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研究

从建构主义视角看冷战后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

张旭东[1]

【摘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和单位施动者之间是相互构成关系，进而进一步影响施动者的对外行为。由于冷战后体系结构变化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变化，在这两个因素影响下，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冷战后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分为两个层次：双边层次和俄罗斯与东盟的多边层次。

【关键词】建构主义 俄罗斯 东南亚 外交

俄罗斯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横跨欧亚大陆，这不仅是俄罗斯独有的地缘政治特征，而且也是它无可争议的优势。它的这种地缘特点决定了俄罗斯在西部方向和东部方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利益。作为一个欧亚大国，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形成于“特定的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使得其既不能绝对地关注西方，也不能绝对地关注东方”。[2]俄罗斯前外长伊·伊万诺夫指出：“既介入欧洲事务也介入亚洲事务，不仅是俄罗斯独有的地缘政治特征，而且是它的无可争议的优势。正是欧洲大西洋标准和亚洲太平洋标准辩证统一和相互交织，而不是相互对立，构成了俄罗斯在世界上和地区层面的对外政策本质。”[3]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究竟体系方法还是单元方法更适于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偏好，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沃尔兹指出，体系理论要远比还原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国际政治。“体系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单元在行为表现上惊人地相似，尽管这些单元各自是远不相同的，但其行为结果均处于一个可以预期的范围之内。与之相反，还原理论则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体系中位置相同或相近的行为体行为表现却极不相同。”[4]与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不同，建构主义认为，施动者与结构体系始终相互构成，“建构主义与物质主义不同，认为人类团体的结构主要是文化现象，而不是物质现象；建构主义也与理性主义不同，认为这样的结构不仅制约行为体的行为，而且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对国家身份来说，体系结构既有因果作用，也有建构作用，虽然这些作用可能比国内结构的作用要弱，并且，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应该包括大量国内因素的成分”。[5]本文从建构主义这一角度出发，从国际体系结构与施动者两个角度研究冷战后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变化。

一 体系结构：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两极转向了多极化趋势。世界多极化局势伴随着冷战结束2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自然崩溃，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霸权欲望急剧膨胀，意欲挟冷战和海湾热战胜利的余威缔造美国“单极独霸”的“单极世界”。美国在小布什任总统的10年间，单极独霸的思想和行为发挥到了极致。在这10年间，在单极化和多极化的较量中，单极趋势略占上风，多极化趋势遭受阻滞或挫折。冷战结束后，欧洲失去了原来防范的对象，苏联威胁的减小，使得欧洲国家在安全上求助于美国核保护伞的状况相对减弱，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趋向更加明显，“欧洲要成为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声越来越响，尽管美欧之间仍存许多共同点，如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一致性，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外交上的相互借重等仍在发挥作用，但欧美矛盾在新形势下日益公开化、明显化是不可避免的。1993年11月1日开始《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生效，宣告欧洲联盟的正式成立。1993年欧洲联盟正式成立后，成员国间的合作开始逐渐按照盟约的内容，向各国间的司法与内政、外交与安全以及刑事警察和司法方面的合作转变。世界两极格局瓦解没有在亚太引起类似在欧洲那样的剧烈震动，但是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趋势也开始出现。由于苏联解体，取代而之的俄罗斯致力于国内和西方问题，无暇东顾，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日本、中国、东盟甚至印度等多极力量角力的地区。这一时期，日本和东盟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焦点。

第二阶段，大致为2001年“9·11”事件至今。2001年“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增强。美国虽然仍然是唯一超级大国，而且还将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它的总体实力相对下降了。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损失约达27万亿美元，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导致各国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和机制产生了高度不信任感。[6]但是，随着美国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从2014年起，美国经济出现复苏势头。随着欧盟进一步东扩，欧盟作为有着27个成员国的国家联合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展示为21世纪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主要力量。尽管欧盟遭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严重打击，目前确实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等很多问题，相应地削弱了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是，目前欧盟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其经济规模还略大于美国。随着区域内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兴起，尤其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亚太地区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两个重大变化：全球地缘政治板块出现“西降东升”的大调整，世界经济重心乃至地缘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日益明朗，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个新的“亚洲—太平洋世纪”正在形成。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各国都逐渐开始寻求多边合作，更加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和各种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其中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这些多边经济合作组织中最抢眼的是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10+3（中、日、韩）机制、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共同体等。

