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颁发尊严

王开岭

那天，遇一条微博，标题是《传媒史上的今天》，文曰：“《焦点访谈》创办于1994年4月1日，是以深度报道为特色的述评性栏目，也是当时央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考察，并与央视负责人及《焦点访谈》编辑记者进行了座谈，且破例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文字下方配了图：朱镕基伏案挥毫，一群年轻人围着，身体挤得有点紧，目光追着总理那支笔。

转发很少，与其信息分量不太相称。我浏览了一下评论，有人叹：那会儿的白岩松多年轻，竟有点儿青涩。

是啊，多年轻！我心底也涌出这仨字。

如今，老白已成熟得金黄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有成熟的价值观，更可贵的，他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和体制寻找接口、组织有效对话上，他尽力了。他的语言很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有时已脱了 ‘衣’，基本裸了。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建设的诚意、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的话，体制和被批评者都能听进去。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等我们走出很远，回过头，会清楚这种角色的意义，会把一部分掌声给他。”

白岩松，也是白岩松们。

那天，遇一条微博，我的朋友、《看见》制片人李伦，转了北大徐泓老师的《陈虻，我们听你讲》摘录：“我很感谢我的职业，因为传媒的作用使我们个人的努力被放大了，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认为当别人赞美你的时候千万别拿自己当人，当想到你的工作成果有上亿人在观看的时候，千万别拿自己不当人。”

接着，他追忆了陈虻一段话：“当制片人时，我觉得我们离生活很近……可是前两天我回家，看着车窗外，觉得生活非常陌生，因为我们不断地研究和解决自己很小天地里的问题，因为忙碌而感到空虚。原本我们有自己的愿望，但当我们做得太多的时候，那种愿望已经成为能够正常地播出、尽量地少改，这似乎成了我们唯一的理由。”

“因为忙碌而感到空虚”，精神上有空位，内心有井要填，说明体察者的敏锐、警觉，这是醒者的危机。而真正的糟糕是：因为忙碌而感到充实。

有时，体力上的疲惫，那种满满当当、被完全占有的感觉，那种跑步机上的流汗，确能自我欣慰。这是体力劳动的骗术，汗流浃背后，身体结满简陋的果实，饱和而无意义，懒惰的丰收。很多时候，光阴和成绩即这般被肯定的。

手机里有条短信，至今未舍得删，来自李伦，四个字：“陈虻走了。”时间是2008年12月24日凌晨。在纪念陈虻的一篇短文里，我说，“凡理想主义者，都是青年。在我眼里，陈虻永远是个青年，这是一个青年的死，他被青春永远收藏了。”“我珍惜、敬重乃至热爱这个人，并非因其优异，更因他代表了一种生命类型、一种生存路线、一种精神命运。他的起落，他的飘逸和负重，他的弧度和笔直，他的积极和保守，都代表了一群人的命和运。他像个标本，像块碑。”

陈虻，也是陈虻们。

那天，遇一条微博，谈的是新闻技术，用了很多欧美标准和自己的标准，观点纯粹，完美而闭合。读罢，我感慨了几句：“新闻的专业主义，意味着理性的健全、工具的精准、技术的完善，但若无信仰和理想的支持，同样可沦为一个华丽的掩体，沦为玩具主义的愉悦和自我修饰的虚荣。最重要的，你用专业干什么？想干什么？干了什么？”

如果你处在一个沸腾的时代，那你必须听到并听从它的召唤。

电视人最缺的，往往即技术之外的东西，跟着电视学电视，把电视当全部业务，很少研究当代，很少精神对话，当经验和技术结业后，由于没有思想资源和认知储备作支持，没有理想主义打算作驱动，往往即走不动了，发育终止。智能可以完善，技术可以修补，但人与人的差异在于源头，在于愿望，在于直觉，在于业余精神，在于让生命欲罢不能的那个东西。

做传媒，30岁前靠技术，30岁后靠信仰。对年轻人来说，要把理念变成业务，于中年人而言，要把业务做回信仰。

有次，参加某媒体评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常识，新闻是有用的！要清楚每个选题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要清楚它的敌人是谁，它要改变什么。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的意思是，媒体的使命即作用于社会，你的选题不只对“新闻”负责，更要对新闻价值负责，要把一个新闻变成有价值的新闻，要把一个有公共价值的新闻变成有独立价值的新闻，要把一个时效新闻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新闻……你要基于对时代的认知和义务来判断并完成一个选题，你要在时代的地形图上标出自己的位置，而非漫山遍野、游兵散勇式地打游击、放冷枪。

每个栏目，每期杂志，都要有自己的“注意力”，不要只顾凑热闹、赶场子。同时，媒体间应有缔结共识的默契和愿望，形成规模效应和追击力，进而实现“公共视线”和“时代注意力”，最重要的，要追求效果，追求社会细节的实质性改变。

有家曾喜爱的媒体，现在不怎么看了，原因即它的选题出了问题，你把它一年到头的选题当年历挂墙上，发现挂不住，没有头绪，没有企图，没有目录感和规划性，全是即兴和盲动。或许，它在每期产品中都投入了思考和方向，但整体上，在对时代的刻画上，没有自己的注意力，如此一来，即缺了意义和意图，气象与格局都显小。

