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不同行业的内外部治理比较研究

——以制造业、农业和房地产业为例

刘平青 郭慧超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摘要：当前私营企业的发展在整体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不可避免地有难以经受考验而逐渐走向没落的企业个体，而不同行业的企业发展又呈现出了较大差异，因而想要厘清私营企业的发展与治理机制，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十分必要。本报告以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以基于权威—网络—交换的组织内外部治理机制模型为框架，对农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三大行业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以探明私营企业的行业特征并比较行业间的发展规律，为不同行业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参考。经比较分析得出，三个行业的私营企业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又存在众多差异，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管理规范程度、资金情况、产品特性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同时，本报告提出的基于权威—网络—交换的组织内外部治理机制理论模型从企业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分别围绕权威、网络和交换治理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为认识私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理论视角。

关键词：行业；比较；私营企业；组织；内外部治理机制

中国的私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已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对于企业发展的对比研究，有学者已经进行过一定的探索，尤其是在区域的比较分析上。例如，对我国转型经济中两个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研究，探讨了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企业家）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影响（张建君，2006）；基于鲁浙两地私营企业成长的整体比较，对企业家精神地域差异与区域民营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乐国林和毛淑珍，2011）。

本报告主要通过行业发展的比较对我国私营企业的治理机制进行探索研究。私营企业涵盖的行业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等行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以及以房地产业、金融业和教育行业等为主的第三产业。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取农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三个既被社会广泛关注，又各具发展特点的行业为例进行对比研究。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私营企业不仅是企业，也是农村工业化的重要组织形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作为“世界制造工厂”，我国在制造业上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毋庸置疑的；房地产业作为后起之秀，虽起步较晚，但近十年发展非常迅速，加之其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报告基于由全国工商联牵头，国家工商总局统战部、全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参与的2014年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而成。调查样本涵盖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私营企业，共回收有效问卷6144份，有效问卷数约为我国私营企业总数的0.49‰。本文的数据主要包括农业企业、制造企业、房地产企业和总体数据，其中前三者是主业为农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私营企业，样本量分别为595、2269和495；总体所采用的样本是包含所有行业在内的6144个样本，以此来更加清晰地反映三个行业在私营企业中的发展情况。

一、基于权威—网络—交换的组织内外部治理模型

在中国情境下，“儒表法里”（外在表现为儒家的家文化，内部强调法家集权的实质）（秦晖，2003）的特征造就了个人权威的影响力，在企业组织中，则体现为在法规法则下不可忽视的企业主集权和个人魅力。然而，当企业中的创业者或企业主退居幕后时，权威的效用难以挽救企业管理上的缺失，这便需要组织制度的维持和保障。私营企业的治理机制越来越被企业主所重视，也越来越需要发挥作用。

根据目前现有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OECD的《公司治理准则》等，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本文将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归结于权威、网络和交换的框架中。

参照高明华（2009）的公司治理评级系统指标，公司治理可以分为：内部治理（公司层面）和外部治理（社会层面）。内部治理包括：董事会的运作（企业主的领导风格与领导力）、股东的权利（企业内部股东的构成、组织架构、企业与社会的衔接关系）、社会意识、透明度（用工的透明度、财务的透明度）、其他利益相关者（生产让渡价值过程中的交换）。外部治理包括：政治基础、法律基础（政策权威、法规权威）、监管基础、信息基础（政企关系、人际关系、公共关系）、市场基础、文化基础（价值的实现、人才的运用）。这一分类与本文的权威、网络、交换的维度不谋而合。

治理机制是为了在企业内部达到一种权力的平衡，而这一平衡须借由权威、网络、交换的相互作用得以实现。权威，行权而生威。企业主在行使权力时，既需要保证自身权利的实现，即决策能够被贯彻执行；又需要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均衡，这是决策被积极响应的基础。网络是权威不断演化的背景，也是权威能够触及并影响的范围。对私营经济而言，内部网络是泛家族体系的构建与维系，外部网络是各层次人才引进带来的活力与创新。总之，网络的大小决定了权力平衡所需砝码的重量。交换是平衡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键步骤。有了权威的行权考虑和网络的平台支撑，交换便成为必然，它是完成权威和网络相互促进的中介要素，使得各方在利益结合点上寻求合作，各取所需，以达到共同发展。三大要素相互支持、共同作用，企业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兼顾。

