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和红四军会师井冈山，开庆祝大会的当天，讲台忽然坍掉了！
台下议论纷纷，有人说不吉利呀，怎么正好就这个时候坍呢？朱德颇能镇得住场，他微笑着站到台架上，大声说：“不要紧，坍了搭起来再干嘛！”
这个偶然事故和朱德的讲话，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军事生涯中，每逢遇到最危急的时候，他经常会用“搭起来再干”这句话来鼓舞部下和自己。
庆祝大会开过之后没多久，井冈山就真的遭遇了一次“台坍”。1928年12月上旬，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会剿”，井冈山区被严密封锁。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哨口之内，人口不满2000，产谷不到万担，要长年供应部队的粮食非常困难。红军的生活也因此极为艰苦，官兵平时只能吃红糙米以及缺盐少油的南瓜、野菜，部队提出口号要“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有的战士便在下面说怪话，将口号换了个顺序：“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晚上睡觉，连被子都没有，大家盖的全是“金丝被”和“黄丝绢”，其实就是稻草。
总之一句话，吃饭穿衣是大事，但井冈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遭到封锁后，物资供应更加捉襟见肘，时近隆冬，山上又冷又没有吃的，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到井冈山外围去打仗，以获得必要的补给。
为此，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红四军出击赣南，一方面解决部队给养；另一方面通过“围魏救赵”的办法来解井冈山之围。
留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了初来乍到的红五军，但当彭德怀向红五军军委传达这一决定时，却立即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
空城计
红五军是彭德怀从平江拉出来的起义部队，其主体属于湘军一部，彭德怀任团长的那个团更被称为湘军的模范团，但是起义之后，红五军被不断围追堵截，部队损失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将余部与游击队合编，组建成三个纵队。他将一个纵队留在湘东，自率两个纵队前来井冈山，以便与红四军取得联络。
可以说，红五军最初上井冈山的目的只是为了联络友军，而不是待着不走。军委委员们提出，既然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部队就应当返回湘东，要不然留在湘东的纵队很可能独木难支。再者，山上的红五军一共才800多人，要抗击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敌军，实在是没有多少胜算。
彭德怀则认为，既然会议已决定让红五军留守，大敌当前，还是应以全局为重，哪怕红五军为此做出牺牲也是值得的。
彭德怀出身极苦，小时候做过乞丐。据说他有一次带着弟弟出去讨米，正碰上一户人家盖房子，主人家要讨个吉利，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招财童子呀？”
彭德怀摇摇头：“不是，我是叫花子。”他弟弟反应很快，马上便接茬说：“我是招财童子。”主人听了很高兴，立即让弟弟吃了一顿米饭和肉，而彭德怀既没讨着也没吃着，最后饿昏了过去。
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彭德怀的这种性格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得到根本改变。他深知留守井冈山的任务有多么艰巨和危险，同时也知道红四军的难处——红四军全部人马也不过五六千人，到外围作战，集中兵力很重要，如果再分散留守井冈山，力量会更加单薄。
在彭德怀和军党代表滕代远的极力说服下，原先持有异议的人终于放弃了返回湘东的想法，同意承担守山重任。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的第三天，湘赣“会剿军”代总指挥何键便发觉了红军的分兵动向，他急忙调整部署，除派两路兵马对红四军展开“追剿”外，其余三路全都用于对井冈山实施“进剿”。
在此之前，红军已取得过一次保卫井冈山的胜利，这就是黄洋界保卫战。毛泽东还据此写出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黄洋界保卫战时，红四军用于留守井冈山的仅为一个营和特务连，作战时因兵力太少，连轻伤员和拿着梭镖的老百姓都上去了。有人认为，既然留那么少的人都能守住井冈山，彭德怀和红五军也应该有把握。
