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袁投桃报李，对毛泽东十分服膺。有一次，毛泽东的脚走烂了，住在袁文才家。袁文才招待得十分周到，他还对自己的部下说：“毛委员（毛泽东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就像皇帝左右的大臣一样，招待好他，我的赣西总指挥还能当（袁在大革命时期当过赣西总指挥）。”
事实上，如果毛泽东不竭力争取王、袁，红军在井冈山是站不住脚的。从失守井冈山这件事也能看出来，这两人在当地具有多大的能量——王佐仅有1个营3个连，但在红五军被迫突围后，他们仍在井冈山坚持了下来，国民党军愣是伤不得他们分毫。
这时王、袁的部队已经编入了红军，但他们不属彭德怀直接指挥，其上级机关是湘赣特委，而事情也就出在王、袁与特委的关系上。
湘赣边界和两广地区类似，自古以来就有土客矛盾，也就是土籍人和客家人的矛盾。土籍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客家人则是战乱年代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逃到南方的北方人。土籍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地良田，而客家人却只能居住在对方不愿意居住的山区，两大族群互相之间的那种敌视和仇恨，早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王、袁是客家人，湘赣特委的负责人大部分都是土籍人，一个有枪，一个有权，根深蒂固的土客矛盾让他们谁看了谁都不爽。另一方面，王、袁又只服毛泽东，毛泽东讲的话，他们愿意听，对于其他人包括湘赣特委的话，就不太愿意听。
王佐没文化，大的主意都听命于袁文才。袁文才稳定，王佐就稳定，袁文才若是有所波动，王佐也一定会波动。毛泽东曾经亲口告诉彭德怀，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于是在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就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带其一道行军打仗，以便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难度。
未料当时中央有个很“左”的文件，说对土匪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而文件又正好被随军的袁文才看到了，后者连忙逃回了井冈山。王佐不识字，袁文才就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并且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
湘赣特委早就想除掉王、袁，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和袁文才“脱逃”这条罪状，便更觉得有此必要了。1929年秋，中央派员到湘赣边界巡视，湘赣特委添油加醋地对此进行了汇报，中央代表于是要求不折不扣地按照文件精神处理王、袁。
湘赣特委有权，但无枪，靠自己的力量动不了王、袁。于是特委负责人便深夜赶到红五军军部，请求彭德怀调动兵力。彭德怀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况是：王佐、袁文才要勾结地方民团叛变，两人还强迫特委把边区武装交出来，说这话时，王佐甚至把驳壳枪往桌上一摆，近乎就是在威胁特委！
王、袁居然要叛变，彭德怀在大感意外之余，却也觉得不无可能。
死对头
对王、袁，彭德怀内心里并不是没有看法。他向上级报告说，（王佐部）“现在各人经常有四五个老婆，生活非常舒服”，而且“守山成性，守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
彭德怀十岁讨饭，十一二岁做放牛娃，十三四岁到煤窑做童工，十五岁当堤工。因为常常需要弯着腰做苦力，他的背一直都有些驼。悲惨辛酸的个人经历，很自然地使他看不惯一切土豪以及“土豪生活”，尤其王佐部已经编成了红军，还来这一套，更使他觉得不能接受。
当然看法归看法，彭德怀也知道要团结这些原来的“山大王”，而且有一段时间，他和王佐之间相处得还算融洽。特别是在两军协同作战期间，有了枪弹物资等战利品，第五军都是与王佐部平分，王佐对此很是满意。
转折点是在袁文才逃回井冈山后，王佐变得有些难以捉摸了。有一天黄昏，彭德怀一个人去找王佐，本来是想解除王佐的疑虑，但王佐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其他，导致两人话不投机。黄昏后，滕代远派传令兵接彭德怀回去，王佐的哨兵喊了一声口令：“站住！”
王佐在屋里听到后非常紧张，立即把手枪掏了出来。彭德怀坐着没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接着又向屋外喊道，“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
