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总算来到一扇大门前。那苦力扯开嗓子，一阵大喊大叫，又举拳在大门上乱捶一气，门才开了。进了大门，是条青石走廊，走几步便是个院子，覆盖着皑皑白雪。原来这就是所谓的饭店，想起行前还专门发电报预定一个带浴室的房间，心里不禁苦笑。饭店的苦力带我上了几级台阶，到了院外，旋又进了一扇大敞的门，点上了灯。
这就是我的房间了。房门看来整晚都是敞着的，风吹进的雪，盖满了三分之一的地面。墙角有个铁炉子，却不见取暖的燃料。房间自然是不带浴室的。我用英语吩咐苦力送杯热咖啡或热茶来，他没反应，又改用华语说了，他听了，仍然只是摇头耸肩。我是彻底没辙了，只好踢掉鞋子，一头扎到冰冷的床上，身上的衣服一件未脱，连大衣都穿着。
山东的饥荒是实实在在的。数万身无分文的饥民拥进了济南，希望能找到一口吃的。外国教会、中国红十字会、救世军及好几个中方的机构已出面赈灾，给灾民每人每天一碗小米粥喝，好让他们活过这个冬天。
灾民的苦难是震撼人心的。难民营里的人普遍染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红热，比比皆是。许多人横死街头巷尾，尸体曝陈多日，也得不到掩埋。大部分灾民住在麦秸搭起的棚子里，两端透风。极少人有床睡，成千上万的难民都是直接睡在冻土上。而他们的住处，是没有任何下水设施的。
抵济南的当天，我就想下乡察看附近农村的情况。对我的想法，饭店的德国老板连连摇头，因为济南既无出租车，又没有其他车辆可供租用。后来，他突然依稀记起某个美国传教会有辆汽车，或许可以带我出游。于是，我让苦力传了张条子过去，没想到真的有了回音，说是可以。
中午时分，那位乐于助人的传教士果然来了。他开的是一辆福特旅行车，两边垂着软篷。风势仍强劲，气温在零下10度。除了传教士本人，车的前排坐着他的太太，后排坐着三个孩子。我只能跟三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挤在一起。我点了支烟，那位传教士太太马上仰起鼻子，对着风说：
“我相信，一个绅士是不会当着女士吸烟的。”
我跟着他们，在济南周边到处看，但所到之处，都不值得调查。我们先造访了两个村子，每到一处，传教士便把我留在车上，自己去拜访同伴。他们相互提醒要当心，然后享受热腾腾的茶或咖啡，我则孤单单地在寒风里独坐，抖个不停。完事后，我们又去访问了五个信教的中国家庭。回到生牛肉饭店时，天色已经黑了。
这时，传教士向我开口要钱了。“一共是二十块美金，”他说，“一小时才四美金，多合理啊。”
这么白跑一圈，就算他倒贴我四十美金，我都要喊上当受骗的。
根据我的调查，《纽约时报》最终没有出面组织向美国公众募捐数百万美元为山东的饥荒赈灾。山东的灾难，并非水灾、旱灾或蝗灾。山东的问题是人祸，是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巧取豪夺直接导致的。
这位军阀是个笑面强盗。他年轻时是个混迹码头的苦力，长得伟岸如山，个头几乎有七英尺，肌腱发达。他在他的“衙门”宴请我，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定做的西餐餐具，可供四十人同时进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内，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嘘道，全套餐具的价钱要五万五千美金。
我在《纽约时报》报道了他的盛宴、玻璃餐具和香槟，还报道了他在后宫藏娇四十人，其中既有中国姑娘，又有韩国、日本女人，还有两个法国少女。其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说，她是美国人。每当他为一己私利外出征战，他就把这群后宫女人赶进两节火车厢随行。在最近的一次出征前，他对三千万子民信誓旦旦道，若不能克敌制胜，便要躺在棺材里回来。
他果然惨遭败绩，但逃回来时，并没“躺”在那具金璧辉煌的楠木棺材里。棺材躺在一节平板车上，他则坐在棺材里，喝得微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我在发往《时报》的报道中指出，用美国钱来赈济山东的饥荒，无异于资助这个恶棍，为他的恐怖统治张目。我写道，若灾难不救，山东人民很可能就揭竿而起，将他赶走。至少，他们会欢迎国民革命军的到来，前提是后者能一路打到这里。
完成采访后，我返回北京，圣诞接踵而至。这次，我终于得到了纽约总部的肯定。他们给我来了一份电报，祝我节日快乐，并通知我，每周加薪十美元。
我相信自己已经成功，已经站稳了脚跟。我将在远东一直呆下去，有始有终。
驻天津美军的备战插曲
从新闻视角看，北京在1928年冬末至初春这段时间里，还算无事。即便如此，外国侨民仍常常接获警报，间或会造成骚动不安。坊间谣言纷纷扬扬，预测夏天将要发生的种种灾祸。
