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学研究

民国滇南游记中的瘴疠研究[1]

卢中阳[2]

摘要 瘴疠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影响长期成为束缚滇南开发的桎梏，然而这一切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拐点。民国滇南游记作品，不但认识到瘴疠主要为虫媒传播的恶性疟疾，而且提出了以改善卫生条件为核心的防控措施。游记作品对瘴疠认知回归科学和理性的过程，既是民国开发滇南成果的写照，又对当地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 滇南；瘴疠；民国；游记

DOI：10.13835/b.eayn.26.01

“瘴疠”，又称“瘴厉”“瘴疟”，古时认为是由于沾染“瘴气”“瘴毒”“烟瘴”等而滋生的疾病，实指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以疟疾为主之多种疫病的泛称。历史上，瘴疠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晚期的滇南地区，不但车里仍属“改流”的“保留地”，而且已经施行“改土归流”的元江、思茅、澜沧等地还面临“撤流复土”的威胁。到了民国时期，瘴疠的流行并未减弱，反而变本加厉，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滇南“设流”工作最终告成。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从认知的角度去考虑瘴疠认知与政治疆域发展的关系。以往关于滇南瘴疠的研究，多立足于现代视角，侧重于病理学、环境史、社会史、人类学及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探讨。[3]本文则旨在通过民国时期《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到普思沿边去》《云南普思沿边之十二版纳》《水摆夷风土记》《边荒》《滇南散记》《滇南千里行》等几部游记作品，考察当时外界对瘴疠的认知及其对民国滇南开发的影响。

一 民国滇南游记中的瘴疠之地

民国时期滇南游记，均始于公务原因。换句话说，游记作者多有政府背景，并且是知识分子。其所撰录，多为览观风土民情的见闻。故而此类游记作品，可作为民国时期滇南的第一手民族调查资料。从游历的路线来看，都起自昆明：或自昆明老城骑马南行；或由滇池大观楼乘船至晋宁县昆阳镇南下；或从昆明坐车到玉溪，然后坐滑竿或骑马南进；自1936年个碧石铁路开通后，多改走滇越铁路至红河开远市，又换乘个碧石铁路到建水县，经石屏抵达元江。船舶、客车和火车等现代快捷出行方式，至玉溪境内便或早或迟地全部换成了骑马、滑竿或步行等传统交通工具了。几条路线殊途同归，都要通过元江，后经墨江、宁洱（古普洱）抵达普洱（古思茅）。有的到思茅便返程，如果继续前行又岔为两路：一路由普洱向西渡江至澜沧、临沧，之后北上返回昆明；另一路继续向南抵达景洪、勐海，或自勐海原路返回，或经澜沧向北返回昆明。在这些游记作品中，关注最多并且贯穿始终的便是对瘴疠的描写和认知。

民国滇南游记所描绘的瘴疠之地，就大者言之，主要有以下几处。

甘庄坝，今属元江县青龙厂镇。谚语云：“要过乾（甘）庄坝，先把婆娘嫁。”民国时期甘庄坝的瘴疠虽然已渐成明日黄花，但其遗留的心理影响尚存。1930年李文林抵达这里时，便感觉心神颇为忧闷，并谓“现在瘴毒大减，然已走入炎方，在这足以寒旅人之胆也”。[4]1946年马维忠抵达甘庄坝，亦指出此地由于瘴疠，死亡率很高，人活到50岁算长寿。[5]可见，甘庄坝无疑给了南行之人一个下马威。

元江城，即今天的元江县城。1915年庾恩旸巡防时就称此地为“著名烟瘴之乡”。[6]20世纪30年代末，姚荷生以“恶风毒瘴元江城”这样醒目的标题来志此地，他描写道：“元江县城筑得紧靠江边，城周虽很大，但城里大部分像是荒郊，丛生着乱草灌木，数百户人家都聚居在近江的一边，一切显得凋零、污秽。居民也都面有病容和菜色，好像一群荒年流徙的难民。”而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便是瘴疠大肆爆发，“人民死的死，迁的迁”，[7]遂演成当日衰败残破的样子。1946年马维忠到此后，亦发现“恶性疟疾流行，一般汉人都视为畏途”。[8]

