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纪念,是为了再次出发

白岩松

201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开播二十周年。

写下上面这行文字,我觉得有些荒诞和不真实。二十年了吗?怎么仿佛昨天?然而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已半白的头发,我苦笑着确认了这个事实。

二十年,长得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二十年,却也太短,还不足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在这样的过程中,有哪些东西已被岁月遗失?又有哪些东西,被固执的人一一拣起或一直就执著地拿在手里?

这二十年,曾经的理想,在四面八方,过得还好吗?

伤感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在新闻评论部所在的南院食堂里,总有经历过《东方时空》最初岁月的同事,在没喝酒的情况下,就开始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并抱怨自己现如今的平淡平庸甚至平静的可耻。面对老友的这些心声,我理解,却越来越没耐心听完。后来,我总是说: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曾经赶上了一个很不正常的岁月,而现在,一切都正常了,或许将来,也会很久地这样正常下去……

有一点点安慰的作用,但还是拦不住人们伤感的脚步。

当初的《东方时空》,的确不正常到反常的地步,也因此,才让人无法忘记。领导和群众可以没大没小相互拍桌子,有创意就会被尊重然后很快被变现,无能的溜须拍马是可恶的,业务高于一切,谈理想与梦想是不被人嘲笑的……

可没有哪个时代能够这样不正常下去。比如,那个时候,一个人不知从哪儿来了,水平够,就可以留下;而组里的另一位,跟不上大家的节奏,明天就可能离开……

所以,一切都正常起来,可无法回避的是:在这个正常的时代里,如何让理想与激情还有存活的空间?或者,被尊重?这可能,才是我们纪念《东方时空》二十年的缘起吧。

二十年,已经无情地把我们由激愤的青年变成了平庸但可能宽容的中年,却也让当今的年轻人,对二十年前的事儿有了陌生感:你们当初做了什么?《东方时空》不就是现如今每天八点播出的那个新闻栏目吗?怎么在你们的回忆中,竟有那样离奇的江湖地位?

你们当初,究竟做了什么?

《东方时空》可能就干了一件事:平视。

用《东方之子》平视人,不仰视不俯视;用《生活空间》平视生活,不涂抹不上色;用《焦点时刻》平视社会,不谄媚不闪躲,最后用不同于以往的平实语气,说人话,关注人,平视自己。

仅此而已。

不过已足以让很多人骄傲一生,可常常遗憾的是,二十年前就开始做了的一切,今天,也并未全都在屏幕上达成共识,我们已经老了,可“平视”二字,依然像稀有动物一样,站在那里,咄咄逼人地孤独着,并依然前卫。

这是纪念的另一个来由:于心不甘。

陈虻,是纪念《东方时空》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

在《东方时空》开播时,他还未到,几个月后,他恰到好处地出现,然后半年内用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丰富并扩大了《东方时空》的内涵,也成为那一个时代,电视被人尊敬的一个理由。

很多年后,他有些寂寞并不甘地走了,这个时候,曾经的老战友,带着日渐增长的腰围,跌打滚爬地来到陈虻的遗像前,泪落成冰。我猜想,陈虻用他的离去,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祭奠他也祭奠流逝的岁月。

但我们自己呢?也许,陈虻还是幸运的,再也没有堕落的可能,而我们却都要格外小心,下坠的前方还有很大的空间。说起来也怪,陈虻走了,总有人凭吊;可二十年里,好的理想与精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怎么从不见人伤感凭吊?

没办法,已经死去的和依然活着的,是同一个人。

纪念,能让我们不再堕落地活着吗?

二十年前,年轻人从四面八方像当初有人投奔延安一样,来到《东方时空》,自觉自愿。理由不同,动力却是相似的,想要改变一些什么。

那时候的年轻人,像打一场仗,敌人很明确:八股的文风,粉饰太平的惯性,站不起来的奴性,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还有国家转身时的阴影。敌人在,阵地在,杀气与斗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烧。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敌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却日渐模糊,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当下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

二十年,我们从当初的反抗者,变成了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有人有名有人有权还有人有钱,有人什么都没有可起码还有行走江湖拿得出手的回忆。不知不觉中,我们很可能,已悄悄由当初的开拓者,变成了今天的拦路人。只不过,在回忆中,我们还以为自己保持着战士的姿态而已。

今天,我们该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是浑然不觉地让自己舒服?还是自省自觉地让年轻人舒服让时代与未来舒服?我们该不该让利?还是过后不久,被新的反抗者从幻觉的神坛上打下?

这反省,是不是也该成为纪念中的使命?

好了,该从伤感中转过身来。

陈虻离去几天后,我在文字中曾这样问同事更问自己:“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陈虻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

是啊,二十年的纪念,究竟是一个终点,还是一个新的起跑线?

如果对《东方时空》二十周年的纪念,只是伤感,只是吹嘘,只是“大爷当年曾经怎样过”的售卖,纪念,又有何意义?

现在的《东方时空》虽已不是原来的《东方时空》,但它在二十年里搭建出的家,还是热热闹闹地几代同堂着。本书的作者就是其中的一位。

刘楠,小妹妹,《东方时空》开播时也就十来岁,后来机缘巧合来到南院,听着年长者像讲老故事一样讲着《东方时空》的一二三四。一般人听过也就罢了,可刘楠却开始好奇地打井,终于越打越深,在怀孕的时候成书,前后一举生下两个孩子。这妈妈当的!

刘楠这厚厚的书,成稿于《东方时空》即将迎来二十周年之前,虽然很多是新近发生的故事,却很像是对《东方时空》精神的一种复刻。有时候,一些事情的梳理是需要距离的,距离不仅带来客观,还是对身在其中却已麻木了的人构成一种唤醒:又该出发了。是的,在南院的故事当中,我不仅看到《东方时空》的过去与现在,还更有未来吧。一种无形的《东方时空》仿佛有生命一般继续生长,自由而有活力,跨越着回忆的羁绊急速向前。我们必须因此知道,一切都没有结束。

曾经有人说,青春无处安放。我想,与此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不管现今的青春如何美好并丰满,却并不让我们羡慕,因为在《东方时空》里,我们的青春曾被最美地安放,无可替代,无法复制。

接下来,抱怨与伤感,可以安放我们的中年吗?回忆,可以安放我们的老年吗?

我想不能。我们的中年正无处安放,不出发,也就这样了。而如果出发,我们还该有更好的中年与老年。这一切,只需要与自己为敌,重新拿起手中的枪。

陈虻曾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二十年,纪念中,我们在众多文字与画面里,重温了出发时的誓言,那么今天,或许该用另一行文字为未来画下起跑线:

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那就别忘了继续赶路!

这,才是纪念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