二 施动者：俄罗斯国内政治变化

苏联解体前，俄罗斯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92年4月，俄罗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俄罗斯”，从而恢复了历史上的名称，最后决定使用两个同等地位的正式国名“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政治转型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主导下展开。在政治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力量主张走“西化”道路，即彻底摈弃苏联宪法，从西方引进宪法制度。此后，一系列以西方民主制为原则的政策措施开始在俄罗斯推广，其政治制度构建的总体趋势是由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向分权制过渡。叶利钦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可以1993年“十月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激进”的改革时期。叶利钦期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如同经济体制的转轨一样，通过“休克疗法”，实现政治体制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尽快转轨，选择使用与“民主”相悖的过激手段。第二个时期是俄罗斯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确立时期。“十月事件”后的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一部新的《俄罗斯宪法》，确认俄罗斯的国体是民主的联邦制的国家，并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总统不可动摇的权威。新宪法地位的确立，是俄罗斯结束混乱，走上正轨的起点。[7]从1993年12月新的宪法通过到1999年12月叶利钦辞职，俄罗斯的政治转型进入了叶利钦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俄共为代表的反对派对叶利钦执行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批评，尽管政治斗争与对立与前一阶段相比有增无减，但是基本上还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的，新的政治体制得到接受和认同。政治斗争己从街头暴力转向议会讲坛，政党政治初步形成，政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俄罗斯宪法既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机构的活动规定了制衡机制，同时也树立了叶利钦个人的权威，总统超越于三权之上，两者的关系是“叶利钦政权的运行既要依靠权势和专断，又需要合法的民主形式”[8]。叶利钦在俄罗斯确立了西方民主制，但付出了国力陡降、民众生活恶化的惨痛代价。持续动荡成为叶利钦任期内的主要特征：尖锐的政治对立、频繁的政治斗争导致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又成为经济改革难以为继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晚年的叶利钦体弱多病，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已完全让位于对个人权力的维系。

从1999年底至2008年5月，俄罗斯政治转型在经过了叶利钦时期的混乱与动荡后，进入了普京时期的调整与完善阶段。普京上台后摆脱了西方“民主至上”的束缚，围绕加强联邦中央与总统权力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强调要走俄式的民主道路也就是他所称的“主权民主”道路，形成了普京式民主。普京的这一执政方式被俄罗斯学者解读为“可控民主”[9]，后被各国学者广泛釆用。“主权民主论”反映了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对当今政治发展道路的最新探索。既是对西方推行民主、发动“颜色革命”的回应，同时也是表明要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西化、民主化”和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的自由”划清界限。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现了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共识：消除政治混乱，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使民主化有序地、自主地实行。[10]伴随政治转轨的步子落定，经济也开始复苏回暖，同时，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价格步步高升，由资源带动的俄罗斯经济出现蓬勃发展的迹象，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大格局中的“新贵”。

2008年，时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与时任总统的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实现王车易位，俄罗斯进入梅德韦杰夫时期。梅德韦杰夫任期并不长，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也是延续普京路线。2012年3月，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尽管这次选举前普京遭遇种种非议，但他依然以63.75%的绝对优势当选。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普京此次当选的社会背景和趋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2011年12月，俄罗斯杜马选举之后爆发了反普京游行，这次游行几乎是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民众对普京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俄罗斯认识到出口原材料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是长久之策，从2014年开始，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逐步走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危机。