宁洱城，以前又称普洱，即今之宁洱县城所在地。曾是滇南重要的军事、政治和商业中心，闻名遐迩的普洱茶便由此地得名。民国20年以后，该地爆发瘴疠，姚荷生曾记录了一份当时县政府的调查报告。据称：民国21年，全县共有14700户，7万人。到了民国27年，只有10700户，40800人。六年间，人口减少超过40%。[9]马维忠认为当时的死亡率高达58%。[10]

思茅城，即今天的普洱市区所在。民国19年以后，瘴疠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1930年李文林呈文：“查该县自民十以后，疫病流行，死亡相继，几至十室九空，商情冷落，百政俱废。”此次瘴疠肆虐十余年，死亡人口至十之七八。以前思茅全县有人口四万余户，然而到了1930年左右，只剩下4000余户。据李氏所见，县“府落叶满阶，阴森之气，揆入眉宇”。城墙“尽为草木所封，如一大青埂子”，城门过道长满荃麻，“其荒凉萧瑟之状，令人不堪目睹”。[11]20世纪30年代末，当姚荷生到来时，景象似乎更为凄凉。城内处处是断墙颓垣，竟演绎出有人把县衙门当作破庙随意进来大小便的传闻。城外的情形则更加悲惨，村民不死即迁，只剩下一所所空屋。[12]然而这座城市的厄运并未就此终结，1941年再次爆发瘴疠，继之1942年的地震，至1946年马子华所见，县城仅剩3000户人口。除了一味的凋敝外，“县衙门里常常有老虎来散步”，“至于野狼，那简直是常来常往的亲戚了！”[13]在马维忠到来时，城区户口仅剩400户，形成了“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耕，有衣无人穿，有饭无人吃”的现象。[14]

车里，今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前著名的瘴区，民谣称：“要到车佛南，先买好棺材板；要到普藤坝，先把老婆嫁。”来到西双版纳的外地人，十有八九会“中瘴”身死，有来无回。[15]严德一称：“滇南边区，素称瘴疠，尤以车里一带，已属副热带性气候，又以地势卑湿，夏秋雨水缠绵，蚊蝇为疟，疾病丛生，外乡人士，初抵其地者，染恙得病，鲜能幸免”，故他称此地为“瘟疫之乡”。[16]李文林谓西双版纳“无地无瘴，无瘴不毒”。[17]姚荷生称之为“瘴气的母地”，认为“沿着澜沧江一带，都是瘴气区域”，慨叹“为衣食而奔走的汉人，每年不知有多少人把性命送在它的附近”。[18]马维忠赴任景洪县途中，听人说每逢椒花落了，雨水将来或者雨季将终时，瘴气最大，汉人染瘴，十有九死。自赋一首《九龙江谣》：“九江边，阻瘴烟，龙山龙水恣回旋，鱼虾肆恶喷毒涎”，“椒花落时瘴烟起，新客几死尽；雨季末期瘴烟恶，老客魂亦落”。“九江”即指九龙江，是澜沧江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别称。[19]马氏虽以果决之心来到西双版纳，翌年便接来妻儿，但之后其幼子便病夭于此。由于对西双版纳地区瘴疠的忌惮，庾恩旸只到了思茅便折返，马子华则从思茅向西渡江走澜沧北上。

勐朗坝，今天澜沧县城所在地。过去这里也是著名的瘴区，谚语曰：“要下猛（勐）朗坝，先把婆娘嫁！”熊光琦曾说：“若论烟瘴，澜沧全县，无处无瘴，远客初来，无人不病，医药两缺，死亡之多，尤属当然。”[20]马子华一到澜沧江糯扎渡口，便感叹“这以后，将是蛮烟瘴雨之区，人迹罕至之境”。澜沧的瘴疠虽不比西双版纳名气大，却凶恶异常。李文林提到缪尔纬任澜沧县令时，决议“誓扫瘴毒，开发猛（猛）朗”，并“掘毒物之巢穴，除草木之腐秽，移民开街，凡人力可达者，无不罄尽”，可谓办法用尽，但结果仍是人口“死亡殆尽”，不得不将其衙署迁到迤宋佛房。[21]