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
通过这件事，彭德怀就知道王、袁猜忌心很重。听特委一诉说，他也觉得有出兵干预的必要。
在与湘赣特委召开临时联席会议时，彭德怀的意见是，先趁夜包围王、袁，等天明弄清情况后再做决定。
可是特委哪里肯就此放过自己的死对头，在第五军冲进王、袁所在驻地后，特委的一个负责人当即掏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枪声，赶忙跳墙逃跑，结果在逃跑过程中掉到河里淹死了。他们带出来的部队随即也被特委予以解体和收编。
“王袁事件”在湘赣边界引起巨大震动，客家群众对此极为愤怒，认为这是湘赣特委在公报私仇，打击客家人。王佐、袁文才原先虽然防范红军，但实无叛变之心，事件发生后，他们留在井冈山的余部便真的“通电反共”，编入了民团。
红军几次派主力攻打井冈山，都再也没有能够夺取这一天造地设的游击基地。听到王、袁被杀的消息，毛泽东禁不住跌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彭德怀事后也对此做了反思，认为王、袁不该杀，杀掉他们，让红军吃了苦头。所得出的教训是，不该偏信偏听湘赣特委的话，没有做什么研究就仓促行动。
老彭在处理“王袁事件”中固然有错，但除了应特委要求调兵外，他本人并未在这件事情上存有私心。后来有人指责彭德怀是想借机吞并王、袁部，贪的是人家的武器弹药，他立即予以否认，并且声明：“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
虽然再未能控制井冈山，不过红军的发展仍相当顺畅，其外部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原大战的爆发。当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南方的李宗仁、张发奎，所有反蒋派别皆联成一气，挽起袖子跟蒋介石干上了，没人再管得了红军的那一摊是非。
彭德怀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频频向敌军发动进攻。在连续不断的作战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打仗风格，那就是一个字：猛！
彭德怀打仗猛，是大家公认的。过去在遭到敌人包围时，四面都被围得紧紧的，没地方跑，他就带着队伍往山下滚，路上碰到茶杯粗的树，一咬牙就给扳倒了。现在攻起来同样是一往无前，最多时，他一天打过八仗，照样生龙活虎，冲锋陷阵。
这种作战风格与个人的性格特点之间颇有关联。平江起义前，在彭德怀经常看的几本书中，有一本是《水浒传》。有人就问他：“你像水浒里的谁？”老彭很直截了当地回答：“有些类似李逵。”
红军的内部机制给了这位李逵式战将最大的施展空间。在红军内部，早期决策大多采用民主方式，然而在军事领域，这种方式多有弊病。例如一次攻打县城，军委展开讨论，大家都主张攻城，唯有彭德怀反对。最后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依然还是攻了，结果攻城部队差点全军覆灭，红五军总共伤亡了300余人，11个大队长有9个负伤。
由于被证明行不通，这些不切实际的所谓军事民主不能不受到质疑，尽管在各连仍有士兵委员会，各级领导的作战意图须向士兵委员会公开，有时还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到军部一级，大事已基本只由军长和党代表定夺了。
作为彭德怀的搭档，滕代远平日里对军事行动基本不干预，所以在红五军里，主要都是彭德怀一个人说了算。
战场上，老彭拥有足够的指挥权限。只要他认准了能砍，就可以抡着板斧毫不犹豫地砍过去，而且是排头儿地砍，一个也不让漏掉。转眼之间，目标中的几座县城都被他收入囊中，湘赣边根据地也由此进入了全盛期。
1930年夏，宣布成立红三军团，军团下辖红五军等三个军，彭德怀出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成立红三军团后，彭德怀挥师西进，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先后攻占7城，再次在湘鄂赣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红色旋风。
玩儿命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除了起义部队有汉阳造外，其他大多是土枪土炮，战士背的子弹袋虽然看上去都是鼓鼓囊囊，但其实里面全是竹竿子，真的分到每个人手上，不过三五发子弹而已。
那个时候，机枪都是稀罕物，以至于谁有机枪谁就能打赢。朱德有一个卫士排，配有四挺“花机关”，即早期的德造冲锋枪，湘军看到之后，还没怎么打就吓得跑掉了。
通过连续打胜仗，红三军团的武器弹药状况得到很大改善，重机枪缴了不少，与初期缺枪少弹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最后一个攻陷的岳州（今岳阳）城内，他们还破天荒地缴获了几门山野炮。
