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别纪念

★陈虻：“风清扬”仍响彻

“我已经很老了，老到记不得很多事情，但是对于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我却始终难以忘怀。一个多事之秋，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们，被卷进了一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变革。”

——《分家在十月》开头，白发苍苍的“陈虻诺夫”回忆

一、车轮

如果有一天，我也附庸风雅，拍一部片子讲述我和评论部的故事，在开头，我肯定会用的一个画面符号，是车轮。

第一个车轮，闪回到1997年香港回归直播现场，英国的车轮，叠化一个高二女生的演讲的画面。

那个15岁女孩演讲的题目是“《东方时空》主持人的魅力”，她背诵了白岩松“渴望年老”的句子，然后引用了白岩松直播香港回归的串场：“英国总督的汽车在工作的地方来回绕行了好几圈，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停下”。然后她故作深沉地总结道：她最爱的《东方时空》是新闻界良心底线的维护者。

那时，她离评论部千里之外，却依稀有能量流通。

第二个车轮，穿越到2004年10月26日下午，她已经是研二，到了北京。

一辆白色雅阁载着实习生的她，从央视老台东门出发，沿着羊坊店西路，穿越羊肠胡同，东拐西拐，到了一个没挂牌子、一点也不气派的院子。

驾驶者是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他刚看了她自荐的简历，还有单独制作的小册子，《我和新闻评论部》的日子，她彩印了那个《东方时空》的“眼睛”标志，旁边批注着她对这个新闻圣地的11年精神寻踪历程。（注：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

陈虻一定觉得可笑，但还是和颜悦色：“你今年22岁，我44岁，是你的两倍，年青多好啊。”

他推荐她实习的栏目是《社会记录》，他说“那里有一群英气逼人的年轻人”。

他载她要去的是南院，新闻评论部的驻地。他的车座很家常、很有生活气息，车座上躺着的乒乓球拍，他说是他和儿子的。

十多分钟的路程上，气息通透，对话多围绕柴静。她虔诚表达着，感谢他介绍实习，感谢他如此慧眼，把柴静从湖南台《新青年》挖掘到评论部。

顺便说一句，柴静是她当时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

就这样，陈虻的车轮，还有那个“前香港总督的车轮”的伏笔，把时任实习生的我“载”入了南院。

多年后，南院的我，常神化这个标志性场景，甚至赋予宗教仪式般可歌可泣的联想。

我的这种心态被作家王开岭一眼看穿：“陈虻，大伙以曾与你近在咫尺，受你精神侵略之深为骄傲，为炫耀的资本，甚至把挨骂都当成荣誉。一句话，大伙争着占有你、分享你。你是大伙的营养品、战利品。”

而车轮的运用，套用陈虻语录，是视觉词汇，“视觉词汇更多的是一种创造，来体现你对事物的一种表达。”

人是需要一些符号来飘扬精神旗帜的。对陈虻而言，他的符号有长发、闪亮理念、意外流传的陈虻语录。

而对于南院，陈虻就是精神符号，一面无形却色彩鲜明的旗帜。

而对于电视界，陈虻，这个《东方时空》、《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创始人，名字没有主持人响亮，却是一个心领神会的暗号，一个衡量水准、审美、默契的接头暗号。

“我已经很老了，老到记不得很多事情，但是对于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我却始终难以忘怀。那是2000年的10月，一个多事之秋，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们，被卷进了一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变革。”

这是《分家在十月》的开头，白发苍苍的“陈虻诺夫”的回忆。

2003年，网上热传这部新闻评论部年会恶搞片，戏谑评论部分家恩怨，从单位领导到国嘴主持们，都被改头换面为邪恶分子。

片子最后一个画面，回忆完的“陈虻诺夫”，头突然歪倒，眼镜跌到地上。

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预言。

片中的斯基、娃们，大多青云直上。而真实版陈虻，47岁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2008年12月23日凌晨，因胃癌，走了。

此时，新闻评论部正面临着一场部门重组的动荡。

二、送别

2008年12月23日晚，南院机房一楼，10平方米大的办公室，被紧急布置成灵堂。

乒乓球拍、七星烟、胃药、记者名片、获奖证书、照片里生动的笑容，都缭绕着他的气息。环绕小小的办公室，白的、黄的花越聚越多，有花丛托着两行小字：“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低低萦鸣的音乐，是小娟哼唱版的《天空之城》。

