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隐私保护的多重悖论

一 隐私悖论无处不在

隐私专家丹尼尔·沙勒夫（Daniel Solove）称，“隐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看似与一切相关，又其实什么也不是”[29]。由于隐私的内涵、外延、内容和范围中都有“模糊的边界”，悖论（Paradox）无处不在，存在于定义、侵权和保护之中（见图1.8）。

图1.8 隐私权四大要点的逻辑关系

（一）“隐私”定义之悖论

沃伦和布兰代斯在《隐私权》一文中首创“隐私权”一词，并引用法官库里的话将其定义为“独处的权利”。这个定义既宽泛又褊狭。对此，我们可以给出例证进行反驳。比如，A在户外大街上向B询问时间或路线，A打搅了B的独处，却并未侵犯B的隐私。再比如，陌生人A在B不知情的情况下查阅了B的个人档案，A因此侵犯B的隐私，但A并未打搅B的独处。另一个伦理视角是视隐私为个人或私人事务上的行动自由[30]。这个定义亦不准确。例如，一对夫妻A和B都享有隐私权，但这并不意味着A有殴打B的自由，也不意味着B有毒杀A的自由，亦不意味着A和B可以自由地折磨他们的孩子，即便这些看似都是家庭内部的私人事务。将隐私与特定自由严格区分开，可以保证当事人在保护隐私的同时不滥用自由。另外，隐私还经常被定义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31]。例如，比尔兹利（Beardsley）认为，隐私是指个人有权决定何时向他人披露自己的信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披露个人信息[32]。这类定义体现了个人对隐私信息的自决权，但依然不够全面。例如，开放数据库中的个人信息，如果被妥善利用，或者被完全丢弃不用，即使个人对信息失去控制权，也不会构成隐私侵害。

（二）隐私权利与责任之悖论

个人或个体倾向于认为隐私保护是他人的责任和自己的权利，却忽略了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是对等的一体两面。宽于律己，却严于待人。恰如科幻作家大卫·布林所言：“当提及隐私和责任时，人们总是为自己要求前者，为他人要求后者。”[33]这种悖论从源头上导致了隐私保护的基本困局：个体一方面在窥私欲和好奇心的驱使下去刺探他人隐私，另一方面又因置身于全方位监视中而感到愤怒、恐惧和无助。

（三）隐私保护与其他价值观之冲突

综合而言，许多伦理学者在肯定保护隐私和数据对个人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都指出，隐私保护的原则需与公共健康、国家安全、执法行为、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率等社会价值观保持平衡。正如哥伦比亚大学远程信息中心的主任艾里·诺姆（Eli Noam）所说：“隐私恰如一个互动的角斗场，各种利害关系在此碰撞。”[34]如何做出抉择，则是一个伦理领域的复杂问题。对此，圣塔克拉拉大学互联网隐私项目主任伊丽娜·瑞库（Irina Raicu）提出五种决策标准：“权利决策法”、“正义决策法”、“公共利益决策法”、“幸福决策法”和“美德决策法”。但这五种决策方式均带有乌托邦色彩，难以在实际生活中处理各种利害关系以及冲突悖论。

（四）隐私遮蔽与自我展示之悖论

克里斯琴斯曾指出，“人们对隐私有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情结：一方面声称隐私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又在电视节目中把自己的一切展示给全世界观看。”[35]萨马塔斯将这种“悖论”应用于网络时代：“当多数网民表达了较高的隐私担忧时，他们却没有在行动和实践中保护它。”[36]社交媒体崛起后，几乎任何信息都能在网络空间流动，隐私悖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信息极易被获取，网民将其公之于众的欲望愈加强烈。网民既表现出高度的隐私担忧，又愿意在社交网站上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的遮蔽与公开之矛盾，一方面源于每个人的两种最基本情感——恐惧和希望，遮蔽源于恐惧，而公开源于希望，且分别对应人类两种普遍的心理需求——尊严与好奇；另一方面源于个人隐私与信息技术在属性上的根本区别——前者倾向于隐藏遮蔽，而后者为的是刺探公开。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保密和好奇的悖论。并且，信息技术越先进，隐藏与公开的矛盾越激烈。

进入大数据时代后，个人隐私既是一个关于个人数据的自控与他律问题，更是关涉数字化社会中“公民的数字身份识别”[37]，其复杂性和矛盾悖论非“公民vs.国家”、“个体vs.集体”或“少数vs.多数”等分析框架所能解释。因此，为了减少悖论和消除矛盾，适应“数据化”背景下的隐私保护，抽象而又边界模糊的“隐私”概念应由“隐私数据”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