国民党人正在成功向北推进。1927年5月24日发生于南京的暴行，倒是没有重演，但时不时仍有谋杀、抢劫和暴力的个案发生。受节节胜利的鼓励，北伐大军气焰如虹，态度上依旧极端的排外。
1927年时，列强大多在北京持警戒态度，与对待上海的态度如出一辙。到1928年初，布防于北京、天津、秦皇岛的外国军队人数已达一万两千人，其中包括美、英、法、意的陆军及海军陆战队。日军也向驻天津部队增派了近一千人。
美国在天津派驻了一个海军陆战队旅，逾四千官兵，由史莫特莱·巴特勒准将统领。巴特勒那时声名正隆，因为他的部队装备精良，配备坦克和野战炮。更有甚者，他居然拥有自己的空军力量，飞机数量达二十架。这在驻华北的所有外军司令官中，是绝无仅有的。除了海军陆战队外，美国在天津还常年驻扎着第十五步兵团。在北京则有一支六百人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专职守卫美国使馆。
这么多外国军队驻扎在中国的土地上，却都是合法的。《庚子条约》规定，各缔约列强为保护北京与秦皇岛之间的铁路畅通，可自行酌情派兵把守。秦皇岛是华北唯一的深水港。而天津则坐落在海河旁，那条河狭窄淤塞，潮汐涨落太大，三千吨以上的船只便无法从大沽口驶进内河。所以秦皇岛的地位至关重要。
1900年义和团举事时，北京及驻京外交使团的海路被截断。他们被多国“救援惩罚”部队救出时，已被困了两个月。列强为此付出了生命与财产的代价。有鉴于此，决计采取断然措施，防止这种坐陷愁城的事件重演。
整个冬天及早春，每隔十天，我就要往返京津一次，以随时掌握美军防卫计划及紧急情况下从华北疏散美侨的安排。
由于形势严峻，巴特勒将军日夜生火，以防飞机、卡车及坦克的燃油冻结。部队几乎每日举行演习和调动，准备随时扑向北京作救援。将军对我说，接到使馆警报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起一支一千六百人的救援部队上路，开往古老的首都。京津两市之间的公路在陆战队工兵监督下，早已修整妥贴。简陋的桥梁经加固后，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所有飞机都日夜备战，接到命令后，五分钟即可升空。
北京的所有美侨都接获通知，要求到使馆登记。使馆命令他们一旦得到预设的信号，就必须躲往有高墙保护的使馆区。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内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约四十人，每人配一匹健硕的蒙古马。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暴力排外的情况，就飞骑前往散布全市各处的美国家庭，将陷入险境的同胞带回使馆区。
天津与北京的局势在冬季尤显危险，因为海河总是封冻，冰面会一直延伸到大沽口外的海面。因此，一旦外国人遭遇险情，轻型炮艇便无法逆流而上施救。救援部队只能北上秦皇岛登陆，然后通过铁路或步行将难民带到海边。
有些耸人听闻的谣言和报道，可能是北洋联盟散布的，用意自然是赢得条约列强的帮助，以抵挡国民党人。即便如此，考虑到南京、汉口和九江的前车之鉴，危险仍是活生生的。
毫无疑问，国民党人早已派出千百个政工人员、间谍和宣传分子潜入了华北。整个京津地区对北洋联盟怨声载道，对国民党人充满同情。这里遍布着极左政治及劳工的同情者，以及狂热排外的鼓动家。北京的外国人面对着实实在在的危险。要不是大众的仇恨压倒一切地指向日本人的话，美欧人士估计就要在劫难逃，巴特勒将军的海军陆战队旅也难逃一场恶战。
这年冬天及早春，我和史莫特莱·巴特勒常常见面。他和太太住在游客旅馆，我则频频拜访。后来，双方混得烂熟，我常一连数晚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又随他们回饭店的单间，坐在床上，听巴特勒将军连珠炮一般讲述他的经历，包括驻扎外国发生的故事、华盛顿的政坛秘闻以及费城的政治腐败。他当过费城的警察总监，曾试图铲除市政当局的贪污及黑白两道的勾结，却劳而无功。
真到不得已时，巴特勒自然会不惜在华北开战，以捍卫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但他喜欢中国人，也仰慕他们，便尽其全力，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人的反外国思潮，特别是反美思潮作斗争，以避免战火。他做得极其成功，示好的同时，避免了示弱或谄媚。他特地告诉中国人，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状态上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遭到卑鄙的暴力回报，部队必将全力出击。
遵循这一策略，他全面配合了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的所有活动及立场。在最紧张动荡的几个月里，两人经常在北京使馆碰头。他们一致认为，京津两地美国社区集中出现的问题容易解决，但散布在华北各地的零散传教士的问题，则会相当棘手。