选题本身即价值观，即注意力！你在主张什么？引导大家留意什么？这是个注意力高度雷同和相互抄袭的时代，被忽略的东西很多，缺失项很多，对“重要”的理解、发现、阐释和宣扬，往往是一档栏目、一张版面的足底。

那天，遇一条微博，刘楠的，她为一位抑郁症患者的遭遇鸣不平，不仅声援，更以直接的行动介入救助，这样做，和她的节目无关，和身份也无关。但和信仰有关，和新闻理想有关，和生命气质有关。所以，当她谢我帮助转发时，我回复说：“我要向你表示敬意，若一个媒体人一生只完成职业角色和分内的事，那是有遗憾的。在你身上，我看到了良知在生活中的位置。也许你无法改变胜负，但你可改变绝望。若一个人对全世界都绝望，那所有人都是有罪的。”

当年和李伦做《社会记录》时，刘楠是年龄最小的编导之一，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勤奋、安静和聆听，虽然年轻，但她身上有一种严肃而执著的东西，在我眼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端庄。这样的人，适合做记者或律师，因为她对生命不撒谎。后来，她去了新创的《新闻1 +1》，看她做的节目多了，我对身边人感叹，刘楠进步真大。这种进步，除了专业，更来自认知，她在寻找和发现社会，她对时代有了自己的注意力和兴趣点，她对人群有了义务感，她在尝试发挥作用。

几个月前，当她把一份电子版的书稿发给我时，我吃了一惊，这么周细的观察和积累，这么大的笔记工程，竟是一位准妈妈在孕期完成的。最感动我的，是她对“南院”的情怀，那样的刻骨铭心，堪称“爱情”，不仅深沉，而且忠诚，让人动容。

读稿之余，我也重新打量起这座“南院”来。

它让人怀念的气质是什么？它的精神徽章是什么？

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大概是理想主义吧。

很巧，前不久，有报纸邀我谈谈80年代，我所用最多的即这个词：理想主义。

“80年代的典型特征，即人群中汹涌的理想主义。时代的脸上有一股憧憬的表情，每个人都相信未来，每个人都自感和国家前途有关，每个人都站在船头上，每个人都愿把自己交付给某种东西，每个人都正值青春……那些曾经的年轻人，那些清晨里的人，哪儿去了呢？看今日之人，生下即老了，他们被喂了什么样的乳汁？”“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忧郁的，但要哀而不伤，可以愤怒，但不能绝望。理想主义不是埋头沉溺，它富于行动，要做事，要追求改变。它要赶路，披星戴月，风雨兼程。”

社会理想主义，确是80年代最显赫的精神特征。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回答为何不出国时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打动我的。一个人，若只有生活理想而无社会理想，是难称理想主义者的。相信这个国家与己有关，相信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构件，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王尔德说：“我们的梦想必须足够宏大，这样，在追寻的过程中，它才不会消失。”

没有宏观，做不好微观的事。

回头想，新闻评论部以《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为标志的黄金时代，虽晚于80年代，但也正是社会理想主义向职业领域和岗位的某种转化与能量释放。它不仅形式突破、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它被覆使命、自我器重，听从一种“到船头上去”的召唤……它相信新闻是有用的，自己的工作是有用的。对社会保守力量，它有一种天然敌意，有一种挖掘机和铲车的进攻性。当然，它也有发动机和马力的支持。

那个时候，就评论部栏目而言，宏观和微观做得都很好，配置也合理。《东方时空》——一本电视杂志，即同时做到了宏观和微观（“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不仅技术上相互滋养，意义上也打通了，连成一片，彼此注解。

刘楠嘱我作序，委实勉强。论涉深，她或我，都不具描述和评价“南院”的优势。但她还是做了，做了她目力所及、精神可抵的事。她是凭着热爱来做的，在她对团队和往事的描述中，你能觉出一份痴情、一份报效的忠诚，那爱如此滚烫、笔直，乃至我觉出了自己的温差，略生愧意。

刘楠笔下，作为评论部大本营的“南院”，不仅是个地点，不仅是南边的一个院子，更是一个精神名词，是一个包含了理想、专业、信仰、阵营、偶像、变迁等众多元素的集合。读那些文字，读那些熟悉或生疏的人和事，想起爱伦堡的一部书名：《人，岁月，生活》……

是啊，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它帮我回忆，也陪我告别，在“南院”即将搬迁之际。

这座曾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无数人满载而去的院子，这座曾接纳过无数青春、激情、失意与骄傲的院子，即将被新的物质和情感替代。

这是一部梳理个人成长的书，也是一部向前辈致敬的书。是纪念，也是追随。让我们感谢这位年轻人，感谢她的情怀和记性，她让我们有机会温习并端详自己，并把尊严颁发给了众人，颁发给一个地点。

让我们悄悄把尊严佩戴好。

突然想起几句歌词：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

“南院”搬家的那天，空了的那天，也应有一场雪，纷纷扬扬，像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