那几天，我一直在机房编年终节目《我们的2008》，在那间丢了主人的办公室门前穿来穿去，看一批批黑衣白衣人赶来，越围越多，多是我仰慕的电视前辈，他们眼睛红红，甚至失声痛哭。

留言册上，“天妒英才”、“一辈子感谢”等等，他们的字写得大大的，颤抖而有劲。

那几天，我在机房迷路了，泪腺也失控了，迷离着，眩晕着就迈进那“灵堂”了，一天要撞进去无数次。

我反复端详着这间办公室，2004年，他载我到南院的第一站，就是这里。

新闻评论部主任级领导办公都在台里办公，唯独他一人，把办公室搬到南院，完全成为南院的一员。

斯人已逝，桌上的乒乓球拍，是他载我的车上的那副吗？七星烟，审片时我帮他买过，几点几的，10块钱。胃药，也见过他草草塞口，因为他审片时常错过吃饭时间，几块饼干就打发了自己的胃。

2008年12月23日，我给朋友们群发短信，“今天是我今年最悲哀的日子”。那几天，甚至于，我“被外星人劫持”的噩梦连连，同事西厢说“你的情绪很高档”。

去八宝山，参加他的追悼会，几百米的送行队伍。告别室的大门上写着一副对子：上联颂其“君子文人”，下联颂其“两袖清风”。

哀伤环绕，但是没有哀乐，音乐放的是《朋友》，这个英气浩荡，激情飞扬的男子，他大概希望，战友们微笑着送别。

轮到我走到跟前，早已模糊的视网膜，阻挡了我最后一面的注视。隐约间，一个满堂堂的传奇人物被抽空，蜡像般抽象膀肿，雕像式规矩寂静。

陈虻的妻子，高挑白皙的女子，憔悴又单薄，手微凉，握我手的时候却非常有力，声音笃定：“谢谢你来看他。”

与数百人握手感谢，我很担心她这一天，再次透支连日里已消耗殆尽的力气。但又安慰自己，一定有陈虻在天堂给妻子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委托她传递给我们，让我们不要悲伤。

范铭说，盯着那个躺着的人看了半天，心里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莫名的释然，因为他长得非常不像你，我于是判定他根本不是你。

陈晓卿说，人死后嘴里要塞上棉花，让脸颊鼓起来，脸上还要涂防腐的明亮的液体，可能还要打腮红。我更确定了，那个人并不是你。你遗弃了这个皮囊，一定找到了更好的去处。

陈虻追悼会上的小白花，我一直保存至今。

炽热的人生，炽烈的死亡，中药西药无解。栏目的细胞分裂，体制的脉络郁结，一场病被无数人隐喻。

部门的内部杂志，出了陈虻纪念特刊。有人写道：“那种理想主义者啸聚挥帜的精神风光，将不复存在。”

白岩松撰文：他是一个必须永远接地气的人，永远得在生活中，和兄弟们在一起，有想法第二天就变现……我们都错了，我们一起毁掉了一个时代，而我们又都没错，陈虻在痛苦中解脱了。

柴静写了《陈虻不死》：他和这个世界的诸多冲突，并非因为他尖刻或者狭隘，只是因为真与伪是大敌。他的丧失，我们将要用漫长的时间来体会。

三、陈虻审片

这个人，究竟有什么神奇？难道是“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作怪，一场集体崇拜癔症？

若论南院著名景观，一定有一景，叫做“陈虻审片”。

如果某个机房，围起了人墙，人群中央，一头飘逸的长发，一副蓝牙耳机，一通犀利的眼神，侃侃而谈的就是他。他审慎又认真地品评每一部片子，“长发随着节奏渐渐下滑，遮住眼睛，猛地向后一甩，长发复位，如此反复”。

他审片时，很多人的经历是，被陈虻骂到南院中间号啕大哭，被揶揄：“看你怎么穿衣服，就知道怎么编片子。”一次审完片子，陈虻突然问另外一位编导：“你多大了？”这位编导不知何意，略迟疑，“二十五。”他说，“嗯，改行还来得及。”这位编导脸“刷”地红了。