问题是，局势在不断变化。近代以来，特别是自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全国各地都处于武装割据状态。随着国民党实施“二次北伐”，虽然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蒋介石能够完全控制的地域，实际只有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是半控制，其他如两广、西南、西北、东北，都跟他老蒋没有多大关系。
黄洋界保卫战之前，“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尚未能集中精力对付红军。参与“会剿”井冈山的湘赣两省之间也向来是你防我我防你，湘军到江西，赣军到湖南，都属于受限制的越省行动，而井冈山正好处于湘赣边界，很容易就让两边变得束手束脚。“会剿”时，湘军和赣军事先既没有商量好，临阵也不互相配合，作战时只有湘军从湖南一个方向发动进攻，江西的赣军根本就没有露面。
这次不一样，蒋介石亲自协调，湘赣两军都出动了，据初步估计，仅直接进攻井冈山的部队就至少是留守部队的20倍。另外，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本身也有其特殊性，或者说偶然性。很多人都以为黄洋界保卫战打得如何如何，起码场面很激烈，但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打，红军连伤兵都没有。湘军倒不是没有大打的本钱，事实上，他们有两个团用于进攻黄洋界，而红四军扼守黄洋界的连一个营都不到，真要大打的话，黄洋界当时就守不住了。
红军最后之所以能够取胜，主要还是唱了一出“空城计”——湘军的通信联络技术较差，无法掌握红四军主力的准确动向，红军只是在黄洋界用一门刚修复好的迫击炮轰了一下，他们就误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由于害怕吃亏，连夜就班师撤走了。毛泽东讲“宵遁”，即是指黄洋界一战是敌人自己撤的兵，而不是被红军给直接打跑的。
到彭德怀留守，何键已经清楚地知道红四军并不在井冈山，这时候即便你想唱“空城计”都难了。
打推磨仗
何键三路“进剿”的哨口分别是黄洋界、八面山和白泥湖。因为山上兵力太少，彭德怀没法配置预备队，只好在一开始就把所有部队都拉上去，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置在防守阵地。
井冈山防线真正被击破，不是在黄洋界，而是在八面山。这一路敌军是硬冲上来的，在他们发起冲锋之前，守军的阵地工事就都被山炮给轰垮了。
黄洋界是红五军扼守的重点哨口，此处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见硬冲比较困难，敌军便让一个药农带路，沿着山门小路从黄洋界背后实施了包抄。
山头上的红军正在煮饭，就听到下面有好多脚步声，像是踩在冰上喀嚓喀嚓直响，后来才发现是敌人爬上来了。爬上来的敌人实在太多，根本就打不退，哨口很快就失陷了。
继八面山、黄洋界之后，白泥湖也被突破。为了避免全军覆灭，彭德怀只得下令突围。为了尽可能避开敌人的正面阻击，部队必须在悬崖峭壁，或者只有猎人和野兽出没的小道上攀行。
时值严寒，天下大雪，山上积雪尺许，加上又要作战，行军之艰难不言而喻。其间，彭德怀的战马在过独木桥时掉下了深沟，因为情况紧急，也没来得及将马牵上来。
失了马倒也罢了，主要是马背上还有干粮袋。所有突围官兵，谁身上带的干粮都不多，彭德怀便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因此接连饿了两天，一粒米都没有下肚。
很多年后，彭德怀遭到批判，失守井冈山的这段往事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说他是故意不要根据地。老彭的火药桶脾气顿时就被招惹了出来：“让他（指批判者）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呀！”
在井冈山，彭德怀忍饥挨饿，率部击破了敌人的三重包围圈，成功突围之后与红四军再次会合于瑞金。听他讲述完失守经过，毛泽东沉默良久，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让你们留守井冈山。
朱德说得好，台坍了不要紧，要紧的是搭起来再干。就在井冈山失守不久，外部局势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蒋介石与广西新桂系的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爆发了蒋桂战争，而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采取拥蒋反桂的策略，又使得蒋桂矛盾迅速扩大为湘桂矛盾。
一群人你拉我扯，都不再关心井冈山和红军，“会剿”于是匆匆结束，进攻井冈山的湘赣军也撤走了。眼看新的发展机遇已经到来，彭德怀决定东山再起，他不仅回师井冈山，而且还与湘东留守纵队会合，把湘赣、湘鄂赣、鄂东南等几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与一些毕业于知名军校的军人不同，彭德怀是行伍出身，文化水平较低，大致只相当于民国时的小学水准，后来入湖南讲武堂就读前，因为怕听不懂军事课程，还专门恶补了一下初中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说，彭德怀最初的军事素养并不是很高，指挥打仗主要还是靠个人悟性以及经验的不断积累。
