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年：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巨大的汉帝国已经慢慢走上了正轨，趋于稳定。
刘邦放弃了最初定都的洛阳，这个四周都是平原的地方，而是听了娄敬的建议，把都城定在四塞之地的长安。
长安和洛阳是历代定都常常青睐的地方，有汉一代，就分别在两个地方定过都，也算各有利弊吧。
长安的好处是四塞之地，易守难攻，听这个名字就像，“长治久安”。前文提过，班固的《两都赋》里说：“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一般来说选长安有更多的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
而洛阳的好处也是坏处就是“位于天下之中”，四周交通都非常便利，便于经济发展也易于被其他势力所攻打。
在刘邦的时代，长安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中华大地的人民已经大概有80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享受过太平了，虽然刘邦暂时统一了天下，但是谁也不敢做一个稳定的预期，总会担心战乱随时再起。
对刘邦来说，那么多的异姓王在各地虎视眈眈，把都城建立在易守难攻的长安是非常明智的。
然而长安作为都城最大的弊端是缺粮食，而且交通不便。
在汉代，长安还勉强可以承担粮食的消耗，可是到了唐朝，都城所需的粮食需要大量的从南方和东方运过来，洛阳有十分方便的漕运从各地调粮不是问题，可若想继续把粮食从洛阳运到长安，则会困难异常，这是一个连皇室都承担不起的费用。
唐朝的历史上就曾经多次出现皇帝率领百官专门去洛阳“食洛阳粟”，因为长安的粮食实在不够吃了，而把粮食从洛阳运到长安还不如把吃饭的人从长安运到洛阳方便。
刘邦定都长安后，先后建立了长乐宫和未央宫两个汉代的主体宫殿，又强行迁徙了很多关东的豪杰（有钱的人）到长安附近，很快把长安成功的变成了帝国的中心。在汉初持续近八十年的轻徭薄赋政策的支持下（直到汉武帝开始打匈奴为止），长安也很快就变的富庶。
从刘邦开始，历代前汉的皇帝都把自己的陵墓选在了长安附近，每个皇帝都会迁徙很多富豪到这些陵墓附近的县邑居住，慢慢的长安附近也就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区域，叫做“五陵”。
五陵一般是指高帝的长陵、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和昭帝的平陵，也就是汉代前六个皇帝中的五个的陵墓，但其实最后广义上的五陵地区远不止这五个，后续的皇帝也都纷纷跟上了。
五陵在后世的形象是一个富豪聚集的地方，是一群豪杰的群居地域。正是汉朝的这种把各地富豪豪杰都迁徙到自己脚下管理的政策造就了这个极端侠义和富有的地方。
“五陵年少”一词更是成为了富豪子弟的代称。
和五陵有关的文化，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里就有一句：“五陵年少争缠头”。其他的诸如：“五陵谁唱与春风”、“五陵年少欺他醉”、“五陵衣马自轻肥”、“五陵宾从莫敢视”、“五陵年少轻薄客”、“五陵年少让清光”等等诗句数不甚数。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五陵里没有文帝的墓，这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汉文帝并没有把自己的坟墓同高帝惠帝放一块儿，而是选择了比较非主流的地方，就是著名的灞河旁边，叫做霸陵。这个地方地处白鹿原的东北角（有人想到那本黄色小说了吗），是唐代常用来代表送别的一个意境：“柳岸灞桥”。
长安无疑是汉帝国的核心，除了五陵之外，三辅也算是个比较特殊的规划。
三辅地区又叫京辅地区，是指京兆、冯翊和扶风，京兆是都城长安一带，冯翊和扶风两个词的意思都是“辅佐，保护”，就是长安地区一左一右的两个屏障，之所以叫左冯翊和右扶风是按照古人的习惯坐北朝南来看的，和现在上北下南的看地图习惯刚好相反。
古时候的人讲究“南面称孤”，王者都是向南的，朝北有很大程度的“低微”的含义，比如“北面事之”就是指称臣，而失败一般都叫“败北”，俗语“追亡逐北”里的“北”字也是指打了败仗的军队等等。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冯翊大概在现在SX省的大荔县，在关中平原的东部；而扶风的地名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就是如今的SX省扶风县，在BJ市的东面。三辅地区是大汉朝最核心的地区，而且也是秦晋地区的关隘和交通要道，素有“三辅重镇”的称号。