奇怪的是，这些人，不但不愠怒，反而感恩戴德，崇拜不减。他审片的只言片语，被视为“窖藏”。我和他们也一样。

他是性情中人，他审片时，也会为某个片中情境感动得哭，甚至犒赏有加。我亲眼目睹他审《社会记录》一期叫“姐姐”的节目（讲一个研究生多年后受良心折磨，公开寻找多年前失踪的姐姐），陈虻赞叹编导银建章说，“小伙子，你要是今后能保持这期节目的水平，我推荐你当《新闻会客厅》的主持人。”

我对他审片的感受是，他还有点“人来疯”，人来得越多，他说的越多，越有激情，眉飞色舞甚至手舞足蹈。在这样的螺旋效应循环下，常有人打听：“陈虻几点审片？”

我还有同事用戏谑调侃的方式记录着“陈虻审片”。

原《社会记录》主编余红苗形容：“一旦周围的人多了，主任就会才思喷涌，那个被审片的编导就变成了一只 ‘老母鸡’，被杀鸡骇猴，周边的其他小毛猴一旦毛骨悚然了，主任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被审者听得如雷贯耳，连做坚定的点头状，他才能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但要碰上我这样不识趣的就比较劳心费力了。我决不点头，他就落了点心病，不踏实地离开了。最后终于还是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对我和颜悦色一番。我心领神会地连做坚定式的点头状，他终于安闲自在地让我离开。”

总之，“陈虻审片”本身，也是一项浩大的研究工程。

柴静把他的审片魅力形容为：“别人往往要靠对事物的比方，暗示来达到接近事物的本质，但陈虻从来不绕，他就是穿过去。听他说片子，他说的东西，都是大白话，别人不会听不懂想不到，但听他说，就是真痛快。”

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徐泓，在《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文章中则如此总结：“陈虻说话，带着语录体的味道。他擅长归纳与分析，有哲理性的思辨色彩，逻辑非常清晰，纲举目张，便于记忆与传播，因此很快就流传出若干条。”

有意思的是，陈虻有时审片，和下属聊天时，自己也会半开玩笑地说，这是陈虻语录第8条、陈虻语录第13条云云。

“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发生，都永远是我们拍摄的机会，而不是我们拍摄的障碍。”

“如果你觉得前期费心，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编导；如果你觉得后期费心，你能够成为一个好职员；如果前期不费心，后期也不费心，你就该被开了；如果你前期也费心，后期也费心，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

很多次我工作没思路时，都习惯用他的语录来冥想，来顿悟。

他的语录，如甘霖，如雨露，满蘸智慧。受此辐射，并禅悟铭记一辈子的人，太多太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能量太多，如他，多到可以分给很多人，我也曾幸运地分得一杯羹，这杯羹，现在还在滋养我。

那些年，他是我们《社会记录》的审片领导。2007年7月，我的一些日记中，还记着被他审片时的惊喜与惶恐：

“上次审我的片子他却大大发了火。我哆嗦在一边，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我那期节目就像一个饺子，光让观众尝皮儿，却没尝馅儿。他的这次批评在我脑中 ‘阴魂不散’，不是委屈，而是真的不想让他小看了我。”

“今天陈虻主任审我的片，期待已久，之前我在梦中都设计了N种可能性，我在旁边想偷窥他眼神，但怕这余光被眼明手快的他收入法眼，只好作罢。”

他对我说，“笔墨很分散，别以为你二十多岁，就可以降低认识标准，你代表的是国家舆论部门发言，看在节目基调积极向上的份上，准予播出。”

这期节目内容是上海一家大医院的医生，为了纪念疑因医患关系而被刺杀的同事，自拍MV电影，讲述他们是医患关系的受害者。审片时，陈虻认为，节目中大量医生的讲述，给人感觉一味同情医生，没有刻画医患关系的复杂性。做一个节目，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而要弄清楚事实，通过揭示事实的真相来对事实做出判断。

那时在《社会记录》，作为刚毕业留下的编导，还携带稚气的节目，能直接获得陈虻的言传身教，如雪中莲般珍贵。而我绝未料到，那时他的生命时日已经局促，对我新闻生涯最大的馈赠是，他给过我最慷慨的表扬，和最严厉的批评，一正一反，振聋发聩，给我树一个标尺，终身受用。

