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毋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藉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著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浸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囗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划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划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一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即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