把每个私营企业作为一个组织来看，企业的发展通常是组织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综合作用的结果。内部治理需要外部治理的扶持，而外部治理的意义通过内部治理的完善得以实现。

本报告围绕不同行业的私营企业在权威（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网络（企业的组织内关系和组织外关系）和交换（企业人才结构和经营模式）三个维度，分析企业组织的内部、外部治理情况，从而对不同行业加以比较分析。

二、基于权威—网络—交换的内部组织治理

内部治理作为企业治理的核心，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在企业内部，权威治理主要体现在企业主三维成长机制的治理上，网络治理与组织内管理结构密不122可分，而交换治理则主要体现在企业内部人才结构的配置和优化上。

（一）组织内部的权威治理

私营企业内部权威的明显特征，就是企业主的核心地位。管理层在企业的权威集中，而企业的创始人被认为拥有极强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经验。究其原因，在于企业主的个人因素与企业组织本身的结构特点互为作用。

与国有企业不同，私营企业主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资本，企业主除了具有一定量的物质资本外，还拥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企业主的成长可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三维机制的一个动态过程。

（1）企业主的人力资本。继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后，舒尔茨、贝克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引入了“人力资本”概念。在现代经济学看来，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借以获得劳动报酬的个人独特素质和专业技能，或蕴含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企业主的人力资本由先天因素和后天成长共同获得。教育和培训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在相对市场化的环境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私营企业主，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他将比其他人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更有效地收集和利用信息。

从企业主的年龄、教育情况看领导权威积淀。年龄和教育属于人口统计学的指标，但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几乎在每种经济中都可以发现收入和以年龄为代理变量的职业经历之间存在的牢固关系……”（赵人伟，1994）。年龄是一定社会资源积累和生活经历或职业经历的反映，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年龄折射着体制的影响。调查显示，三大行业的私营企业主年龄差异不大，集中分布在40～50岁及50～60岁年龄段，平均年龄在47～48岁，说明私营企业主仍然需要一定的积累和经历。由于企业主的年龄相差不大，基本可以排除其所处年代的教育差异。比较企业主的受教育情况（见表1）可知，房地产行业企业主教育程度整体较高，研究生比例高达21.3%，大学和研究生学历总和达到近一半的比例；而农业企业主的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小学及以下学历占1.2%，集中分布在大专（34%）及高中/中专（26.7%）段；制造企业主则居于两者之间，以大专学历为中心，大致呈正态分布。

从企业决策、管理人选看企业的集权程度。从调研数据来看（见表2和表3），无论是重大决策还是日常管理，主要出资人都扮演着重要的决策中心角色。整体上接近一半的企业出资人掌握着企业的重大决策权，而一半以上的企业主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企业重大决策的定夺人占比由高到低基本上依次为主要出资人、股东会、董事会、高层管理会议和职业经理人，只有房地产企业顺序稍有调整，其董事会的决策占比（31.7%）最高，其次为主要出资人（31.2%）。在企业日常管理方面，负责人占比由高到低基本上依次为主要出资人、职业经理人、高层管理者会议及其他；相比于其他行业，房地产企业的日常管理由主要出资人负责的比率较低，而由高层管理会议和职业经理人负责的比率较高。

这两项结果一方面反映了房地产企业规范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房地产企业的决策和管理对专业人士的要求更高，企业主借助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更有可能得到有效的决策和管理。

（2）企业主的物质资本。物质资本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包括资金、土地等各种有形无形的生产资料。从企业主的注册资金来源、实收资本情况和权益占比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分析出不同行业企业主物质资本的差异。

从注册资金来源看物质资本原始积累。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大多数来自企业主的个体经营积累，另外银行贷款也占据了重要份额。从三个行业的比较来看（见表4），房地产企业个体经营积累（88.2%）高于其他行业，也高于总体，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房地产业的企业主个体积累财富的能力很强。从银行贷款的比例来看，房地产企业（30.6%）仍然最高，其次是制造企业（29.5%），农业企业（28.7%）最低，而农业企业和制造企业的民间贷款比例稍高。这与企业的可抵押资产有关，房地产企业的可抵押物质资本明显要高，制造业的厂房和设备也可以作为抵押品，而农业企业的农产品却难以作为抵押品，银行贷款能力也相应较弱。