我那期被他极力赞扬的节目叫《梦想照进现实》，讲一个急于出名的天津男孩冒充丑男给报纸写信要整容，媒体拆穿真相的报道反而真让他大大出名了，整容医院还给他免费整容。

陈虻说片子的结构精巧（他还把稿子专门拿走说要研究），他甚至夸赞，那期采访是当时《社会记录》节目中最好的，这是我在南院听到的最高评价。

那期采访也许是歪打正着，采访实战中我常感到捉襟见肘，也会闹“脑残”的笑话，但是想到自己曾经有过一次被陈虻“过誉”的采访，我就越挫越勇。

而我那期让他满脸愠色的节目，叫《孤独的花朵》，讲洛阳一个前卫家长，让女儿特立独行，不按老师要求写作业和补习，女儿被同学老师孤立写信要自杀。陈虻认为，这个节目太封闭，没有放在中国教育的制度下去研究。

他给我说自己儿子小天阳的经历。

他儿子学习不好，老师总告状。陈虻说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无关紧要，不是儿子不开窍，儿子冰球打得特棒。（注：陈虻去世后，同事们为他儿子捐款并设立成长基金。李伦老师2011年在微博记录，小天阳写父亲陈虻的作文获得了“春蕾”杯作文大赛奖项。）

结合这期节目，他对我说，一个栏目，一个记者，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第一个就是人性的坐标，第二个坐标是当我们从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角度，呈现这种人性与人的行为时，寻找他与社会发展、社会变革是什么关系。

为了“坐标系理念”更形象，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都见识过他拿烟盒当道具。

“这是一盒烟，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的人肺癌的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那哥们给你写出来：这个设计装潢的色彩、标志的个性创意。烟给褚时建，说您是生产烟草的，您给我写三千字，他也毫不犹豫地说，你等着吧，他告诉你这是烤烟型，它的烟丝产地在哪儿，它的加工工艺是怎么样的，更高一级别的烟丝是怎么过滤的，成本是多少。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还有烟草走私对经济的影响。”

陈虻把媒体人的知识背景和思考角度称为“坐标系”。

“把烟给那几个行业的人，他们都知道写什么，但是给记者的时候，你会问让我写什么呀，也就是说记者在面对一些事物时没有一个知识背景，没有自己的思考角度。”

在整理陈虻的遗物时，李伦老师发现了陈虻2006年个人总结草稿：“一次次来往于机房和办公室之间，坐在屏幕前，或疲惫或兴奋地指手画脚。这就是我一年来，从未请过假，天天到岗，度过的日子，平凡但却时刻要谨慎小心的日子。”

这几句平实的话，出自同事们仰望的风光才子领导，有点断裂感，又欣然，又心酸。

四、话语空间

“话语空间”，这是陈虻在弥留之际说的四个字，2008年12月23日凌晨，在病床边，在昏迷与清醒的挣扎中，他对最挚爱的兄弟李伦说。

多年后，我依然能从这四个字中，读解他内心深处的隐忍、痛楚、欲说还休。

其中的一种痛楚，我深深理解。他是《社会记录》、《纪事》的一手创办者和分管领导。2007年，风云突变，我所在的《社会记录》被撤销，《纪事》也有两个栏目合并为《百姓故事》，也就是在那个消息传来不久，他确诊为胃癌。

我不做任何附会的联想，只是从我捡拾到的碎片信息里，努力体味着他那时的心情。

赵微老师在《忆陈虻》中写：“最后一次业务探讨是在部门调整后，他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准备搬到北信，我们谈到《社会记录》，认为这个栏目很有品位，可惜了。他还想找谁说说，看能不能保留下来？我劝他，人还在，还能做成另外的好节目呢。他点头，但是神情有些黯然。”

有一幕，也许只会发生在他那样的“领导”身上。

2007年夏天，单位开始清理没编制的“黑工”，正是不少同事卷铺盖回家的时候。陈虻惆怅地站在食堂门口，每见到一张年轻的面孔，都要问，你被清退走了吗？他是那么真心地焦急，他想保护每一棵成长中的小树苗，却回天乏力。

所以，他才会不厌其烦，不吝惜时间，做些“浪费时间”的事情，比如他专门在《社会记录》开讲座，给我们这些新编导“电视扫盲”，讲画面镜头语法。

他问我们，“如果我跟你说，景别再大一点，是什么意思？”结果把现场的人考住了。那天，他像啄木鸟一样，把我们脑中很多腐朽错误的虫子都叼出来，再重输新血液。

我留着他那次讲座的文字记录，他说：“电影语言语法就是这么厚一本书，今天下午咱们就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学完了，我也很乐意跟大家把这个捋一捋，顺一顺。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我原来在《生活空间》做制片人的时候，我就老说不要在 ‘的地得’上犯错误，作为电视工作者，你的基本镜头组接，电影语言语法如果都是似是而非，就不职业了。”