除了上举诸端大者，沿途的坡脚、罗里、扬武坝、青龙厂、磨黑、把边、瞻鲁坪以及勐猛、勐库等，都曾是民国游记作者笔下的瘴区。[22]

二 民国滇南游记对瘴疠致病原因的分析

游记作者进入瘴区后，对瘴疠的致病原因多有总结。从当地传统认知来看，多荒诞离奇。如傣族人认为瘴疠是“琵琶鬼”所致，据说这种“鬼”会钻进人的肚皮，咬人心肝，吃人魂魄。通常村寨头人或巫师会把病人拖到寨子中间，用火把烫、用老虎的牙齿戳等，逼迫其说出是谁放出的“琵琶鬼”。如果病人说出某个人的名字，被提到名字的人就被认为是“琵琶鬼”。然后将他们赶出村寨集中居住，形成“琵琶鬼寨”。[23]也有人将瘴气分为大蚯蚓瘴、马单鳝鱼瘴、蛤蟆瘴、毒蛇瘴、蚂蟥瘴、泥鳅瘴、谷槎瘴等，认为瘴毒分别由大蚯蚓、马单鳝鱼、蛤蟆、毒蛇、蚂蟥、泥鳅以及秋收后的谷根等所引发，人一旦遇到这些毒物释放的瘴气便会致病，并根据毒性分为猛性和慢性两种瘴疠。[24]例如元江人认为该地的瘴气为蛤蟆瘴，传说附近有一个蛤蟆精，“蛤蟆吐气，幻成五彩之色”，人一触到这五色之气就要一命呜呼。[25]还有人认为瘴气为山川草木之恶气。[26]总之，多为无稽之谈。

从民国滇南的游记作品来看，对瘴疠致病原因的分析已经回归科学和理性。从1930年李文林赴滇南开始，旅行者逐渐认识到瘴疠的主因就是疟疾。李文林到思茅时，指出此地症状“多系慢性疟疾”，并为中小学生做了“疫病流行之研究，与补救之方法”的演说。[27]姚荷生在谈到元江的瘴气时称：“所谓瘴气就是一种很厉害的恶性疟疾。”[28]马维忠提及元江蛤蟆吐气幻成五彩传说时，认为“其实就是恶性疟疾流行的一种误会”。他在讲到宁洱时，亦提到此地死亡率很高就是“恶性疟疾流行”所致。[29]关于疟疾的传播媒介，游记作者也已形成共识，即通过蚊虫等虫媒传播。姚荷生指出元江“四面高山环抱所以夏天非常闷热，加之又近水边，蚊虫繁殖极易。因此瘴气一旦传入，便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谈及瘴气由普洱传到磨黑的原因时，亦提到磨黑“龌龊的环境，自然很适合蚊虫的繁殖，无怪疾疫这样厉害”。[30]马维忠到勐养乡刀根柱家参观时，发现“彝人饮食虽很简单，但睡则必用蚊帐”，并与来边地的汉人对比，认为不用蚊帐是“汉人来夷方之死亡率特高”的最大原因之一。[31]可见，自来神秘的瘴疠，民国时期的游记作品已给出了基本定性，即主体为恶性疟疾，其传播媒介是蚊虫。