南京暴行发生后，已有数百个传教士将家人送回了美国，另有数百个传教士举家撤往天津或北京，但仍有许多传教士拒绝离开传教点。他们已有许多同行被前进中的国民党人杀害，照理应该明白，留在孤立而危险的地方，很容易将美国政府拖进与中国人的敌对状态，但他们却固执己见。
想当烈士是种极不寻常的渴求，且各有各的原因。许多传教士拒绝避往安全地点，并公开声明不需本国政府保护，却不知，政府则无法报以同样的声明说：“某某人自寻死路，我们只好由他去了。”
巴特勒将军的亲善活动收效颇丰，却带来一些尴尬。天津及其他地方的官府大张旗鼓授予他万民伞、勋章和锦旗，很是荣耀。但问题是，这些官府都属于北洋政府，将来国民党人一到，恐怕因此而对巴特勒产生敌视与不信任。
尽管狂热爱国的中国人对华北的外国驻军恨之入骨，但京津一带的中国商人对此却颇感高兴，对军饷丰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尤其欢迎。
商业因驻军而繁荣起来。该美军旅的大部分食品都在华北就地采购，军营和仓库都向中国的房东租用，每个美军官兵都尽情花钱。全新的戏院、卡巴乐（可唱歌跳舞的餐厅或酒吧，译者）、饭店、舞厅、保龄球馆、酒吧、台球房及地下赌场遍地盛开，家家都生意兴隆。海军陆战队的华丽军服成了天津街头的主要风景，处处都是他们的深蓝上装、浅蓝裤子、白军帽和白色的阔武装带。
数百名靓丽的白俄姑娘从北满洲的哈尔滨南下，投身于舞女、餐厅女侍、情妇和妓女等行当，却远远供不应求。天津当时人口约为一百万，它见证了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驻以来最热闹和兴奋的一年。
当然，海军陆战队员也不只是疯玩。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辛苦干活。天津的夏天是酷热的，令人窒息，冬天则风大而奇寒，平均每年有三个月可以滑冰。军纪是极其严明的，警戒与备战从不弛懈。此外，美军还沿着美租界精心修建了复杂的壕沟及工事群，在租界外围形成保护。而这些工事，是中国的苦力无法胜任的。
巴特勒对自己的要求比对手下更严，因此受到全旅官兵的极大爱戴。他不信神，思维敏捷，言语粗暴，滴酒不沾。他手下官兵都认为，此人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1927年圣诞时，有个仓库着了大火，巴特勒亲自与轮班上阵的陆战队员一起灭火，在街头苦战二十四小时。尽管天气奇寒，他却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当他们经过离烈焰不远的弹药库时，尽管极度危险，他却走在最前面，而且和大家一起赞美上帝，诅咒自然。
这年冬天，我头一次有机会同时以个别的方式和整体的方式去认识美国大兵。自那时起，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决不在感恩节、圣诞节或新年受人邀请。在中国期间，我的这一习惯是从未打破的。我总是请来满满一桌的海军陆战队员，和他们一起吃过节饭。我立下的规矩是，只请陌生人吃饭，并通过美军情报部找人。我对负责军官提出的要求是，来的人必须是没有其他人请的，不可过于客套，不在意陪我喝鸡尾酒或海波酒（掺苏打的威士忌或白兰地——译者），又不会兴奋过头，砸坏家具。
这些派对给我带来的友谊，许多持续至今日。还有许多段友谊，则因日本人在巴丹的枪炮而不幸终止。著名的美军第四团原本常驻上海，后撤往马尼拉。至菲律宾的巴丹（菲律宾的一个省，位于吕宋岛——译者）时，陷入日军圈套，一直奋战到最后一刻。
天津危机一过，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及其他部队便告撤离。天津顿时泄了气，一片愁云惨雾。我特地从北京赶去与部队告别。该旅走后第二天，天津的中华商会来了五个代表要见我，让我颇感意外。他们带来两只沉甸甸的大箱子，原来是想请我帮他们收账。据他们说，好些陆战队员人走了，欠下的卡巴乐账和酒账却没结清。
他们把箱子打开，里面全是欠条，加在一起，超过一万一千元美金，但都是按中国大洋算的。
我随手拿起一叠，见上面写着：“十张舞票，一元。”“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六角。”“四杯啤酒，四角。”
我迅速翻阅着欠条，看下面的签字——其中许多用不同笔迹写着：“赫伯特·胡佛”（时任美国商业部长，后任美总统——译者）、“考尔文·库立奇”（时任美国总统——译者）、“史莫特莱·巴特勒”（该旅旅长——译者）。另有一些写道：“乔治·华盛顿”（美国首任总统——译者）、“卡丽·南馨”（美国反对酗酒的极端宗教人士——译者），甚至还有“众议员佛尔斯特德”（美国主张禁酒的众议员——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