从企业主和家人的权益占比看企业的社会化程度。目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要以家族企业为主，所以企业主和家人在企业的资本总额中占比依然很高，以农业企业尤为突出。

从表5可以看到，农业企业的企业主和家人占资本总额的比例，无论开办企业时（81.2%），还是2013年年底（78.7%），均值都高于其他行业以及总体；且2013年年底相比于开业时，企业主与家人的资本总额占比减幅最小。房地产企业开办企业时的企业主和家人占资本总额比例均值（77.0%）为四者中最低，到2013年年底时仍为最低（74.1%）。制造企业在2013年年底企业主和家人的所有者权益占比均值减幅（4.3%）最大。

可见房地产企业的社会化程度高于其他行业，而农业企业的社会化程度显著较弱，制造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化程度有一定提高。

（3）企业主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Bourdieu）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同对某种持久性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且得到公认的，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要素，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信息网络、多功能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等都是它的特定形式。

企业主的政府、组织任职情况。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在社会组织任职，有利于其提高自身地位和企业的知名度，建立必要的组织社会关系，在资金、项目、信息等方面得到支持。同时，一些有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主在各级人大、政协或社会组织任职，能够及时将党和政府的政策、声音下达到企业以及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及需要的资源上传到党和政府。

调查显示（见表6），三个行业中，房地产业的企业主在政府或相关政治组织任职的比率最高，农业企业次之，最后是制造业，但三个行业的企业主任职百分比基本上高于总体。

不难看出，这与行业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很大关系，农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资源配置主要依赖于政府，同时农业企业对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房地产企业对解决住房问题又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制造业的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决定。因此制造企业主参与政府、组织任职的比例不及其他二者高。

企业主的公益活动参与情况。从企业主参加公益活动的情况来看（见表7），资助金额由高到低依次为房地产企业、农业企业、制造企业。从2013年企业主参加慈善活动的比例较2012年的增幅来看，农业企业（78%）与房地产企业（47%）领先于制造企业。

房地产企业和农业企业与民生息息相关，且房地产业广受关注，企业主通过参加公益活动对企业的公众形象有极大的影响，更有利于树立权威；农业企业多为当地政府所支持，因而农业企业参与政府主办的公益活动也较多。而制造业由于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对公益活动的参与不及农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积极。此外，企业主对公益活动的积极程度还与其在政府或基层组织任职的情况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有关，因其身份会影响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二）组织内部的网络治理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以某一个人为中心，逐渐从一个一个人一层层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1984）。同理，随着私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这一网络将由以企业主为核心转变为以企业为核心，发挥企业中各部分的效用。

从注册类型看企业发展的成熟度。企业的划分类型有多种，其中按照注册类型可分为一人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见表8）。

由上表可以看出，三个行业以及总体均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注册类型，其中房地产企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例（76.9%）最高；农业企业的独资企业类型占比（12.1%），相对于其他行业较高；制造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占比（10.3%），较其他行业更高。通过分析不难得出，房地产企业和制造企业发展得较为成熟，而农业企业发展得相对缓慢。

从新、老三会建立情况看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是企业内部网络的具体架构体现。如表9所示，私营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已经逐步发育到较高的水平。从新三会的建立情况来看，房地产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建立比率为三者最高。而老三会源于国有企业，在私营企业的组织建立相对较弱，总体上中共党组织、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比例还不高，但制造企业的工会建立比例（70.1%）比总体高出16.6%，党委会比例（53.2%）比总体高出12.6%，职代会比例（41.6%）比总体高出7.7%；其次是房地产企业；农业企业比例最低，但高于总体。

房地产企业的新三会建立更完善，有利于规范企业相关主体的行为，保障各自的利益，也是市场选择的重要结果；老三会的建立情况从侧面反映了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状况，制造企业的老三会建立情况相对更完善，与制造业对员工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要求高有一定的关系，老三会有利于企业与员工之间沟通桥梁的构建。农业企业无论在新三会还是老三会的建立上都相对较弱，主要因为农产品受季节性的影响大，企业规范程度有限。