三 体系结构与施动者的互动：冷战后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变化

俄罗斯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历史悠久，由于东南亚地区扼守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自苏联特别重视同东南亚地区的联系。冷战后，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变化，俄罗斯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1年底到1993年，冷落时期。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最初实施了“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目的是想以平等的一员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大国俱乐部”。但是“一边倒”外交政策效果并不理想，亲西方外交的推行，不仅未使俄罗斯的国际环境得到任何改善，反而使其日益恶化。1992年，除了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食品外，西方的援助协议和承诺几乎没有兑现，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不断加重。由于它在整体外交战略上追随西方，使得俄罗斯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东南亚政策。但是，这一时期，俄罗斯与东南亚地区也有一些外交接触。1992年7月，俄罗斯成为东盟磋商伙伴国。

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1999年，恢复和初步发展时期。自1993年开始，叶利钦政府开始调整俄罗斯的对外外交战略，实施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战略。虽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基本在欧洲，但毕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属于亚洲，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密不可分。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亚太地区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但是俄罗斯并未深入参与到如火如荼的亚太区域合作中去，面临丧失世界大国地位的危险，而亚洲区域一体化对转型期的俄罗斯经济以及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发展和振兴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993年出台的俄《对外政策构想》提出国家利益至上、经济优先和东西方均衡等对外关系原则，试图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因而，向经济发展迅速的亚太地区拓展，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之一。1994年，俄调整亚太政策的力度加大，俄外交部把这一年称作“亚洲年”。俄副外长帕诺夫说，“不在东方执行积极而全面的政策，就不可能保障俄联邦的国家利益”。[11]“双头鹰”外交战略的实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错误，但也并未给俄罗斯带来实质性的外交突破，客观上仍未能根本改变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继续下降的趋势。俄罗斯虽然开始重新重视亚洲地区，并且也强调其“欧亚主义”身份和“双头鹰”战略，然而其外交重点仍是西方，双头鹰的两个“头”仍有主从之分。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交往和较量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和被动态势，对世界热点地区乃至对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也在继续下滑。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挽回其国际形象，俄罗斯自1996年开始实施“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将世界多极化和推动多极化世界定为其外交战略目标之一。当时的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认为，“冷战结束后，两极对抗的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的趋势得到发展”，西欧、日本、中国都显示出成为独立一极的潜力，但多极世界尚未形成，向多极世界过渡也不会轻而易举，因为“有些人希望看到的是单极世界”，俄罗斯的任务就是稳定世界局势，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顺应和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12]但这一外交政策受制于俄罗斯国力和国际力量的对比，俄罗斯不仅没能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与西方的矛盾也加深了。

