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很喜欢读报纸。2004年,当我开始在《纽约时报》工作时,我兴奋地发现,星期日版《纽约时报》的大部分内容是提前印好的,而且,一沓最早面世的报纸,会在每个星期六送达时报大厦。我在世界上最受尊崇的报社之一工作,除了薪水外,还可以提早一天拿到星期日版《纽约时报》,看到“一周回顾”、“都市版”和“周日商业专刊”等版块。

于是,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个星期六下午早早去办公室等着,当第一批送报卡车抵达时,抓几份油墨未干的报纸,跑回家沉浸在明天的报纸中。没多久,朋友们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索要“房地产版”或一整份星期日版报纸的试印本。

不过,一两年后我终止了自己星期六的“例行公事”,也没有人再打电话来索要报纸了。朋友们有了新的阅读习惯,更快速、更个性化的数字阅读取代了纸质阅读,也让人们忘记了对新鲜油墨香的期待和印刷纸页的触感。即使是免费赠阅的报纸,他们也不想要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多年来,我每天早上睡眼惺忪、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口取早报;但现在,我一起床就在自己的电脑上查看新闻标题,上班途中则通过手机阅读报道文章,而且整天都在浏览新闻网站。借由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它们帮助人们以更快速的方式将最好的内容聚集在一起,我能够在网上更迅速地看到新闻。我也能够以更简单明了的方式,分享我觉得有趣的文章,并加上我自己的评论,以帮助朋友、家人和同事挑选出精华内容。回想起来,我当时正历经着一种个人的“数字变形”(digital metamorphosis)——你们之中有许多人将经历这个过程,甚至早已经历过了。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你逐步将纸张工作移到电脑、手机或数字阅读器上;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立即发生的——只要购买一部超炫的新手机或新数字阅读器,一个充满各种电子可能性的新世界便豁然出现在面前。

于是乎,我家里没被读过的报纸,开始在前门堆叠成一件家具,最下层的报纸更是变成令人作呕的卡其色。我太太和我都以“那一堆”来指称那座越来越高的“报塔”。

随着泛黄报纸越堆越高,终于,我决定采取行动了。我一直等到午餐休息时间才打那通电话,还一边打,一边环顾周围的小隔间,以确定没有人听得到我说话。我觉得自己像个拈花惹草的丈夫,要知道,当背叛者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拿起电话,接通了《纽约时报》发行部。我试图掩饰自己的声音,就加了一点口音,又说得比平常慢些,以免让人听出是我。

“是的,我确定要取消递送报纸的服务,”我告诉客服人员,“很抱歉,我只是不再读它了。”

媒体变革

毫无疑问,我爱《纽约时报》。它的报道仍然是顶尖的,一点也不输从前:观察敏锐、探索深入、思辨周密,而且能增广见闻。问题是,它的取向对我不再有意义。报纸是个内含上百篇新闻报道、整理得条理分明的包裹,它依据主题和重要性安排版面,由我的编辑同事精心挑选而成。头条新闻在这里,商业报道在那里,周一到周五的大部分时间,体育新闻都在商业版之后。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它聚集了众编辑认为“合适的内容”,但却不是为了我、我的偏好、我的喜恶而设计的。更重要的是,等到那些经过仔细斟酌的纸上文字——永远地印在纸上,为广大读者挑选出来的,送达我家时,许多内容已经过时了。

几年过去了,我心满意足地依照自己的方式获取新闻。我继续在《纽约时报》研究室工作,帮助“灰色女士”纸媒对《纽约时报》的昵称。——译者注在手机、电脑屏幕和视频产品上找到她的位置,而我的“职场外遇”仍旧是我的私事。接着,2009年春天,我出现在一份演讲者的名单上,那是在加州圣何塞市(San Jose)举办的、充斥着电脑怪咖的奥赖利新兴科技研讨会(OReilly Emerging Technology Conference),与会对象均为尖端科技的研发者。一位与会的《连线》杂志记者要求访问我。

作为一个“良好”的企业雇员,我征询《纽约时报》公关人员的意见,确定访谈是否妥当。他们批准了,于是我坐下来与瑞安·辛格(Ryan Singel)对谈。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我向辛格展示来自我实验室的一些原型,例如数字起居室的内部运作,在那里,新闻内容可以准确无误地从我的电脑传到手机,再传到电视的大屏幕上。我向他展示我电脑上的录像:食谱作者、“简约主义”专栏作家马克·彼特曼(Mark Bittman)快速做出一道菜肴的过程——如何快速出现在我的电视上,而食谱则同时跃上我的手机屏幕。每个装置都可以连接到其他装置,而我在电脑上读到的报道,可以用电视、电脑、手机上的地图或视频访谈做出解释说明。将来有一天,沙发中的感应器可能会提醒电视或电脑转到我最喜欢的节目或网址,手机中的感应器可能会侦测到我正坐在车里,于是将信息大声地“读”出来,而非显示在屏幕上。对于那些仍然想要阅读报纸的人,报箱也许可以为他们打印出个性化的版本——上面有为顾客量身打造的广告,甚至能够通知附近的星巴克,我正要过去买咖啡。