除认识到蚊虫传播疟疾是引发瘴疠的主要原因外，民国滇南游记作者还注意到其他一些可能的致病因素。早在1915年，庾恩旸就提出了天气炎热易生疾病的问题。[32]李文林谈到勐库、勐猛、勐朗、勐满时，亦提出气候炎热，“山顶坝子高低悬殊，寒暑过严，造成热带性又温又热的气候，故时有热带性疾病”。[33]马子华说到勐朗坝的“华侨新村”时，也认为“华侨们习惯不了那种炎热的气候，因患瘴疟，亡故了不少”。[34]民国滇南旅行者关于高温致病的解说，虽然存在主观臆断的成分，但高温与瘴疠确实密切相关。现代医学证明，疟疾与气温有直接关系，一般的疟菌生存温度在16℃以上，但恶性疟菌只能生活在28℃之上。而在滇南地区流行的主要是被称为“恶性疟”和“卵形疟”的恶性疟菌。[35]民国游记作者也注意到水污染可能是引发瘴疠的另一诱因。庾恩旸到把边时，指出“四山森林蓬勃”，“一经雨水落地以致枝叶腐烂浸入水中，饮之无不中毒”，“又有哑泉，误饮即哑，且腹胀”。[36]李文林亦将“污木腐草，饮料污秽”作为致病原因之一。[37]马子华述及勐朗坝清末屠杀汉人时，指出腐烂的尸体在河水里腐败滋生病菌，当地人喝了河水溪水以后，瘴疫发作。八个寨子三万多人，到1936年时只剩下三个寨子400多人。[38]这个推测也得到熊光琦的证实，他说：“猛朗地方，初设县治何以不闻有瘴，殆兵燹以后，因积尸腐坏，发而成疫。”“饮其水者又安能不病且死？”[39]此外，游记作者还指出瘴疠肆虐存在的人祸因素。马维忠谈到，思茅在经历了1941年的瘴病及1942年的地震后，政府当局不仅未及时实施紧急救济，事后也未拨发大批医药，而且上级政府只知征粮、征兵，所派下的委员只知要钱，致使雪上加霜，人口骤减。[40]马子华还提到，1942年夏季，思茅曾来了一支“国际防疫救济团”，他们走时留下五大箱药品以及其他必要的器材，并且书面指示了详细的症候、临床设施、药品的名称及效能、诊断方法及药量。一切可能而必需的指示都交给政府和卫生院。据说后来，县长把那五大箱药品全部以高昂的价格卖到别处去了，留下很少的一点是送给绅士和准备自己救命的。[41]

总之，从民国滇南游记来看，已经开始从科学与理性的角度对瘴疠的致病原因做出分析：既提出了瘴疠主要为通过虫媒传播的恶性疟疾，又看到了致病原因的复杂性。

三 民国滇南游记中提出的瘴疠防控措施

民国时期，当地人和部分行走滇南之人普遍认为吸食鸦片可以预防瘴疠。庾恩旸在考察把边禁烟情形时指出：“以地有烟瘴，而吸烟者多，禁之不能。”到了元江，亦称该地偷种罂粟者多，“土住客籍均以吸烟为驱除瘴疠之具，故无论男女吸者十有四五”。[42]姚荷生离开元江，到了因远坝的区长府上，区长以鸦片招待，要其“随便吹几口”。姚氏谓：“想不到《官场现形记》里描绘的情形，今天竟亲身见到。”[43]从医学角度上说，鸦片确实能治疗便秘，并且是有效的呼吸道疾病镇静剂、止咳药、止痛药和退烧药。[44]然而鸦片只治标不治本，而且一旦吸食成瘾，便会带来对药物的依赖性，甚至造成死亡。故早在1930年，李文林便指出：“有谓走炎方必吸鸦片，此亦自杀之政策！”[45]因此吸食鸦片无异于饮鸩止渴。

针对预防瘴疠的困境，民国滇南游记作者提出了一个标本兼治的办法，其核心就是改善卫生状况。

民国滇南几部游记作品几乎同时关注到当地的卫生情况，认为卫生环境差是瘴疠流行的根本原因。关于公共卫生环境的问题，1915年庾恩旸到元江时就指出，一出户庭“即行遗矢渣滓污秽堆积满道，几无一寸干净地”，“举凡牛溲马勃猪粪及人之大小便，均无厕所为之容纳，每大解后即用以饲猪”，“积久则秽气熏蒸，尤易致病”，而且“居民不尚清洁，蓬首垢面，敞衣褴褛，形状难堪”。[46]姚荷生也提到元江“街道非常狭窄而污秽，牛粪马便遍地皆是。在街上闲逛一趟，要想鞋上不沾一点粪污，几乎是绝不可能的”。[47]除元江外，其他有瘴地方的村政卫生均不理想，把边“粪秽堆集，无人扫除”。[48]西双版纳的景栋寨“遍地马粪和人粪实为美中不足”。[49]磨黑“街道上非常污秽，牛溺马粪，随处都是，污水泛滥遍地，一股臭气直冲到脑里”。[50]除了公共卫生环境外，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也非常恶劣。由于滇南地方卑湿，所以多修建竹楼，楼凡两层，下为牲畜家禽所居，人居其上，粪气熏蒸，卫生极差。另有各种滑稽的等级规定，一般百姓人家的房子不能覆瓦，亦不能广开窗子，致使室内既阴暗又潮湿。姚荷生在思茅城外留宿农家，提到“房屋都极简陋破旧，而且污秽不堪，一种异样的臭气时时透入鼻子”，自称勉强过了一夜。[51]马维忠在普藤坝参观一处民房时指出：“竹楼分上下两层。下层是作为养牛、马、猪、鸡、鸭等用，蚊蝇飞舞，臭气扑鼻，很不卫生。”[52]污浊的公共卫生和居住环境，自然有利于滋生蚊虫和传播病菌。