随着叶利钦调整外交政策，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开始恢复和初步发展。越南曾经是苏联的盟国，俄越关系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某种衰退以后，从1994年开始逐渐恢复正常。俄越双方都认为两国“在过去年代里积累下来的”多方面经济联系的“资本”不仅应当保存下来，而且应当增大。[13]1997年，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对越南进行冷战后的首次访问。1995年，俄罗斯与老挝也签署了友好关系基础条约和一系列经贸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柬埔寨的经贸联系也开始恢复。1997年7月，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出访马来西亚、泰国。同年9月，俄罗斯邀请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访俄。1997年，叶利钦会见菲律宾总统拉莫斯时就指出：“俄罗斯不应该只围绕欧洲和西方转，还应该发展与亚洲地区国家的合作。亚洲对俄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有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亚洲，还因为俄罗斯致力于参加这一地区的进程。”[14]同时，俄罗斯开始与东盟进行接触和交往。1993年，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利益已经改变，“从现在起，我们在这里的主要象征将是货船取代导弹巡洋舰，联合投资取代核潜艇”[15]。1994年，俄罗斯参加了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俄罗斯认为，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在安全和稳定问题上最合适的对话机制。1995年，俄罗斯主办了东盟地区论坛第二轨道会议。1996年，俄罗斯与中国、印度一起成为东盟地区的全面对话伙伴国，标志着俄罗斯与东盟的整体性交往进入一个新阶段。1997年12月，叶利钦电贺东盟最高级会议，称赞东盟地区论坛已“成为探索亚太地区加强政治稳定的重要机制”，俄罗斯准备与东盟“发展积极对话”。[16]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稳步发展时期。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以后除了秉承叶利钦时期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外，还对“全方位”外交进行了多处调整，较过去更加灵活和务实，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更加重视和加强与亚太地区的联系，除了加强与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印度、越南等国的双边外交以外，还积极介入亚太地区的各种事务，参与并充分发挥在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多边组织中的作用，逐步融入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了以维护俄罗斯国家根本利益为核心的多边外交模式。他特别强调：“必须优先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中心，俄罗斯同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应将深化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同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潜力联系起来，实施‘西伯利亚’国际工程。应最大限度地吸引外国公司参加对乌拉尔以东地区的重新开发，如果不这样，这个地区就不能为俄罗斯服务，而且还会变成一个地缘经济真空，会在某个时候被某人所填补。”[17]2008年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普京时期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梅德韦杰夫政府出台了俄第三个《对外政策构想》，继续强调平衡、全方位原则；在亚洲除了继续发展与中国、印度的战略关系外，还积极参与东盟有关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从他的施政纲领中不难看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将继续以维护国家利益、彰显“欧亚大国”的地位为基点，实施全方位、东西方平衡的外交政策。2012年9月初，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俄罗斯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其间，普京称俄“在历史和地理上都是亚太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面走向亚太地区是俄罗斯辉煌未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发展的最重要砝码”，“与亚太地区邻国的广泛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方针的优先方向之一”，“俄罗斯愿意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机制”。[18]

随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一方面，俄罗斯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交发展取得了各方面的成果。2001年2月，普京总统访问越南，双方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军事、油气以及科技领域的合作协议，俄罗斯成为第一个与越南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世界大国。2002年，俄罗斯宣布撤出越南的金兰湾基地，但是两国关系并未受到影响。2006年，普京再次访问越南，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合作。2010年，梅德韦杰夫总统访问越南，再次与越南签署了使用金兰湾基地的协议，显示出俄罗斯对越南战略位置的充分重视。2012年7月，越南国家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关系进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阶段。同年11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问越南。俄罗斯与印尼的关系发展迅速。2006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印尼总统苏西洛访问俄罗斯，双方就太空研究、原子能和平利用、军事技术合作计划、军事技术合作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双方检察院互谅、旅游合作互谅、俄罗斯外交学院与印尼外交中心互谅等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宣言。2007年9月6日俄罗斯总统访问印尼，双方一致认为，有很多共同的原因促使俄印（尼）成为天然伙伴，确认了2003年两国在21世纪友好伙伴协议中明确的原则，表达了为深化两国关系而加强合作的意愿，希望以能源合作和互利发展为基础，使两国的伙伴关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俄罗斯和印尼双方在军事领域合作逐步加深。2007年、2011年以及2012年俄罗斯与印尼签署了武器购买协议，俄罗斯成为印尼的主要武器出口国之一。俄罗斯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也值得关注，2003年8月普京访问马来西亚，双方在防务、经贸、航天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马来西亚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重要成员，在其积极推动下，2005年俄罗斯被该组织接纳为观察员。2007年7月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访问俄罗斯。俄罗斯与缅甸关系发展也很快。俄罗斯是第一批向2008年遭受飓风损失的缅甸提供人道帮助的国家之一。2012年以来，俄罗斯外长和防长先后对缅甸进行访问，双方就加强全面合作达成一致。2013年1月，俄罗斯外长在访问缅甸期间表示，俄罗斯支持解除针对缅甸的制裁措施，并且愿意与缅甸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时隔两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在50年内首次访问缅甸，并与缅甸高层就两国深化各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探讨。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与老挝关系逐渐恢复正常，2003年7月老挝总理访问俄罗斯，2004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老挝，2007年老挝副总理和外长访俄，两国关系也进入了积极发展的阶段。2011年10月，老挝国家主席首次访问俄罗斯。同时，俄罗斯加深了与东盟组织的发展。俄罗斯在2003年表示了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的愿望，2004年正式加入了该条约。2005年12月，首届俄罗斯与东盟峰会举行，双方签署了《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2005～2015年推进全面合作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各个领域的具体合作。2007年，东盟地区国家签署了《东盟宪章》，全面落实东盟地区的共同体建设计划。俄罗斯积极评价这一协议的产生，立即委任俄罗斯驻印尼大使兼任东盟地区全权代表，并且准备接受东盟在俄罗斯设立代表处。2010年10月，第二届俄罗斯与东盟峰会在越南河内举行。峰会期间，双方签署了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为今后双方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指出了合作方向。2013年6月22日，俄罗斯—东盟经贸论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中心举行，此次论坛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四 结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欧洲地区金融危机的加深，亚太地区的发展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俄罗斯也不断提高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致力于实施战略东进，加大对其远东地区的开发力度，并加强核力量和海空军力在东部方向的部署，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动作彰显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威慑力。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的抵制和制裁，俄罗斯也越来越需要亚太地区国家的外交支持。