我兴奋地谈到我们的一些移动应用软件(mobile applications)的雏形:在这些软件中,新闻可能会根据各种不同的场景而改变。想象一下,午餐时间,你走在某座城市的街道上,用智能手机阅读《纽约时报》,由于手机知道午餐时间到了,于是与食物和本地餐厅有关的文章便出现在屏幕上。我向他说明各种柔性显示器(flexible displays)的雏形与概念:在这些显示器中,可弯曲的屏幕可以不断更新新闻内容,还可以像纸一样被折叠收放。

在访谈即将结束、辛格准备离去时,他问我看不看报纸。在那一瞬间,我不太确定该如何回答。我应该说谎吗?取消订阅的决定是在许久之前做的,以至于我不曾思索过取消订阅的后果。但现在是2009年,是笔记本电脑、iPhone和Kindle网络零售商“亚马逊”推出的电子书阅读器。——译者注的时代。我决定据实以告:我告诉他我偏好在我的电脑、手机和电子阅读器(e-reader)上读《纽约时报》。

几小时后,我演讲完毕,与几位感兴趣的与会者闲聊了几句后回到旅馆房间,发现我的邮箱塞满了未读邮件。有些朋友和新闻编辑部的同事是来道贺的。“嘿,尼克,连线网该网站为《连线》杂志的线上版,着重于报道科技对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其网址为www.wired.com。——译者注上的那篇报道超棒!”他们写道:“看到《纽约时报》获得这么多的数字媒体赞扬真好。”但其他人——来自公司营销部门的同事,则用不祥的口吻说道:“老天!这边的人快气死了!”“‘老大们’在谈论这件事。”有位同事简短地写道。

我一头雾水,纳闷自己究竟说了什么,竟让“老大们”谈论起这件事,于是我上了《连线》的网站。“《纽约时报》电子科技专家展望新闻未来”的标题下(附带一张我坐在笔记本电脑旁微笑的书呆子照片)写着:“尼克·比尔顿,《纽约时报》研究与发展实验室编辑,并不怎么看重报纸。事实上,他甚至没让星期日版《纽约时报》递送到他家。”

“多亏比尔顿及其雇主的实验创新精神,他对于新闻的未来充满信心。”辛格继续写着,针对我对于纸,而非《纽约时报》的感觉,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讨厌的只是纸而已。”

在这段开场白之后,辛格对于我所展示给他的,来自我们实验室的工作成果,做了一番简洁且超级正面的概述。这篇文章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支持,对一家致力于向其股东说明它确实是个前瞻性数字机构的公司来说,应该是一篇很棒的新闻报道。我的某些同事备受鼓舞,因为这篇报道证实了这家报社正将关注点放在未来。

但也有一些同事和上司们怒火中烧,因为我公开承认自己回避《纽约时报》的核心产品。有些人甚至认为,我可能会说服其他读者跟着取消订阅报纸。

次日,我回到办公室,立刻被告知我不该告诉全世界我不读印刷版的《纽约时报》。为了平息这场风波,我为自己的言论向公司做出了道歉。

但说实话,我完全搞不懂为什么要道歉。很显然,我并不是唯一停止阅读印刷版《纽约时报》的人。事实上,过去几年在全美国发生的状况着实令人震惊:2008年,美国的付费报纸发行量跌至4910万份,那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最低的数字,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互联网刚开始蔚然成风)所达到的低谷:6000万份。《纽约时报》也同样受到打击:其发行量在20世纪90年代下滑,于21世纪初保持平稳,然后再度下滑。《纽约时报》的每日发行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接近120万份,在我发表演讲时将近100万份,而在2009年年底滑落至七位数以下。

印刷版《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只透露了部分实情。科技转移带来一场严重而痛苦的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商抛弃报纸的速度甚至比订阅者更快。根据美国报业协会的统计,整个报业界来自印刷版报纸广告的收益,宛如坠落悬崖一般,从2005年的474亿美元,骤降至2009年的248亿美元,五年内缩减了将近一半。