彭德怀本身具备很好的战场感觉。在从井冈山突围途中，部队找到了一座大村庄休息。吃过晚饭之后，彭德怀提议立即出发，哪怕走出五里地再宿营也好。因为他觉得这个村庄离公路太近，附近渡口又有电话，敌人如果得知红军行踪，半夜就可以扑过来。
众人饥疲交困已达极点，哪里肯动身，都说第二天拂晓出发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连一向和彭德怀关系融洽，也基本不干预军事指挥的党代表滕代远都持反对意见，把老彭给气了个半死。
晚上彭德怀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于是干脆到各连察看，发现所有人都睡得很死，甚至哨兵都睡着了。
也幸亏他没睡。大概在深夜一点的时候，传来了子弹飞啸的声音，敌人果然来袭。正在外面溜达的彭德怀赶紧让号兵吹响紧急集合号，部队迅速在村外集合。虽然因仓促应战，部队受到不小损失，但终究还是没有被人家给连锅端掉。
战场感觉这东西可以说是天生的，也可以说是打仗打多了，积累出来的，因为打仗跟世间的其他技艺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可以熟能生巧。仗打多了，彭德怀不仅在指挥上越来越纯熟，而且还深入掌握了游击战的理念。
游击战的首个实践者，当属“红军之父”朱德。朱德出自滇军，他打游击最早是从云南土匪那里学来的。云南的土匪经常这里一伙，那里一伙，他们的队伍不能集中打，只能分散打，由此便产生了游击战。当时还没有游击战这个词，朱德根据军事术语，将之称为“分散动作”，也就是分散开来打的意思。
其实井冈山也有这样的例子。过去山上出过一个土匪，叫朱聋子，后来被北洋政府招安了。朱聋子有一句名言：“只要会打圈，不会打仗不要紧。”毛泽东说，朱聋子仅仅会打圈就能活下来，我们既会打圈，又会打仗，还怕什么？
游击战既可以具体化为简单的“打圈”，也可以抽象为一种高超的战略战术原则。后来毛泽东正式命名游击战时，就总结出“十六字诀”。按照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彭德怀在与敌军作战时，经常指挥大部队跟敌人兜圈子，趁对方一不留神就跳到其侧后，既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又让他们疲惫不堪，这时候部队再在运动中歼敌。国民党军称之为盘旋战术，红军则叫“打推磨仗”，实际上已将游击战进化为带有游击智慧的运动战。
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内，彭德怀靠“打推磨仗”，迅速将红五军扩展到5个纵队3000人的规模，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被卷入了一场扑朔迷离的“王袁事件”。
山大王
“王袁事件”的主角王佐原先当过裁缝，后来上井冈山做了土匪。袁文才是他的结拜兄弟，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同时也是王佐的灵魂式智囊。
王佐深谙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平时号称“打富济贫”，不仅从不侵扰井冈山的老百姓，高兴了还真的会“济贫”。比如他通过“打富”捞了许多光洋，这些光洋他根本花不完，有时下雪的时候就拿着光洋往雪地里抛。老百姓看见了便上来哄抢，王佐在一旁哈哈大笑。
时间一长，王佐在当地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红军刚上井冈山时，连向老百姓买个鸡蛋，人家都要问这事王佐知不知道、王佐同不同意。后来毛泽东对王佐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哇，我们战士买个鸡蛋都要通过你呀！”王佐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没……没有这个事……”
毛泽东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未上井冈山之前，就有人提出要用武力解决王佐，毛泽东说绝对不能这么干。他向大家解释，王佐是旧式的山大王，这种旧式的山大王多得很，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将他们完全消灭。红军要做的，不是消灭山大王，而是应该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除了“旧式山大王”的说法外，王佐也可以被视为群众领袖。中国当时许多地方都有群众领袖，例如陕西有刘志丹，赣东北有方志敏，在成为红军领导人之前，他们和王佐一样，在当地民间都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在毛泽东看来，群众领袖不管有多少缺点，只要群众听他的话，就要予以承认。后来到陕北，毛泽东二话不说，就把还关在牢里的刘志丹放了出来，这一举措对团结陕北的地方力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井冈山，毛泽东采取的是同一策略。他一上井冈山，就主动送枪给王佐和袁文才作为见面礼，并且声明：“我们来，不缴你们的枪，也不编你们的部队。以后你们放心守山，我们出去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