还有一次他在《社会记录》开讲座，用猫吃辣椒的故事讲传播技巧：“把猫嘴撬开塞辣椒，猫会反抗。不如直接把辣椒涂猫屁股上，它觉得火辣辣，就拼命舔，还有成就感。”

这次讲座，他还是用问题先考我们，“你们做片子，感觉前期费劲儿，还是后期费劲儿？”

“如果你觉得前期费心，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编导。如果你觉得后期费心，你能够成为一个好职员，至少你负责任。如果你喜欢前期，觉得前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努力的话，说明你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你的方向会更加有效。如果所有的智力投入，想法都需要在后期才能想到，才能去弥补实现设计，那么你的片子基本上就已经废了。”

当时听讲座的我，坐在他左边45度的角落，还被这段话弄得云里雾里，偷偷瞄大家，大多数人也是表情困惑。后来，我总结自己多次失败的拍片经验，很多都是因为前期思考不足，盲目拍摄，后期再手忙脚乱也挽救不回来，才深深领会他那段话。

他的很多话，是要细细品味的。有个同事，拍的第一个片子是红螺寺里一个看庙的小伙子，编导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拍，陈虻就出招：你就把这个看庙的小伙子当成你的男朋友，作为女人你观察他什么你就拍什么，想问他什么你就问什么。

而除了这些“术”，真正让他在学术界名声赫赫的，是他对于电视改革“道”的思索。

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体制内有影响力的媒体，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变迁中，自身的改革何去何从？陈虻说，新闻频道要改变的是，组织生产的方式、频道和受众的关系、“什么是新闻”的观念。

别人爱拿“体制禁锢”、“新闻禁区”说事，他却认为，新闻的改革不可能是领导告诉：“同志们，禁区开放了。”永远没有这种时候。干新闻干一辈子的人会有体会，新闻的改革永远是撞击反射，不是别人给你东西，而是你做出东西，让人认可。要由新闻的从业人员自己去寻找新闻的突破。

他一针见血：“什么叫好片子？就是那些领导在家愿意看，开会不愿意表扬，同时又找不到理由枪毙的片子。”

然而，业务上的精明，转换不成世俗的市侩；改革的策略，转化不成原则的妥协。所以他的凛冽，他的大义，更显纯粹与晶透。

正如白岩松感慨的：“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不适合，陈虻属于后者。他是一个天生的制片人，干一辈子才痛快。他的离开提醒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释放，该拍桌子拍桌子，该摔瓶子摔瓶子。人要没有释放，在这个环境中，憋死你的事太多了！”

作家王开岭怀念陈虻：“他的起落，他的舒畅和压抑，他的轻盈和重负，他的弧度和笔直，都代表了这个时代一群人的‘命’和 ‘运’。他像个标本，像块碑，承载的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组肖像。”

回到那时，陈虻的病房，收不到新闻频道，他看不到被分裂整合的新节目，不用为此焦心。如果有上帝，这一定是仁慈善良的安排。

他在病房，坚强又俏皮，边自嘲边治疗。据我的同事回忆，陈虻称化疗为“现代化大兵团外围攻坚战”，手术是“总攻歼灭战”，术后放疗恢复是“顽敌流寇清扫战”。

在同事面前他不喜欢没有精神，精神好的时候还能开自己的玩笑。尽管为了做化疗剃去了一头飘逸的长发，他依然在病床上戴上墨镜问“这样子像不像王海？”由于用了太多吗啡，他说“等病好了还得进戒毒所”。

他以“干纪录片的”名义，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在病床上留下许多影像：“知道你们来我得梳妆打扮一下，十天洗了两次头，我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一天一张，这是第一天照片，一天比一天好，其实人的身体每天都在跟你说话，都在告诉你它需要什么，只是我们不注意倾听，其实我这次大出血之前，身体告诉我了，我心脏老不舒服，心绞痛，拽着疼，弄不清哪儿疼，然后就老觉得没空来检查，实际上之前已经有预兆了。”