（三）组织内部的交换治理

交换机制的内部治理在组织中主要体现为人才结构的交换和劳资关系的治理。以下主要从董事长的继任人选和劳资关系的管理情况来考虑，这其中又涉及雇佣双方的情感、信任与道德基础，以及企业的激励行为等因素。

从董事长人选看企业继承机制。董事会是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被调查的已建立董事会的企业中，董事长绝大多数由出资人本人或其家族成员担任，由外聘人才或其他人担任的比例很低（见表10），尽管可能外聘人才更具备担任公司董事长的相应条件，但出资人往往不舍得将自己的企业“拱手”让人。上述特点在农业企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房地产企业的出资人占比（89.3%）相对其他行业而言稍低，但是主要转移到了出资人的家族成员（8.4%），由外聘人才及其他人员担任的也只占2.4%，可见出资人将企业交给外聘人员“打理”的情况很少。

从用工数和工资数看企业劳资关系概况。调查数据显示（见表11），从中值来看，制造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年均用工人数（125人）较农业企业（82人）多，且三者均多余总体（60人）；年平均工资上，房地产企业（29412元）高于制造企业（28936元），农业最低（22222元），且低于总体（26495元）。三个行业企业的雇工人数均多于总体，对于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均有重要的贡献，且房地产企业的待遇也较高，相比之下农业企业的雇工人数较少，待遇相对较低。

从员工的工资福利情况看企业劳资关系管理投入情况。员工的工资福利情况主要通过员工的工资/奖金、员工分红、培训、社会保障以及住房公积金五个方面的调查数据来分析（见表12和表14）。

从员工的工资、奖金来看，无论是总体还是人均水平，无论均值还是中值，房地产企业都处于领先位置，制造企业紧随其后，农业企业则落后较多，且低于总体水平。从人均分红的情况看，各行业企业的人均分红中值都为0，可见有员工分红的企业不足半数。从培训费用来看，房地产企业（45.4万元）最高，农业企业（20.4万元）最低。一般来说，房地产企业的培训更规范，所需费用也更高，农业企业的培训则很多依托于农业合作社或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费用相对较低。从社会保险费用来看，制造企业的社保费用总额（237.4万元）与人均费用（15298元）均为最高，房地产企业次之，农业企业最低。制造企业的工人工作危险系数相对较高，因而企业在保险费用投入方面也逐渐加强。企业在建立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投入依然不高，总体上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比例仅为23.3%，相比之下房地产企业（32.9%）最高，农业企业（16.0%）最低。

可见私营企业社会保障的层次和水平依然不高。对于体力劳动者，物质激励是很重要的一种激励方式，尽管企业面临着控制生产成本的巨大压力，但满意度高的员工将会创造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并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企业劳资关系也会更加和谐，因此加大企业劳动关系的投入，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基于权威—网络—交换的外部环境治理

私营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将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内部组织治理与外部环境治理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二者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又相互渗透，内部治理需要外部治理的扶持，同时外部治理又会促进内部治理的完善。尤其需要重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企业的有序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规范，而政府的职责实现又依赖于企业不断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组织外部的权威治理

私营企业的外部治理离不开法律与政策的引导和调试。外部权威体现在私营企业运营环境的治理上，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加强和改进政府的监督管理与服务，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从税费政策看政府的行业引导机制。首先表现在不同行业的税费政策有一定的差异。调查显示（见表15），房地产企业缴纳的税费额（3290.74万元）最高，且税费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12.52%）最大；农业企业缴纳的税费额最低（800.17万元），且税费在销售额中的占比仅为6.31%。

税费的缴纳一方面与企业的利润额有关，另一方面与企业政策有很大关系。房地产企业利润额较高同时税种也较多，因此无论税费额还是税费占比都较高；而农业企业利润额相对较低，则税费额较低，且国家对农业的税费政策有很大的优惠，因而农业企业的税费占比也很低。

从劳动合同法看法律的约束机制。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一个直接反映便是劳动合同的签订率。随着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私营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有了一定的改善。如表16所示，劳动合同签订率的均值整体上维持在65%～80%，以制造企业（79.0%）最高，房地产企业（70.1%）次之，农业企业（67.0%）最低，但三者均高于总体（65.7%）。