随着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和俄罗斯国内政治变化，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这是结构与施动者两个因素相互影响产生的必然结果。从国际体系结构来看，冷战后，世界体系结构从单极世界逐渐向多极世界演变；从施动者——俄罗斯来看，俄罗斯国内政治转型稳步发展，俄罗斯国力也逐步发展。在体系结构和施动者的相互影响下，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会更加积极和深入。但是，从2014年起美国经济出现复苏，欧洲政治经济危机迭出，2015下半年开始石油天然气国际价格逐步下滑，导致俄罗斯政治经济出现危机端倪，这些因素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会影响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

俄在继续加强与独联体、欧盟、美国交往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展“向东看”的亚太外交，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是其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冷战后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外交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双边外交。双边外交是俄罗斯对东南亚国家外交的基础。冷战后，俄罗斯不仅恢复和发展了与苏联亲密国家——东南亚地区印支三国——的外交，而且积极发展与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其他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外交往来。第二个层次，俄罗斯对东盟这一地区组织的外交。俄罗斯十分重视对东盟的外交，加入东盟论坛，举行俄罗斯—东盟峰会，还与东盟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例如《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协定》《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联合宣言》等。

责任编辑：米良

Studies on Russia Diplomacy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from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Xudong Zhang

Abstract：Constructivis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phasizes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actors are mutually constitutive，thus the actors’ external policy being affected by this interaction. Due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Russian domestic politics after the Cold War，the Russian diplomacy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changed Russia’s post-Cold War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is divided into two levels：bilateral level between Russia and nation states respectively and multilateral levels between Russia and ASEAN.

Keyword：constructivism；Russia；Southeast Asia；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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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旭东，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2] Mohiaddin Mesbahi，ed.，Russia and the Third World in the Post-Soviet Era，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p.250.

[3] 〔俄〕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陈凤翔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第106～107页。

[4]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ddison-Wesley，1979，p.175.

[5]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3和247页。

[6] 秦亚青：《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

[7] 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上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19页。

[8] 范建中等：《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时事出版社，2004，导言。

[9] 刘晓艳、宣金山：《普京时期俄罗斯政治体制——“主权民主”含义阐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0] 张树华：《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论》，《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1]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4年11月15日电。

[12] 顾烨丽：《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反思》，《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2期。

[13] 薛君度、陆南泉：《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384页。

[14]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54页。

[15] 转引自唐霖《俄罗斯东南亚政策演变及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1期。

[16]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7年12月14日。

[17] 俄塔社莫斯科2004年7月12日电。

[18] 转引自李新《试析俄罗斯亚太新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