所以三辅地区的行政长官也和一般的地方官员不一样，都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人，西汉的中后期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在这三个位置上政绩极佳并且名留青史的，这些人集中在昭帝和宣帝的中兴时期，《汉书》专门单开一传来记录这些人，最有名的五个还编出了一个口诀，“前有赵张，后有三王”。
三辅地区之上，还有个类似于省级编制的地域划分叫司隶，和清朝还有民国时期的直隶是差不多的意思，司隶的长官叫做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是伴随着汉代地方刺史制度的形成而出现的。最初汉朝没有省一级的地方编制，中央直接管辖一百多个郡。武帝时期，随着疆土的不断扩张，直接管辖起来渐渐困难，就将天下分为了十三个州，每个州设刺史一名，刺史的品秩很低，最初只是监察官员，并不干预地方行政，但后来就慢慢的变了味，成了高一级的行政长官。
在划分十三个州时，京城附近的三辅地区，还有弘农郡、河东郡、河内郡和河南郡没有在其中，这些地方单独归在一起叫司隶。因为涉及到都城长安和中央朝廷的一些监察，不能和一般刺史等同，便设置了一个二千石的大员，那就是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当然不可能在中央地区成为更高一级的行政长官，他是不能够管辖京兆尹和左冯翊右扶风这一类官员的，但是其权力也很大，他手上有自己的一支小队伍，可以在三辅地区进行监察和抓捕，就是说不但有检查院的功能还有一定公安局的功能，当然抓上以后定罪不是他的事，所以法院他当不了。
长安还设有城门校尉这种官职。
城门校尉负责长安城各个门卫兵，责任重大，是个比较敏感的武职。清朝历史了解的比较多的朋友可能对清朝的九门提督这个位置印象很深刻，雍正即位和时任九门提督的隆科多是他的人不无关系。从表面上看，汉朝的城门校尉和清朝的九门提督掌管的事务差不多，但其实他们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九门提督的全称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他掌管的是京城附近最强的军事武装，其他的部队赶过来都还要有些时日。而在汉代，京城附近最强的武装是北军，而不是城门校尉的那些小部队。北军什么的，在汉代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后面会屡有提及。
所以真正和九门提督一样的应该是北军中尉，而不是城门校尉。
除了城门校尉以外，长安附近还设有京辅八校尉。
京辅八校尉是指京城和三辅地区的八个校尉，他们都是二千石的大员，分别是：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射声校尉和虎贲校尉。这八个人分别是京辅一带八个小武装部队的军事长官，各自有各自的作用，比如射声校尉专门培养弓箭手，胡骑校尉专门培养胡人士兵等。这些部队有一定卫戍的意义，但力量比长安的南北军来说还是较小，更多像是一种常备的特种部队训练营的性质。
长安的警备做好，未央宫和长乐宫也建了起来，大汉朝的威仪意境慢慢有点儿意思了，可是这帮和刘邦打天下的老臣还是习惯当年战场时无拘无束的感觉，在朝堂之上毫无规矩，让刘邦很头疼。
于是，刘邦找来了这个领域（礼在汉代是很大的学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通礼而做官）当时的专家叔孙通，叔孙通拿到刘邦给的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之后，带领了三十多个博士（真的是博士）开始进行项目攻关。
一段时间之后，叔孙通的项目团队有了成果，开始向刘邦汇报，进行了一次全体高级官员的礼仪培训，从衣着到进退、从言辞到方向等等非常的详细，培训大概花费了十个月的时间，效果非常明显，刘邦在感受完了叔孙通的成果之后，感叹了一下：“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就是说，经过了叔孙通的改革，刘邦才感觉到原来做皇上是如此尊贵。
刘邦这个皇帝也是够惨的了，他戎马一生，真没享过什么福，甚至做了皇帝以后也没享什么福，因为马上就会有各种事情来找他，让他很难安安稳稳的躲在宫中享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