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广州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至今仍是外向型特色鲜明的中国一线城市。1978年以来，广州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速始终在中国大城市的前列。广州不是直辖市，但经济发展不逊于直辖市。虽然研究广州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义也很有趣的事，但是，这个领域研究文献存量是比较少的。我估计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经济数据不如全国数据齐全，二是研究地方经济的论著在学界的影响力较小。

近年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开始涉足广州和广东的经济史研究领域，不过，由于刚刚起步，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程度也不够深入。借改革开放40年的契机，我们对广州40年（由于数据获取问题，本书的研究时间为1978～2016年或1978～2017年，以此来代表改革开放40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先做一个初步研究，意在抛砖引玉。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出发点和研究路数和传统经济史研究有较大程度的不同，我们重视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数量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应用，从而得出的结论大都是“经济学式的”而不是“历史学式的”。因此，有很多同行认为，我们研究的不是经济史，而是经济学。尽管这样，我们依然遵循“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之理念，默默地做着“源”与“流”对接的工作。

在本书中，我们把广州40年的经济发展分为“供给约束型经济”时期和“需求约束型经济”时期两个经济过程。

第一，1996年之前的广州经济属于“供给约束型”，特点是存在着两个短缺。其一，“硬件”方面的短缺。资本品，尤其是高水平的制造业装备短缺，是这一时期制约总产出的“瓶颈”。其二，“软件”方面的短缺。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低下，导致原本就短缺的资本品产出能力更低。因此，在改革开放正确理念的指导下，发展外贸和利用外资是解决前述双短缺的正确途径。这一时期的广州经济特点和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前提假设比较接近，区别在于，广州面对着世界市场上众多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国家，有引进外资和进口先进生产设备的条件。而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前提假设是世界经济总体上是短缺经济，只能依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号召的“节俭”来积累资本存量。1928年柯布和道格拉斯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生产函数把这一思想推向了精致的数学模型，即总需求没有问题，只要积累资本、增强技术进步（包括管理水平）和增加劳动力，更多的产量就可以生产出来并且卖出去。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应该是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自力更生”的总供给模型，是当今《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理论，遗憾的是，教科书并未探讨该模型暗含的前提假设。在对广州1978～1996年经济运行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加入了FDI变量和出口创汇保证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的资本存量增长机制，算是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开放经济中的应用尝试。

第二，1996年之后的广州经济属于“需求约束型”，前期短缺的“硬件”和“软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潜在供给覆盖潜在需求没有任何问题。经济中一旦出现问题，一般不会体现在缺资本的层面，而是大都出现在缺乏订单的层面；当然，既有的资本存量和技术能否适应结构不断变化的总需求也是阶段性发生的问题，这就需要供给方面不断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总需求的变化，同时，供给方面也需要不断创新来引领总需求。同时，供给方面某些厂商率先创新成功的赚钱效应，还能对其他厂商起到一种“示范效应”。上述调整和创新都是供给方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进行的，而经济制度方面的调整和创新则需要政府做顶层设计方能实现。我个人理解，所谓“深化改革”，从经济领域观察大概主要应该是做释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

在两个总供求态势的大框架下，本书首先把外贸和外资利用作为自变量，考察其对经济增长和总供求态势转变的作用。然后，把出口和进口作为因变量，探讨其影响因素。大概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把政府政策变量加入了出口影响因素，并且找到了替代变量，做了数量分析。接下来，本书对产业结构与就业、投资与资本存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等宏观经济问题做了初步分析，得出了几个不成熟的结论。

本书由我做框架设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几个青年教师和硕士研究生协助我做了大量工作。各章撰写安排如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的几个青年教师和硕士研究生各章撰写安排

本书是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专项课题“广州宏观经济影响研究：历史、逻辑与实证”和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广州商贸中心研究基地课题“40年来广州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发展研究”（编号：2017-JD06）的最终成果。

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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