我和西厢等四人去看他，北京西郊，天寿陵园。

他的墓碑上刻着：“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如闪电之耀亮，如夏花之绚烂，永远珍爱你……”

那天，阳光温煦，我们四个人，各捧一盆花，颜色各异，说好要开开心心看望师长。不争气的是，看到他的墓碑第一眼，或者说那一刹那，我就泪如泉涌了，不是“潸然”，而是“喜极而泣”，西厢也惊叹地啊了一声：“夏花？”

西厢也知道，我那几年的博客名字，一直是“夏花的学问”，他墓碑上写着的“如夏花之绚烂”，尽管只是巧合，但我执意理解为，这是他在对我轻诉和鼓励，要生如夏花。

这是一个多么静谧清澈的墓园，花束上的蜜蜂如精灵耳语。

有林妹妹陈晓旭婉约的雕像；有人在为逝者播放音乐“青藏高原”；还有人为故人填词“寒夜泪流绝”。

在墓园，见证的是生死相通之震颤。若不是偶尔有业务员高价推销声，嗡嗡地频率干扰，墓园各种情未了的电波交流，会更加清晰嘹亮。

在他的墓园，我和西厢探讨那部叫《家园》的墓园纪录片，争论灵魂不死的话题。

西厢说，我们索性在这里当个墓地管理员，和陈虻一起，在这里，面朝青山，看春暖花开。

五、出发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就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有一天，我的爱人安慰我时，竟也冒出了这句话。我一惊，非媒体领域的他，在我的耳濡目染下，也把陈虻的这句名言当成口头禅了。

多年后，大家仍念叨着他的这句名言，我也念叨着，并试图回到他的生活原点。

我极力向大家求证着，他在评论部亮相时的英姿。

1993年7月14日上午，32岁的陈虻走进一间简陋的办公室。“白色的圆领T恤、浅米色的西装长裤。小平头，儒雅、俊秀”。他被介绍给大家：这是《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

我翻看着陈虻生前的影像，他竟然，他竟然搂着采访对象的肩，举着那时的长话筒凑到人家嘴边，像哥们一样，天真得像个孩子。

余伟利描写过他的一个细节，当年有台领导开会指出，有些编导记者制片人留着长发，衣冠不太符合电视人的风范。

很快，陈就剃了光头。陈的光头是离经叛道的反抗？是特立独行的抗议？在我的理解中，是，但又不全是。

生活中，他常被同事们亲昵地恶搞，和他没大没小，他都乐呵呵接受。而对他的嘲弄有多猛烈，其实也在丈量上下级的心有多靠近。

2004年我们《社会记录》的年会，陈虻被戏谑为“绿色恐怖分子”。大师级编导金辉配着罗大佑那首“绿色恐怖分子”的歌曲，剪辑出MV《毙片之歌》。

MV片中，陈虻被我们“污名”化，他对屏幕美女垂涎，爱审片抠鼻子，爱凶狠毙片，歌词说“假借绿色和平变色恐怖分子，南院的水莲枪击骗子”。还有“你为我们作了和平天使，见证民主自由的无知，让你挡子弹真不好意思，原来我们统统是白痴。”

2006年新闻评论部的年会上，我最难忘的一个恶搞环节，就是部主任各自打扮得奇形怪状给大家拜年。陈虻被设计的形象是，扎着朝天小辫，扮成一个“日本浪人”，里三层外三层裹着一件日本和服，被押解上台。

上台后，陈虻第一句话是“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日本鬼子怎么上厕所，今天我才明白，他们……根本不上厕所！”众人笑爆。

那年，部门领导要选出一位该年度最辛苦的主持人，并背着他绕场跑一圈。陈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阿丘。阿丘纪念文章里描述当时的情景：“在他的背上，我霎时高大起来，我甚至看清楚了礼堂最后一排同事的表情，这样的视野，是我一生最自豪的高瞻远瞩。”

懂得感谢的人，更能赢得尊敬。2007年陈虻住院时，刘爱民从青藏铁路采访回来给他带了一盒“冬虫夏草”。此后陈多次见刘说，效果如何之好。

其实，送药品补品的人很多，一小盒药不可能有多大作用，但陈记得每一个关心过他的朋友。

懂得学习的人，更能推陈出新。

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徐泓，在《陈虻，我们听你讲》中讲了一段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哈工大的精密仪器系毕业后，陈虻自我运作了此生唯一的一次跳槽：从航天工业部团委调到中央电视台。栏目组的头三年，陈虻没有具体分工，就是“打杂”，主要任务是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他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他就负责跑邮局寄钱。但他不忘学艺，给摄像师扛机器。陈虻说：“趁卸架子的工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画比画。后来还渐渐试着给摄像出点主意，给导演提点结构上的建议。”

