汪铁、徐文华、许明耀、夏予冰、何祖明、周长江、王申生……年龄再小下去，便是如我辈无业知青迷画画，七十年代初正不知有多少，寻师无门，出师无名，画画的功架尚且眉目不清，唯在闾巷间不成帮派地弄些拉帮结派的勾当，诚然是美术圈外的小鱼小蟹——我与旭东的上海户口早被勾除，年年回返，正宗盲流。江南沪籍分赴各省的“知青画家”，日后在美术界叫得响名字的，计有刘柏荣、沈加蔚、刘宇廉、陈宜明、李斌、华其敏、冯远、李智久、潘衡生、程谷青，等等。
今日美术界小青年，个个专科本科，动不动硕士博士，然而全都自认卑微，抬眼仰看密密麻麻的教授、名流、史论家、策划人，还有一级管一级、一层压一层的美术官员——整个七十年代，情形反过来：我们这群官方美术界外围的草狗个个腰背挺直，目光自信，径直闯进油雕室或各种官方美术机构，寻到要想寻到的人，自报名姓，坦然开口，讨教、结交、做朋友，只要画得不赖，先后便给借调专业机构画创作，堂而皇之参加省市美展或全国美展。
七十年代是无以名之的年代。那是文化饥荒的灾年？是的，然而年轻人要画画，青春于是抵御饥荒。那是文艺极权的盛世？是的，然而年轻人要来往，极权于是激发骚动——青春与骚动并不就是艺术，可是艺术不能没有骚动与青春。那些年，民国前辈见到中青年画家，客客气气；中年画家见到小青年，握手言欢。哪届美展出现哪个陌生的新名字、像样的新作品，即刻交口谈论，自行车骑过去见见：没人有学历，没人在乎学历，然而谁都在乎才气与作品。
北京、天津、广州、杭州、重庆、武汉、沈阳、哈尔滨，七十年代各各聚汇着这样的画家群。我真想知道，各地画家的师友们，可曾依然惦记着昔日的情分？
三
油画在中国的兴盛，起于民国；民国油画史，几乎便是上海现代美术史。五十年代，共和国美术登场，六十年代，苏联油画全套美学与技法开始统治所有美术学院与整个美术界，及至七十年代，民国那段“上海美术史”早已被遗忘、被切断。
民国的一切属于“解放前”，仿佛古代，仿佛前世。在我记忆中，当年二十岁上下的上海油画青年几乎没有上海油画的记忆：我们完全不知道陈抱一、关紫兰、吴大羽；不知道关良、林风眠原是画油画出身；我们知道刘海粟、颜文梁、张充仁、周方白留学法国，住在上海，但不可能在任何美术展览与画册中见到他们的作品——自“文革”爆发的1966年至1972年，全中国几乎没有画册与画展；徐悲鸿，在我们心目中竟是一位“北方人”，曾经贵为中央美院院长，早已去世，见不到他的画，更休想见到他的人。
在六十年代，向往绘画的少年大致“听说”北京有一所中央美术学院，杭州有一所浙江美术学院，我们“听说”那些遥远而著名的油画家：人在北京的，计有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王式廓、李宗津、侯一民、林岗、李天祥、詹建俊、靳尚谊、杜健……人在杭州的，计有倪贻德、费以复、王流秋、胡善余、汪诚一、全山石、王德威、于长拱、肖峰……如果谁曾留心六七十年代全国美展，应该记得广州美院的郭绍纲、唐大禧，西安美院的蔡亮、刘文西，南京艺术学院的苏天赐，北京军事博物馆的高虹与何孔德……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年龄与辈分，不清楚他们是一代人还是两代人，在少年人看来，他们全是“老头子”。
“文革”肇始，以上名单在美术界全部消失——那时甚至谈不上所谓美术界、音乐界、文学界，所有文艺骤然终止——年长的画家私下语告：林风眠获罪被捕，判刑入狱；侯一民、肖峰被轮番批斗殴打，几至身残；董希文、王式廓同在1973年郁郁病故——当我们在初习油画的年龄（平均十四至十八岁），国中不再有名师能够教导我们。1970年我下乡落户时，“文革”爆发经已四年。我曾跟随中学启蒙老师、毕业于“行知艺专”的章明炎先生学画毛主席像，初识油画。当我告别上海之际，我的确切的知觉，是不知道此后去哪里获取美术的知识：所有美术学院都被关闭了。如同战争初起时没有人预知何时停战，“文革”初起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美术学院的校门何时将重新开启——小小的绘画圈，在六十年代末处于“历史的终结”。
这就是所谓断层。断层的彼岸，民国遗老、共和国第一代画家，一律销声匿迹，断层的此端，我们长大了。此后，我们的作为倘若也竟能够被称为历史，这历史就在七十年代初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