而且,报纸绝不是唯一快速衰退的媒体。数字革命正颠覆我们知道的每一种媒体形式:根据美国出版商协会的资料,书籍销售量在2009年滑落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出版商信息局则指出:虽然杂志订阅量稍有增长,但在2009年,售出的广告页下跌超过25%。尽管蓝光影碟越来越受欢迎,电影票房也欣欣向荣,但DVD影片的销售量仍在2008年下跌了8%。在所有产业中,音乐界遭受的打击最严重:十年来,全球销售额年年下滑——至今仍看不到谷底。2009年,CD唱片的销售量在金额和发行量上,均下跌超过20%。虽然数字下载(digital download)日益风行,目前占音乐产品销量的40%,但它们所带来的收益尚未能弥补日益缩减的光盘销售量。

鉴于人们阅读、聆听和享受娱乐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纽约时报》的主管难道不该问我为何舍印刷版而取数字版,并探查我如何获取新闻吗?难道我们不该向前走,而该往后退吗?

试想一下,如果你拥有一家餐厅,并为员工提供免费的食物,但他们却宁愿从家里自带午餐和晚餐来上班。你会对一盘盘刚出炉的大蒜面包摆在桌上却乏人问津视而不见吗?希望你不会。如果那是我的餐厅,我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的产品,而且会尽一切努力去改变现状。

在谷歌,他们把这种做法称为“吃自己的狗粮”(dogfooding)。意思是,如果你制造狗粮,小狗们却不肯吃,那么你可能做错了什么。研发出Gmail的人必须用这项服务来收发电子邮件,如果哪里出现问题,他们就得解决它。倘若有一群谷歌程序设计师都不喜欢某项服务的特点,他们就应该改变它——无论是谷歌搜索、谷歌移动服务,还是其他谷歌产品。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不读报纸,必然有原因。

然而,我在采访中发表的评论,并不只是带来轻微的惩戒而已。我从无数部门的无数员工那儿听到无数次指责,但每一次我都继续深究这个议题。我坚持认为谈话重点不该是我公开发表的言论,而应该是我的行动。我想要指出的是,就新的传送方法和下个时代的消费习惯而言,报纸将遭淘汰的凶兆,已昭然揭示在墙上——或者也可以说,在屏幕上。

媒体变革

我试图解释,就像许多与我同时代的人一样,我之所以偏好即时数字经验(instantaneous digital experience),是因为这能使我与他人分享我最喜爱的文章,并在观看其他读者意见的同时加上评论,从而参与集体讨论。印刷出来的报纸是静态的,它的叙事也是静态的;相对来说,一则数字叙事可以包含生气蓬勃的交互式多媒体,如影片与幻灯片。在我的社交网络中的人们,以及我所信任的人,会与我分享相关的内容,而他们的评论和新闻采集已成为重要的过滤器,过滤出我需要的故事。重点不在于印刷相对于数字,而是即时性(immediacy)、细节、链接、互动式图像、影片,以及最重要的,超个性化(hyperpersonalization)。我所获取的新闻,绝大部分仍来自《纽约时报》,只不过我用了另一种不同的获取方式。

虽然我不想表现得傲慢无礼,但他们必须接受事实,并做出回应。我的同事们不会在某天早上醒来突然渴望看报纸。世界正在改变,忽视这个事实并不会让改变消失。

在我任职于《纽约时报》的6年中,这次的综合体验最不好受,也最令人焦虑。幸好,大部分压力在几星期后减弱了——不过我相当确定,公司里某些衣冠楚楚的家伙,巴不得看到我捧着一箱私人物品被逐出公司。幸好,我的运气不错,《纽约时报》的运气也不错,这群人在公司只占少数,而这家声誉卓著的大报社继续以数字方式重塑新闻的前线——而我仍在研究与发展实验室工作,人们可以从《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创新和尖端的数字内容中发现我的身影。

我应该在此补充:如果你仍然阅读报纸上的新闻,那完全合乎情理。就阅读内容而言,纸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工具;它可以丢弃,相对便宜,无论少量还是大量制造都比较简单,而且不需要电池或插座。无可否认,线上阅读体验仍然无法超越纸张阅读体验,想要超越纸张,线上阅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纸张的替代品即将到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中,它们已经存在。科技公司正设法让我们生活的每个面,都与数字世界同步运转:全球定位系统正在取代地图,食品杂货优惠券开始出现在你的手机上,在线电话号码簿也远比你的纸质电话簿更有效率。为你呈现每日新闻的纸张替代品也将随之到来。本书将帮助你了解这一切所代表的意义,并告诉你应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