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官员遴选与身份制度

如果对德川时代的治理模式进行简单概括，大体如下：德川幕府是整个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所有大名，即拥有一万石以上领地的封建领主均须效忠于德川幕府。同时，大名又在各自领地里享有统治权，该统治权通常并不会受到德川幕府的干预。在领地较多的大名之下还有一些小领主，这些小领主和大名的关系与大名和幕府的关系近似，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欧封建制“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情况¹。德川幕府作为中央政府主要负责下述统治任务。首先是管理幕府自己的领地，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向幕府缴纳禄米的“天领”及“预所”，天领由幕府设置郡代、代官管理²，预所数量较少，由各藩或寺庙代管；另一部分则是分封给“旗本”和“御家人”间接管理的土地，“旗本”及“御家人”相当于德川幕府直属的家臣或近卫军，他们本身有自己的领地，但都在一万石以下，大部分只有几百石甚至更少。两者的区别是旗本通常拥有更多封地且有资格觐见将军，御家人级别更低，封地较少并且没有觐见将军的资格。其次幕府除掌管自己的领地之外，还直接管理重要的城市，如京都、大阪等，类似于现在的直辖市。幕府还掌管全国的主要道路及航路，通过垄断矿山开采权来掌控货币的发行，同时还管理日本全国的对外贸易。除此以外，幕府还垄断立法权与司法权，上至天皇公卿，下至诸藩及寺院僧侣等均需遵守幕府颁布的各种“法度”，如不遵守，幕府有权予以惩罚。值得提及的是，由于地方上各藩实行藩务自治，所以幕府通常只对藩主进行管理，而管理的方式则是通过“参觐交代”制度完成，也就是说各藩藩主都要在江户和自己属藩间轮流居住。³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人质政策，即让地方藩主及家属有一半时间居住于幕府掌控的江户，从而减少他们谋反的机会。⁴

德川时代的幕府官制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的最高统治者是将军，将军手下有很多官员，级别最高的是“大老”和“老中”，负责中央整体政务，如制定政策，管理皇室与各藩大名，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等。大老职位最高，原则上只有井伊家等四家强势谱代大名有资格担任，但该职位并非长设。大老之下是老中，这是长设的职位，一般四到五名，负责上述事务，这有点类似于现代议会制政府的内阁。“侧用人”乃将军近侍，负责将军与老中之间的联系，这个职位虽然级别不如前两者高，但因为直接侍奉将军，有时反而拥有很大的权力。“若年寄”同样有四名，负责管理将军的家臣如旗本、御家人等。此外还有负责管理寺庙神社的“寺社奉行”，负责管理财税司法的“勘定奉行”，以及负责江户城市管理的“江户町奉行”等官员。另外，在老中之下还设有负责监察大名的“大目付”，在若年寄下还设有“目付”，负责监督旗本和御家人等家臣。德川幕府在地方上也设立一些官员负责管理。主要有前面提到的负责管理京都的“京都所司代”，管理大阪的“大坂城代”，此外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幕府还设置了“奉行”。幕府天领的管理如前所述交由四大郡代以及四五十名代官管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各藩领地的统治与管理则由各藩自己实行，领地大的藩也会设置类似于幕府的地方政府，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另外也只管理本藩辖区内的事务。

在对日本德川时代与中国清代的官制进行比较时，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日本都是从世袭领主（亲藩、谱代大名）中选拔任用官员的，一般平民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极低。⁵德川家康在打败各类对手建立幕府之后，就开始设立官职。经过逐步完善，最终在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主政时期，建立起了主要由德川一门、谱代大名和旗本垄断的权力结构。幕阁主要官员老中从年禄五万石以上的德川一门和谱代大名当中选拔任用，若年寄以下的官员则从旗本当中选拔任命。⁶在这种体制下，官员的任用主要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喜好以及各路政治势力（主要是幕府与亲藩、谱代大名）之间的权力博弈，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笔者在上一小节提到过的幕藩体制权力分散的状况。⁷另外，由于幕府与大名的地位都是世袭的，这就使来自其他阶层的平民几乎不可能成为官僚。而且，尽管同属武士阶级，与幕府将军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外样大名同样被排斥在中央统治体系之外。