红军守井冈山，因为缺乏山炮，曾把松树掏空，再在里面装上炸药、铁片，命名为“松树炮”。这种“松树炮”用来虚张声势可以，实战价值并不大，现在有了货真价实的山野炮，气势顿时就不一样了。
看到红军占领岳州，长江上的外国军舰开始对岸上实施炮击，红三军团刚刚有了炮，但却没有士兵会放，整个军团里，只有曾毕业于湖南讲武堂炮科的军团长彭德怀以及一名朝鲜族干部会用炮。彭德怀于是不顾众人阻拦，和那名朝鲜族干部一起调整炮位。当军舰靠近时，他们连发几十炮，据老彭估计，当时大概有十发以上的炮弹落到了军舰上。见红军如此凶猛，几艘军舰赶紧驶开，再不敢抵岸射击了，彭德怀也因此成为红军中第一个会打大炮的炮手。
连战连捷下，红三军团兵强马壮，士气高涨。早在挥师西进之前，中共中央就曾指示要让他们进攻武昌，支队政委黄克诚在会上表示反对，他指出武昌城有敌军重兵把守，江面上又遍布各国军舰，红军要渡过长江天堑非常困难。
黄克诚当即被认为在思想上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本来要提拔为纵队政委的任命也免了。彭德怀内心里是支持黄克诚的，但面对上级命令和会上的众口一辞，他也不便直接唱反调，只好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先打长沙。
比之于攻武昌，打长沙更有把握。由于何键继续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这一边，桂军已杀入湖南境内，并一度占领长沙。经湘军及蒋系军队合力反攻，才迫使桂军从长沙退走。接着，何键又指挥湘军主力追击桂军至湘桂边界，当时留守长沙的仅有一个旅，兵力较为薄弱，正是红军出其不意，乘虚而入的好时机。
1930年7月，红三军团从岳州开赴平江，威胁长沙。长沙守军急电何键回省坐镇。何键赶回长沙后，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派两个旅分两路向平江进攻。
彭德怀先利用地形布置了一个袋形阵地，等着对方来钻，但设伏一天，敌军并未前进。
不上套，便只有直接抡着板斧上了。在平江城南的晋坑，混战的双方胶着在一处。时值盛夏，烈日当空，人人汗流浃背。在前沿指挥的黄克诚是个高度近视眼，打着打着，他的眼镜片上全是汗水，眼前一片模糊，以至于当他发现身后有一支部队冲过来时，都分辨不清对方是敌是友了。
再往四周一看，所有人都在厮杀，自然也无人顾及身后的情况。黄克诚只好硬着头皮朝身后的队伍走过去，想弄清情况再便宜行事。等靠近了，猛一打量，才意识到是敌军。他赶紧一个急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耳旁子弹嗖嗖作响。
等黄克诚一口气滚到山脚时，睁眼一看，眼镜、帽子还有身上的挎包全丢了，但奇迹般的居然没有中弹。
在红三军团打仗，就是这么玩儿命。和彭德怀一样，黄克诚也曾在湘军里服过役，一名有着相同经历的军官在初次参战后就对黄克诚说：“看来我们来到这里就别想活着回去啦。”黄克诚问为什么，对方回答得很坦诚：“红军打仗那么勇敢，选干部又要带头冲锋，我们准得把命丢在这里。”
尽管黄克诚对他进行了安慰和鼓励，但这名军官后来还是在战斗中阵亡了。黄克诚的命算是比较大，好几支枪一齐朝他开火，都没把他给打死。
眼镜对黄克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没了眼镜，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他只好慢慢地摸索着前进。天黑后，他爬到了公路边的树林中，看到许多人在公路上奔跑呼喊。仔细辨认，恍惚看见这些人都戴着袖标，才断定是自己人。
原来红三军团猛打猛冲，已大败敌军，正在乘胜追击。
晋坑一战，彭德怀歼敌一个整团，之后进一步突破敌军防线，攻占了长沙附近的金井镇。
金井乃长沙门户。何键闻讯大为惊慌，他一面组织兵力沿浏阳河构筑工事分段阻止，一面从湘桂前线撤兵，以驰援长沙。
彭德怀指挥部队架设浮桥，强渡浏阳河，直扑长沙近郊。眼看红军像潮水一般向城墙涌来，城内守军急忙集中火力扫射。
红三军团伤亡很大，渐有不支乃至撤退之势，彭德怀见状，果断下令拆掉浮桥，同时传令各部队：“有后退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破釜沉舟
古来良将，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为谋战派，一为勇战派。以楚汉之争为例，韩信属于谋战派，项羽属于勇战派。勇战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于不顾一切地向敌方发起雷霆万钧般的攻击，即便不给自己留下后路，也务求给敌方造成极大震撼。
在钜鹿大战中，各诸侯军皆畏缩不进，正是项羽以这种大无畏的勇战精神，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围困钜鹿的秦军打得大败，由此被尊为“西楚霸王”。
就个人性格和指挥风格而言，彭德怀可以划在勇战派之列。他下令拆掉浮桥的举动，也与当年楚霸王的破釜沉舟有异曲同工之处。原本已觉得有些撑不住的前线部队重新振作起来，继续组织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