关海鹰师长回忆，在《观察思考》节目时期，有一次和陈虻传阅故事片《美国往事》，其中那个电话铃声的应用，非常耐人寻味，不久就在他的节目中看到了类似的手法。

那时，陈虻是《观察思考》栏目最年轻的记者。有一个压了半年多，媒体当正面宣传的选题，陈虻接手以后，发现了新端倪，他调整思路，报道了这期《迟发的报道》，获得了当年中国电视节目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我找到了陈虻对这期节目的思考：“当时报道说，几名厂长因为辞退一名工人不成而集体辞职，我们想一个问题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所以没有及时下结论，而是找到了矛盾的几个方面，包括劳动仲裁委员会，还有女工家里。经过深入采访我们发现，没有报道出来的一些事实的细节，恰恰是非常关键的，恰恰是通过这些细节，能够得到相反的结论。”

陈虻说过：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激情能让别人感到你是不可阻挡的时候，就会为你的成功让路！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很多东西。

他2000年在三亚的激情，让他设计的24小时直播节目《相逢2000年》，被BBC世界联合体选录播出。

他在海边日出设计的创意，充满诗意，太阳升起，生命复苏，用万物生命，超越国家民族地域的生命。“我们设计了一个舞蹈，想象中是希望让它做到，当太阳升起以后生命的复苏，表达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太阳也是舞蹈的参与者，甚至太阳也是舞者，它本身升起的动作就是它的舞蹈。”

这些年，每当困顿迷惑时，我的心灵良药，是同事邓蕾做的那盘陈虻纪念光碟。

光碟结尾，陈虻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很晚很晚，夜里一两点钟，我在街边想找点吃的，走了很远的路，找到一个卖卤煮火烧的，一碗一块五，他等了很长时间才能挣到这一块多钱。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非常简单，我就不能看着别人的孩子有巧克力，我家孩子没巧克力吃。我听完这个话，特别感动，我觉得他们活得比我真实，比我充实。我觉得他很美。”

六、“风清扬”犹在

其实，陈虻没走远。

和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风清扬一样，陈虻是“大隐隐于市”。

青袍老者风清扬，名头在江湖很响亮，“华山派剑宗前辈、独孤九剑传人”，就连刚愎自用的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也公开宣称，自己最佩服的三个半人之中，就有风清扬。

人们都以为他作古，他就归隐在江湖。他匿居在华山，遇见思过崖上“思过”的令狐冲，看他颇具慧根，传授令狐冲“独孤九剑”。

“一切须当顺其自然。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倘若串不成一起，也就罢了，总之不可有半点勉强。”风清扬传授的不是“术”，而是“道”，是能参透人生的哲学。

他说，剑招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用剑招的最高境界是从有招到无招。教完“独孤九剑”后，他却要令狐冲尽数忘却，只存其意。

大道无术，万法归心。

就如陈虻传授给我们的：“我在审节目的时候，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修改的欲望。找到修改的路径，那么你想改的就不仅是片子，而是要改思维方法、判断体系。我的意见不是铁锹，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是馒头，你吃下去，吃下去浑身是劲。我说的不是教条，它是你思想的起点，不是你思想的限制。”

所谓行云流水，任意所至。陈虻没走远，他注视着你，诉说着“语录”。我们被他的目光和气场紧紧包围，没有失去。

这个电视和官场双重压力重负下的中年男人，不过是摈弃了尘世间的功利成败，散脱了与心性悖逆的框架，在清风涧、流水处，寻求韵趣高奇。

如风一般清逸、飞扬。

如今陕西的华山，旅游部门“考证”，金庸书中写的思过崖，就是南天门后长空栈道通往的“全真崖”，崖壁西侧有一个小小的石洞，就是“风清扬传授令狐冲武功”的地方。

我一直在想这一幕：有一天，我来到华山那空谷幽兰处，迎面走来一个老者，飘逸的长发，两鬓斑白，精神矍铄，定睛一看，果真是他的眉眼。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