制造企业的劳动关系规范程度较高，主要是由于制造企业雇工人数较多，同时制造企业更需要劳动合同作为劳动保障，所以企业在劳动关系方面的投入更大，相比之下，农业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不高，劳动关系规范程度较低。

（二）组织外部的网络治理

一般而言，私营企业比较注重多方面网络的建立与维系，这是企业进行交换、获取信息的平台基础。由于外部网络的涉及面较广，这里只选取几个方面做分析，其中政府在中小企业的网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净利润用途看企业对外部商业环境的治理。对比不同行业的企业净利润（见表17），可以看到房地产企业（2447万元）最高，制造企业（1375万元）次之，农业企业（1251万元）最低。但在人均净利润方面，无论均值还是中值，制造企业均为最低，房地产企业依旧领先。

通过企业的净利润用途，可以初步分析企业外部的商业环境。从表18中可以看出三个行业的利润主要用于出资人分红，其中制造企业用于出资人分红的比例（68.36%）最高，房地产企业（48.46%）占比最低。制造企业的利润在应付各种摊派和公关、招待费用上所占的比例仍为最高，而房地产企业在这两者的费用上的占比仍为最低。

结合表17和表18可以看出，房地产企业净利润总额高，所以应付各种摊派和公关、招待费用虽高，但所占比例很小，还有大笔资金用于进行新的投资；而制造企业除了大部分用于分红之外，还要花费很高的比例用于应付各项事宜，所余款额实际不多；农业企业则在各方面相对比较均衡，但公关、招待费用也不低，占到企业净利润的近30%。可见私营企业目前所处的商业环境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从融资渠道看企业与银行的关系治理。企业融资的渠道多种多样，总体而言（见表19），私营企业选择融资渠道的优先顺序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小型金融机构、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借贷。

在上述四个渠道中，贷款金额最高的为房地产企业，制造企业次之，农业企业贷款金额最低。这一方面与三个行业的贷款抵押品的优势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房地产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对资金的要求显著较高，而制造业属于高成本行业。

从“三角债”看企业与外界的资金网络治理。从企业欠款情况来看（见表20），三个行业中房地产企业的各项欠款数额均为最高；从欠款类别来看，三个行业皆为其他企业拖欠款额最高，拖欠其他企业款额次之，政府拖欠最低。但是总体情况为拖欠其他企业款额最高，其他企业拖欠数额最低，说明这三个行业中，其他企业与政府的欠款数额大于企业自身的欠款额。而各项中值皆为0，表明欠款情况主要发生在少数企业当中。

（三）组织外部的交换治理

外部交换主要体现在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引进与配置上。这里主要从人才资源的引进（主要指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和资金的配置（包括投资额、投资方向与境外投资情况）来分析组织外部的交换治理情况。

从职业经理人的引进情况看企业的管理职业化程度。职业经理人的引进被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所关注。在前文表2和表3中，企业重大决策的定夺人和日常管理的负责人中都有职业经理人的统计数据，但在重大决策定夺人中职业经理人的占比非常微小，最高的只有0.6%，相比之下，在日常管理负责人中放权给职业经理人的比例稍高，集中在21%～27%，基本上仅位列主要出资人之后，其中房地产企业职业经理人占比（27%）最高，与其相对规范化的管理和所在行业对专业水平的高要求有一定关系。

然而，不可否认，企业的外部交换有一定的风险。在相关法律和市场机制有待完善之时，企业需要对代理风险加以控制，在进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同时，防止控制权的过渡转让导致所有权的意外流失。

从投资额和投资方向看企业发展重点。从投资额来看（见表21）, 2013年私营企业投资数额最高的为房地产企业，制造企业与农业企业相差不大，三者均高于总体。投资额的中值均为0，说明投资仅发生在小部分企业当中。

从投资用途来看（见表22），不同行业侧重的方向与领域不同。农业企业主要用于扩大原有产品生产规模（680.5万元）、投资新的实体经济领域（221.9万元）和技术创新、工艺改造（206.6万元）；制造企业主要用于扩大原有产品生产规模（695.6万元）、新产品研发（255.9万元）和投向房地产行业（250.7万元）；房地产企业除了用于房产投资外，主要用于投资新的实体经济领域（1327.3万元）、收购/兼并或投向其他企业（408.1万元）和扩大原有产品生产规模（363.7万元）。

