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铸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韩永进 肖庆[1]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写下了历史的篇章。要全面完成《决定》的部署和任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必须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关键词】制度自信；治理体系；文化权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重点阐述了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部署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一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纲领，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写下了历史的新篇章。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决定》对文化问题高度重视，从两个大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一方面，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2]讲明了文化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深厚作用。这种作用是由文化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更是国家治理的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建设、文化治理又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就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3]《决定》还专门对文化制度建设和国家文化治理做出了顶层设计，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决定》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就要学习和实践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

要坚持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特别要学习和实践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马克思主义既全面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又全面论述上层建筑诸因素作用的性质。强调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有各自的能动作用，而政治、法律等因素直接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成分，在上层建筑中居主导地位。哲学、宗教等因素与经济关系不十分密切，往往需要以国家和法律为中介反映和影响经济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还全面论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强调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发展规律，具有历史继承性，具有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意识形态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意识形态的发展除受经济制约外，还不同程度地受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政治和法律观点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一方面可以满足社会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又给予社会、政治和经济伟大的影响和作用；文化具有继承性，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借助以往丰富的文化资源，才能发展起来；文化具有物质性，文化的内容，无论是思想还是美学精神都必须借助物质载体：语言、戏剧、音乐、舞蹈、广播、影视、互联网等才能传播；文化具有过程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调到丰富的过程。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特别是习近平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激发文化活力，进行文化创造，担负文化使命，实现文化进步，繁荣文化艺术，加强文化交流，建设文化强国，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关乎旗帜、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因而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指出：“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5]

《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同时做出了一系列落实的战略部署。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系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大制度创新，这是我们党在领导文化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境界。我们一定要深刻把握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重大意义，认识坚持这一根本制度是恪守党的本质属性、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必然要求；是坚持正确发展道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筑牢全体人民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团结奋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是保证我国文化建设正确方向、更好担负起新时代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由中国发展的历史选择和现实要求所决定的。文化建设需要意识形态工作来坚定方向、保持本色，保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在国家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升效果、增强影响力，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文化产品和服务来体现意识形态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打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根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建设理论，使我国文化各方面发展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影响，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文化，为全面完成《决定》的部署和任务，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2019年8月党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是坚持和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障。我们要切实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穿在文化建设各方面，无论是理论武装还是新闻宣传，无论是文艺创作生产还是文化体制改革，无论是精神文明创建还是网络建设管理，都要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保我国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切实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中国学术理论，努力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强化制度意识、抓好制度执行，切实把这一根本制度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落实到工作理念、思路、举措上，努力推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努力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三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7]因此，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的情况，面对社会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否则，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特别是“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8]

《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强弱，关乎新时代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成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总纲，以根本大法的法律权威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体系提供了强大的宪法依据和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个环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共政策中，以法治体现道德理论、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力争经过五年到十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把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的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和民事法律体系的理论和制度基石，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平等、公正、诚信、和谐等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在我们新制定的《国歌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等中，在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广告法》《教育法》等中，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了法律文本。特别是201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一条就明确：“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部法律明确了捍卫英雄的责任和义务，为我们捍卫英雄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英雄模范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捍卫英雄就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历史、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

《决定》强调：“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0]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必须要发挥人民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习近平根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特点，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中还强调要实现“两个结合”：“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11]这是因为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它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服务与满足，而是要在服务与满足的过程中，引领风尚，教育人民，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当下，特别要坚决防止和克服盲目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必须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习近平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1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必须要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如果没有一个长期团结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许多事情就难以办成。失去团结稳定的基本条件，我们将无法从容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只有实现团结稳定，才能鼓起人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劲头；只有人民群众有了这种劲头，才能有真正的团结稳定。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怎样才能做到以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呢？习近平强调：“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13]

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集中体现，是《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制度安排。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提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是我们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是人民共建共享的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确立了文化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规定了政府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职责，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提供了根本大法的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出台了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两部法律。一部是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这部法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篇贯穿了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一主线，为实现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部是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是传承人类文明、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足公民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重要作用。《公共图书馆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为了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发挥公共图书馆功能，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承人类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制定本法。”

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必须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新矛盾表现在文化建设上就是人民对实现自身文化权益的要求和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文化建设上的问题也由过去的缺不缺、够不够到现在的好不好、精不精。因此，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传播好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文化精品。

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必须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从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突出强调要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特别是实施了一批文化惠民重点工程，加大设施建设力度，着力增强服务效能，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五 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决定》强调：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完善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健全引导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机制。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强文艺创作引导，完善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工作机制。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关系，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社会形态这一完整的社会系统区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层面，又把上层建筑区分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即观念的上层建筑两部分，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关于文化产品两重性的论述，他在《剩余价值论》中提出：艺术和诗歌既是意识形态活动，也可以是“自由的精神生产”。[14]除少数属于自娱性外，大多数文化产品的生产不属于“自给型”，而属于“商品性”。也就是说，文化产品既有意识形态又有商品的“双重属性”。商品属性决定文化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意识形态属性要求文化产品履行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功能。文化产品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其双重属性表现了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也具有了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早在199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15]我们既要看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所具有的共性，更要看到精神生产作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殊性；既要看到市场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中的共性作用，更要看到在物质生产上，“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16]在精神生产上，我们强调“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文化双重属性的论述，关于文化与市场关系的论述，关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论述，破解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新的历史课题。习近平强调：“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文化产品还是文化服务，在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也具有商品、产业的属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其价值。然而，文化产品又绝不仅是一般的产品和商品，作为内容产业和产品，一定承载着某种价值观，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在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时，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习近平还特别强调了要正确处理好文艺与市场的关系，要求“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19]“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20]“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21]“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22]习近平也强调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和生产流通也会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也有一个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但是，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同，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殊属性，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习近平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23]“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2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建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是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

《指导意见》突出强调了文化企业的特殊性：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国有文化企业是发展文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必须着力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表率带动作用，在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强调了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越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越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企业特点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关系，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强分类指导，创新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指导意见》还提出了完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完善资产监管运营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发挥文化经济政策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健全企业干部人才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政策措施。2019年，根据《指导意见》的精神，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国有文艺院团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该文进一步明确要求国有文化企业建立健全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评价考核机制，并提出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在50%以上，把《指导意见》进一步落到了实际工作中。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Han Yongjin，Xiao Qing

Abstract：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Decision on some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How to Uphold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has written a historical chapter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fidence in the path，theory，system，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o fully complete the deployment and tasks of the decision，we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fully implem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we must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we must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lead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we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work orientation，improve the people’s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system；we must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creation produc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that put social benefits first and integrat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Confidence in the System；Governance System；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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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永进，国家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图书馆学；肖庆，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艺术理论。

[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第23～24页。

[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第4页。

[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15页。

[5]《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86页。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1页。

[7]《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111页。

[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05页。

[9]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第25页。

[10]《〈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第25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4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4页。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5页。

[14]刘方喜、陈定家、丁国旗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83页。

[1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第2048页。

[16]《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8，第659页。

[1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46页。

[18]《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107页。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124页。

[2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10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20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20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20页。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