游记作者发现，以上所提及环境污秽的地点，均为瘴区所在。而卫生条件稍好的墨江与经历大疫过后洗心革面的宁洱，却是无瘴乐土。20世纪30年代末，姚荷生到墨江后，发现房屋鳞次栉比、街道清洁整齐，联想到该地没有瘴气，故将其看作乐土。他到达宁洱后，见到整齐雄伟的城墙以及宽大干净的街道，顿生好感，认为这是早年宁洱经历瘴疠后痛定思痛的结果，指出“近来地方人士渐渐明白了瘴气的道理，所以对于公共卫生非常注意，城头上，屋角边的草，都铲得干干净净，街上扫得清清楚楚，污水垃圾也不许乱倒”，对比磨黑街道的污秽，感慨“无怪瘴气从这里迁到磨黑去了”。[53]各地的巨大反差，使游记作者注意到讲求卫生的重要性。马维忠进而认为，“只要讲究卫生，在恶性疾病流行的思茅，也可活到七八十岁”。[54]姚荷生在谈到宁洱注重公共卫生时，忧心地说：“这种由无数生命换来的进步，不知是否可能永久保持下去。”[55]游记作品中关于瘴疠与卫生的认识，亦获得了其他一些人的认可。缪尔纬指出：“沿边瘴厉（疠）之毒，固由地位卑湿，田土荒秽，村政不讲，其住居之不适卫生，尤为最大病原。”[56]熊光琦也认为：“所谓瘴者，天然气候，仅占十之二三，而人事则当占十之七八，盖皆于卫生毫不讲求也。”[57]

游记作者还提出了一些具体防控方案。庾恩旸认为“房屋宜构筑高敞”，他在谈到治理元江的瘴疠时，还提出要兴修水利，其核心意图是方便人民“饮用洗涤”，防止饮浊水生病。[58]吴信曾嘱告李文林走炎方需注防之事项，其中重要一条便是“到炎方饮食宜淡泊，饮料必须沸过”。[59]后来李文林又将这种“预防之方”概括为“往来以时，行食慎重”、“淡食寡欲”以及“吃饭莫吃饱，早晨莫起早”等简单易记的口诀。[60]马维忠在勐养乡刀根柱家参观睡房时，注意到傣族“睡则必用蚊帐”，并将汉人来夷方不用蚊帐总结为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61]对于发展卫生事业，滇南游记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具体方案，但均注意到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性。姚荷生说：“在医药缺乏的区域，病人当然不救。”[62]马维忠亦将宁洱恶性疟疾流行招致人口锐减的原因，归结为缺医少药。[63]

综上，游记作者将卫生与瘴疠联系起来，无疑抓住了防控瘴疠的关键所在。他们不仅提出了以改善卫生条件为核心的防控措施，而且反映出瘴疠可防可控已经深入人心。

四 游记作品与民国滇南开发的关系

游记中对瘴疠认识的提高与民国时期滇南的开发相辅相成。可以说，游记作品关于瘴疠的认识是民国时期人们对滇南认知和开发成果的写照。同时随着游记作品对瘴疠认识回归科学和理性，后来者对瘴疠有了更多的了解，并逐渐摒弃了恐惧心理，激发了人们探索和垦殖边疆的兴趣与勇气，进而促进了民国政府对滇南的开发。