从境外投资看企业的国际竞争地位。在境外投资方面，私营企业整体上不占优势。由表23可以看出，三个行业的境外投资额都不高，且中值均为0。相比而言，制造企业的境外投资额（14.3万元）最高，境外投资的企业户数（133户）最多。

如表24所示，在具有境外投资的企业当中，资金主要用于建厂（50%左右），其次是在境外设立销售机构，相对而言房地产业在境外设立销售机构的比例不高，而收购或参股境外企业的比例较其他行业稍高。而私营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非常低（小于10%），可见我国私营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尚未占据优势地位。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企业主、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的比较，本文对农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三个行业的私营企业相对于私营企业总体的情况，以及三个行业企业之间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描述和对比分析，并总结了以下共性及特点。同时，本报告提出的基于权威—网络—交换的内外部组织治理模型为私营企业的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对于认识私营企业成长提供了理论视角。

（一）行业发展的比较结果

一方面，作为私营企业，三个行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共性：首先表现在私营企业的发展都与企业主掌握的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有着必然的联系；其次，三个行业的企业内组织发展正在向成熟和规范迈进，但社会化程度仍然较低，企业的社会保障的层次和水平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尚未占据优势地位；再次，外部的政策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每个行业确实有其各自的特点，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盈利和资金状况、管理规范程度、产品特性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

农业私营企业虽然起步早，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但规模普遍偏小，雇工人数较少，管理的规范化程度较低。在资金方面，由于农产品的不可抵押性，银行贷款能力受限，融资能力不强。在外部环境方面，农业企业受政府支持较多，税费享有很大的优惠，并且企业主在基层政府和组织中任职的比例较高，公益与慈善活动参与度高。

制造企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雇工人数多且企业与工人的联系紧密，企业在劳动关系管理方面投入高，特别是社会保障投入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在组织管理方面，企业的“老三会”建立最为完善，也促进了企业在劳动关系管理方面的进一步提高。在外部环境方面，由于制造企业的资源配置主要依靠市场，在商言商的特点使其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较低，企业和企业主参与的政治组织任职和公益活动不及其他两个行业多。另外，制造企业的商业环境不容乐观，净利润除了大部分用于分红之外，很高的比例用于应付各项摊派和公关费用，实际用于促进企业发展的资金并不多。

房地产作为资本密集、人才密集和信息密集的行业，虽然起步晚，但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程度高。在资金方面，由于房地产可作为抵押品，企业的融资能力很强，投资方向也偏爱其他实体经济领域及收购、兼并其他企业。在内部管理方面，房地产企业的“新三会”建立比例最高，行业特性对企业管理的高要求促进了其规范化发展。在外部环境方面，企业与政府的联系十分密切，因而企业主的政府、组织的任职情况及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比例最高。同时，房地产企业受政策影响波动较大，且税费的种类和金额也较高。

（二）框架模型的理论贡献

治理机制是企业从个人化向组织化迈进的关键要素，也是实现企业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载体。治理机制是为了使企业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需要借由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权威、网络、交换的相互作用得以实现。

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相互渗透。内部治理需要外部治理的扶持，尤其在政策环境上，例如外部政策的引导和辅助，会直接形成企业的机遇或挑战。同时，外部治理的意义通过内部治理的完善得以实现，企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内部组织结构的合理运行，随着企业逐步发展壮大，组织内资源和人才结构的配置均需要不断完善。

权威、交换、网络三个维度相互作用。在中国情境下，网络的根本是差序格局，以权威的所有者为核心向外扩展，在中小企业发展初期是企业主为核心，随着企业规模和需求的多元扩大，转变为企业组织为网络核心。权威可以吸引并构建初始的小网络，随着进一步发展，在大网络的基础上又不断开拓权威的影响力。而交换本身是完成网络与权威之间相互促进的中介要素，企业通过交换，在诚信的基础上开拓了网络，也奠定了权威。

本报告提出的基于权威—网络—交换的组织内外部治理机制理论模型使私营企业的治理研究取得了进展，同时为认识私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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