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徐爱录(3)

【15】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爱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注译】

徐爱请先生比较一下文中子王通和韩愈。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才，王通是一位贤儒。后世的人仅仅凭借文章来对韩愈推崇，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得很多。”

徐爱问道：“为何王通有模拟经书的失误呢？”

先生说：“模拟经书对错不能一概而论。你先说说后世的儒者编著的目的与模拟经书有什么分别？”

徐爱说：“后世儒者编著不是没有求名的意思，然而最重要的是明道。模拟经书则只是为了求名。”先生说：“以编著明道，那么他们效仿的是什么呢？”

徐爱说：“孔子以删述六经的途径来明道。”

先生说：“那么模拟经书不就是效仿孔子吗？”徐爱说：“编著须对道有所发明阐释，而模拟经书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恐怕于道没有什么作用吧。”

【16】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浇浇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有以启之。”

【注译】

先生说：“你所说的明道，是指返璞归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指华而不实并借机哗众取宠呢？天下大乱，主要是因为重虚文、轻实行。如果天下的道光明，则就无所谓删述六经。孔子对六经的删述，是迫不得已的。从伏羲画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论《易》的如《连山》、《归藏》等著述纷纭繁复，数不胜数，《易》道大乱。孔子发现天下盛行文饰之风日盛，明白如此延伸只会目无纲纪，于是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的论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易》的宗旨。于是很多观点被废弃，天下论《易》始归一统。《诗》、《书》、《礼》、《乐》、《春秋》也都是这样。《尚书》自《典》、《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索》，很多淫邪逸荡之词，达到成千篇。《礼》、《乐》的名物度数不计其数孔子都作了删削并述正，之后，其他说法才开始废弃。在《书》、《诗》、《礼》、《乐》中，孔子不曾填一句话。现今《礼记》中的解释之词，大多都是后世儒者附会而成，已经不再是孔子的原本了。以《春秋》来说，虽然是孔子所著，其实都是在鲁史之旧文上笔削而成。所谓‘笔’，就是照抄原文；所谓‘削’，亦即删减繁复，这样有减无增。孔子传述六经，担忧繁文扰乱天下，虽然想简略却做不到。孔子教人们不要过分追求经典中的字句，应该追求经典的本质，他并非要用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之后，繁文更加盛行，天下也更加混乱。秦始皇焚书得罪天下，那是出于自己的私心，更不该焚毁六经。如果当时始皇帝志在明道，把那些背经叛道的书全拿来烧掉，就正好暗合了孔子删述的意思。从秦汉以来，著述之风日盛，如果要彻底去除，是不可能的了。只好效法于孔子，对那些和经书道理接近的加以表扬，则那些无稽之谈，就会慢慢废弃。不知道王通当时模拟经书的用意何在，但我极力赞成。我觉得，圣人如果复出，也不会否认这种做法的。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治理，只因为写文章的多而实干的少。人们都有自己的见解，争奇斗异。这只会混淆天下人的聪明，蒙蔽天下人的耳目，使他们只去争相修饰文辞，力追声名，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返朴归淳的行为。这都是著述的人所导致的。”

【17】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注译】

徐爱说：“有时候，著述也是不可缺少的。例如《春秋》，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人们难以读懂这本书。”

先生说：“《春秋》必须读过《左传》才能明白，《春秋》是岂不是歇后语了。圣人何苦作如此艰深隐晦的文章呢？《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通过《左传》才能明白，那么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呢？”

【18】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代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要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注译】

徐爱说：“程颐也觉得‘《传》是案，《经》是断。’例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明白这件事情，恐怕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这么说，恐怕也是承袭先人儒者的说法，对圣人作经的本意没有理解。例如《春秋》中写‘弑君’，弑君是罪，何必还要问弑君的详细经过呢？征伐的命令由天子发布，写‘代国’，就是征伐某国是罪，何必要问征伐某国的详细经过呢？圣人传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除人欲的事情。对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情，孔子曾说过。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进行不同的回答。他也不肯多说，怕人们在言语上进行挑剔，因此才说‘予欲无言’。若这些都是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怎么会详细解释给人们呢？这不是等于助纣为虐。因此《孟子·梁惠王上》讲道：‘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烈后世无传焉。’这就是孔门家法。世俗的儒者只讲霸道的学问，所以要知道很多阴谋诡计。这是一种纯功利的心态，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好相反，这如何想得通呢？”因此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诚达天德之人，我很难与他谈论这些问题！”又说：“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除《尚书》，在唐、尧、舜、夏朝的四五百年，也不过仅有几篇而已。此外难道没有值得称道的事情了吗？虽然所说的只有几篇，但圣人的意图却可知了。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世的儒者却要雪上添霜。”

【19】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注译】

徐爱说：“圣人著经，只是为了去人欲，存天理。例如，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肯把详情告诉人们，确实是这样。那么至于尧舜以前的事情，为何省略得不可见了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统治时期，因历史久远而不能详尽，流传下来的自然很少。这是可以想见的，那时候民风淳朴，重文采的现象一无所有。这就是上古社会的统治，是后世不能比拟的。”

【20】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必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译】

徐爱说：“例如《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孔子为何要删了呢？”

先生说：“纵然有流传下来的，也因为世事变化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风气更加开化，文采日愈讲究，到了周末，虽然想再恢复夏、商时期的习俗，已经不可能了，更何况唐虞时的习俗呢？更何况伏羲、黄帝时期的习俗呢？虽然各个朝代治世不同，但遵循的道是一样的。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方法正是尧舜之道。但是却根据当时的情况而行，他们各自的政令制度互不相同，也就是夏、商的政措在周代实施，也有不适宜的地方。因此周公想并采禹、汤、文王的举措，自然有不适宜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更何况上古的治世方式，怎么能重新施行呢？这正是圣人删略的原因。”

先生又说：“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依据时代的具体情况而进行治理，却非要施行上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的学术主张。根据时代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治理，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一切均以道为根本，而是要根据功利行事，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世的儒者讲来讲去，却只是讲得一个霸术。”

先生又说：“尧、舜之前的治世方法，后世不能重复了，可以把它删除。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效仿，可以把它删除。只有三代的治世方法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议论三代的人，不懂三代治世的根本，却注意一些细枝末节，因此三代治世的方法也不可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