经明、清两代，虽然元江、墨江、普洱、思茅、澜沧等地相继“改流”，但至民国初期澜沧和思茅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仍属“改流”和发展的“保留地”。清初，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治理方略，将西双版纳所属澜沧江以东的思茅、普藤、整董、勐乌、六大茶山、橄榄坝等地，即所谓江内六版纳，施行“改土归流”，并相继在橄榄坝和攸乐山（今基诺山）驻军。但橄榄坝和攸乐山等地的驻军终因“孤悬瘴地”而被裁撤。[64]后清朝以“刀氏管理车里夷众已二十四代，众不能忘”为由，重新委任傣族宣慰使继续管理江内的部分地方。[65]宣统年间，西双版纳爆发了“遮顶之乱”，[66]黎肇元率众弹压并督办改流，预分勐遮、顶真、勐混、勐海、勐阿为五区，拟设一厅三县。骆负图、陈兆廉、杨荣辉、周世清、邹位灿均充编户招垦员弁，抽花茶捐助费。后来由于陈兆廉、杨荣辉瘴故，韦炳章、李佐华接办。宣统三年九月，委员周世清、督办黎肇元又先后瘴亡。结果帮办蒋可成及各编户委员，均畏瘴辞差。“边事乏员经理，花茶捐亦停办。”[67]黎肇元死后，便委任柯树勋主政车里。转入民国，柯氏被任命为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后改为普思殖边总办），从此开启了民国时期对西双版纳的改流之路。主要改革有两次：第一次是民国初年柯树勋的划区设治；第二次是1927年徐为光的改设县治。可以说，中国现代版图意义上的滇南设流至此时方告终结。民国虽然对车里采取“设流亦不废土”的政策，但民国“设流”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废土”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同时，已改设的流官针对困扰滇南开发的瘴疠问题，亦提出与采取了卓有建树的改革措施。1913年柯树勋在“治边十三章程”中率先提出改善“住房”问题，指出：“土司方面，向例除缅寺及宣慰各大叭准盖瓦房外，其余概系草房。每逢冬春天气干燥，最易失慎。且二、三年必须易新，尤多花费，应与汉地一律准予弁目民人盖造瓦房，以期经久。宣慰及各土弁不得异言。”同时提出“至于烟瘴毒烈，只要冬天到地，俗云：吃过腊水，便不关事。并饬各节饮食，实为瘴地卫生要著”。[68]1935年，中央卫生院组成考察团，至思普沿边考察瘴疾。在思茅、宁洱共采集蚊虫九种，解剖后发现其中五种为疟蚊，三种含有恶性疟菌。又在车里县调集城区小学生三十余人验血，结果80%染疟疾，伏有病根。[69]这次医疗考察，从科学的角度证实了蚊虫是传播瘴疠的最大祸源。1944年4月出版由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编的《边疆行政人员手册》指出：“瘴疠为开边之大敌，倘不根本消灭，一切边疆建设，均将受其阻碍，所谓瘴毒，经科学研究，实即热带性疟疾，故瘴毒之消灭，并非不可能之事。”下饬县局采取之方法，共有以下六项：扑灭蚊虫；清除一切足以产生蚊虫之环境；开导人民使其知防疟治瘴之常识；养成睡眠用蚊帐的习惯；充实卫生院设备；遇瘴疾猖獗时，可呈请省机关拨款派员协助扑灭。[70]1945年出版由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撰拟的《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提出：“故欲消灭边区瘴疠，首应建设环境卫生。”具体包括住宅改良、粪便处理、芟荆莽浚沟渠、举行清洁运动四项措施。还提到了卫生事业建设的具体计划，即普及人民卫生常识、建设公共卫生设施、改善民间生活、预防疾疫、普遍成立医院、组织巡回医药队、设立隔离医院等。[71]缪尔纬和熊光琦在任职澜沧期间，也针对瘴疠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缪尔纬主张建设新村，“毁其旧有居室，为之另建”。为配合基建，建议设置砖瓦厂、木材厂和工匠介绍处。[72]熊光琦力主设县勐朗坝，就瘴毒问题认为：“当先行焚山刈木，芟除蔓草，疏浚河流沟渠，积极开垦荒地，并严格讲求卫生，设备医药，两年以后，人烟既多，瘴毒自除；在两年内，为慎重计，则遇酷暑瘴发之际，尽可遥避于迤宋山半；距此二十里，即令县政府所在之佛房地方，亦并无何种为难也。”[73]这些改革措施或行或否，现已无从考察。但可以明确的是，虽然元江、思茅、澜沧等地的瘴疠并未彻底根除，却有了墨江那样的无瘴之地，又有瘴疠阵痛过后改过自新的宁洱。此外，瘴疠可防可治早已深入人心，《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指出：“至若瘴疫，已知为恶性疟疾，今世已有绝对特效之治疗剂，自不必再以神秘视之。”[74]1940年左右，张镜秋来到勐海曼峦寨，发现傣族人家都已建成汉式房屋。他自感言：“也许他们觉得在生活的方式上，汉式僰屋，优于僰式高脚屋。”[75]要之，随着民国政府对滇南的开发，就治理瘴疠问题，已经制订了相应的改革方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滇南游记作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撰写完成。换句话说，滇南游记作品中对于瘴疠的认识，正是民国滇南开发成果的展示与写照。姚荷生对墨江和宁洱治瘴的大肆褒奖，李文林对四排山县佐段庆华与澜沧县令缪尔纬斗瘴勇气和决心的肯定，都是较好的例证。

游记作品在滇南开发的大背景下创作完成，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的发展。1934年，严德一看到近十年来思茅、普洱两县瘴疠流行，“迤南大道，行旅视为畏途”，故倡言“移民垦殖，卫生与健康之重要，实为首当解决之问题”，并据实地考察，提出了“边地疾病之源，无非蚊蝇为疟，饮水不洁，而居民卫生之不良，医药设备之缺乏，皆为急待指导改良”。严氏出于开发边疆目的提出的改良措施，与其参加的中央大学云南地理考察团受到云南省政府的资助有关。考察团最终形成的报告，为日后云南省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借鉴。严氏的个人成果《普思沿边：云南新订垦殖区》于1940年在《地理学报》上刊表。[76]1944年和1945年出版的《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和《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均由著名历史学家江应樑负责起草和编著，从个中强调扑灭蚊虫、净化环境、提倡睡眠用蚊帐、普及人民卫生常识以及建设公共卫生等条目来看，与民国滇南游记作品中关于瘴疠的认知不谋而合，且系晚出之作，当多有参考。更重要的是，游记作品激励了人们开发边疆的勇气。民国滇南游记，不仅讲述了寻找蛤蟆精为万民除害的“大勇之人”，[77]还记录了勇斗瘴气的四排山县佐及“誓扫瘴毒”的澜沧县令。[78]同时游记作者还以身作则，为世人垂范。李文林痛批滇人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的观念，认为“此种轻视向外发展之态度，亦殊属错误之极”，指出：“蛮荒万里，急待开发，男儿事业，改善民生，巩固南陲，勿让祖生先我着鞭也。抑有进者，沿边不自秘密，而人秘密之。”呼吁人民到“往普思沿边去”，并以此作为文章标题。[79]姚荷生一行人在酒房坡，不顾马锅头（即负责赶牲口托运的人）吃甘薯会染瘴气的劝阻，每人买了一根大嚼起来。姚氏谓：“我们虽然承认经验的价值，但是对于科学的信仰也很坚定。”[80]马维忠到了勐养坝，许多人劝他不要去车里（今景洪市区所在），但他自称：“我为冒险心和研究摆夷兄弟民族之决心所驱使，乃购防疟药品，坚决来此。”并改编了杨淑玉的《潞江谣》，写了一首《九龙江谣》，声言：“我预备此谣来考察它是否确有其事，用什么方法来克服它。”[81]这些鲜活的事例，无疑会砥砺人们开发边疆的信心和勇气。

综上，民国滇南游记作品通过游历的形式，真实地展现了民国时期滇南瘴疠的分布状况，从科学和理性的视角对瘴疠的致病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以改善卫生条件为核心的防控措施。游记作品关于瘴疠的正确认知，既是民国滇南开发的成果写照，又对当地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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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指定服役制度与早期国家起源研究”（15CZS019）以及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全球视野下的指定服役制度研究”（15SZZD02）资助。滇南在本文中指云南省昆明市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玉溪、普洱、西双版纳、临沧等地区。

[2] 卢中阳（1981～ ），男，吉林四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民族史、先秦史。

[3] 周琼：《清代云南瘴气环境初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沈海梅：《从瘴疠、鸦片、海洛因到艾滋病：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与边疆社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张立明：《安章与披拨：人类学视野中的禁忌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张轲风：《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辑。

[4]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第2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49页。

[5]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交流赠阅2008年版，第184页。

[6] 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昆明巡阅使行营1915年版，普防巡阅日记第27～28页。

[7]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8]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185～186页。

[9]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44页。

[10]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01页。

[11]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56～557页。

[12]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49～50页。

[13] 马子华：《滇南散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6页。

[14]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04～205页。

[15] 西双版纳州政府接待处编《西双版纳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194页。

[16] 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66页。

[17]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5页。

[18]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58页。

[19]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13～214页。

[20] 熊光琦：《开发澜沧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第2卷），第436页。

[21]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6页。

[22] 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普防巡阅日记，第42、47、49页；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5～506页。

[23] 西双版纳州政府接待处编《西双版纳概览》，第193页。

[24]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5页。

[25]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20页。

[26]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6页。

[27]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57页。

[28]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20页。

[29]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185～186、193页。

[30]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20、41页。

[31]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14页。

[32] 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普防巡阅日记，第27～28页。

[33]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6页。

[34] 马子华：《滇南散记》，第76页。

[35] 张珊：《中国瘴疠分布变迁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民族史研究》（第8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36] 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普防巡阅日记，第47页。

[37]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6页。

[38] 马子华：《滇南散记》，第72～75页。

[39] 熊光琦：《开发澜沧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第436～437页。

[40]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04～205页。

[41] 马子华：《滇南散记》，第37～40页。

[42] 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普防巡阅日记，第26、48页。

[43]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25页。

[44] 沈海梅：《从瘴疠、鸦片、海洛因到艾滋病：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与边疆社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45]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7页。

[46] 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普防巡阅日记，第27～28页。

[47]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20页。

[48] 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普防巡阅日记，第47页。

[49]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10页。

[50]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41页。

[51]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52页。

[52]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08～209页。

[53]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26、45页。

[54]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06～207页。

[55]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45页。

[56] 缪尔纬：《开发普思沿边计划》，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第2卷），第471～472页。

[57] 熊光琦：《开发澜沧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第436～437页。

[58] 庾恩旸：《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普防巡阅日记，第27～28页。

[59]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47页。

[60]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7页。

[61]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14页。

[62]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20页。

[63]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01页。

[64]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65] 《高宗实录》卷1034，转引自《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66] “遮顶之乱”指清末勐海与勐遮爆发的一场历时三年（1908～1910年）的战争，载《傣族简史》编写组编写《傣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144页。

[67] 柯树勋：《普思沿边治略》，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第1卷），第53页。

[68] 柯树勋：《普思沿边治略》，第59～60页。

[69] 陆崇仁：《思普沿边开发方案》，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第3卷），第159页。

[70] 陆崇仁：《边疆行政人员手册》，载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西南边疆》（第3卷），第55页。

[71] 陆崇仁：《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第159～162页。

[72] 缪尔纬：《开发普思沿边计划》，第472页。

[73] 熊光琦：《开发澜沧全部与巩固西南国防之两步计划》，第436～437页。

[74] 陆崇仁：《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第131页。

[75] 张镜秋：《边荒》，中正书局1946年版，第77页。

[76] 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页（自序），第166、173页。

[77]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20页。

[78]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6页。

[79] 李文林：《到普思沿边去》，第507页。

[80]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第16页。

[81] 抱朴子编《深挚的爱：马维忠遗珠拾零》，第2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