在幕藩体制下，官员通常由最高主政者任命，在中央就是幕府将军，在地方各藩中则为藩主。在选拔官员方面，将军具有决定权，正如升味准之辅所言：“只要他（将军）想恢复人事支配权（当然要看能力和情况），那是容易独自行使专制的权力和提拔及重用人材的。”⁸一般情况下，将军在选官任用的时候通常都会参考下属的意见，以免选人失当，⁹如果将军年幼或能力不强，则会由将军的亲属、亲信（侧用人）和/或老中等类似内阁的官僚集团来确定，而当将军比较强势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选任官员。比如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就是一个强势的将军，他上任之后马上罢免了前任将军的亲信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尽管后者在理政方面颇有声望。另外，将军本人的好恶也决定着官职地位的高低。比如五代将军德川纲吉设置了侧用人的职位，担任该职位的宠臣柳泽吉保权倾一时，地位甚至超越老中，然而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一上台就罢免了柳泽吉保，到了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更是不再设置侧用人这一职位了。

从德川时代选拔官员的方式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非常重视身份等级，官员几乎全部从武士也即统治阶级中选拔；二是没有相对固定的选拔程序和制度，将军及其亲信在任免官员过程中掌握着非常大的权力，特别是当将军比较强势的时候，其意见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与同时代清朝科举取士的方式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

与上述在贵族中选拔官员的体制相配合的是，在德川时期，日本还在整个社会中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整个社会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世袭阶层，除此以外还有地位更低的“秽多”和“非人”，普通人很难逾越自己所属的阶层。这四个阶层中“士”指武士阶层，也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而其余的“农、工、商”则属被统治阶级，地位较低。比如农民，他们虽然在四阶中位列第二，仅低于作为统治者的“士”，但实际上的待遇并不高，而且附属于土地，没有自由。

上述日本德川时代的官制与身份制度给当时的日本社会带来很多重要的影响，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最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日本德川时代，幕府所推崇的官方意识形态依然是儒学，然而，由于日本并不存在以对儒家经典的掌握为标准的科举考试，这就导致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儒学都远不像在中国那样具有垄断性的影响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儒学内部形成了诸多学派，这些不同学派在明治后期与各种新思想相结合，为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严格的身份制度，除武士阶层以外，掌握儒学对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改变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此日本的儒学主要在贵族武士及少数喜好儒学的民间学者之间传播。在日本平民那里，儒学并不占据崇高的地位，这就为民间形成与儒学不同的各种思想派别，比如町人思想等创造了条件。

在日本近世流行于町人中的通俗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对儒学及学习儒学的下级武士的嘲讽，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儒学在日本民间地位并不高。比如在式亭三马的《浮世理发馆》中就塑造了一个穷酸的下层武士“孔粪”¹⁰，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普通百姓对儒学及其宗师孔子并不很以为然。此外，在“洒落本”¹¹的代表作《圣游郭》中，其故事线索竟然是释迦、孔子和老子三圣一起去逛李白开的妓院。¹²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类似的内容会出现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中。由此可见，不仅儒、释、道，以及中国文学在日本平民眼中地位也远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崇高。这种情形为明治时期外来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毕竟，思想的垄断性越强就越容易排斥“异端邪说”，从而阻碍新思想的输入与传播。

德川官制与身分制度还给教育带来了影响。由于没有科举考试，自然日本德川时代的教育也不像同时代的清朝那样主要围绕科举展开，而是存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学校。一般来说，讲授儒学的官方学校招收的学生仅限于武士子弟，而面向普通平民的学校则是“寺子屋”，其教育内容则主要以培养对平民有实用意义的读、写、算能力为主。¹³另外，在德川时代晚期，一些强藩设立的藩校也将教学中心从儒学转到算术、医学及天文学等实用知识上。¹⁴在明治维新前期甚至出现了因洋学盛行汉学式微而在学校中取消汉学教学的现象。¹⁵这种教育上的转向最终为明治维新奠定了近代科学知识的基础。与之相比，中国虽然更早接触到来自西方的学术，但西学教育真正兴起还是在1905年取消科举之后。传统的惯性导致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般乡村的私塾教育仍以教授传统儒学典籍四书五经为主。这种惯性甚至顽强地持续到今天——二十世纪末在中国兴起的“国学热”中，仍然涌现出不少以背诵传统的四书五经以补充甚至替代小学教育的国学班，这很难与中国儒学传统撇开关系。作为影响全民的意识形态，儒学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位与科举存在密切关系，这将在后面的部分讨论。

德川时代这种严格的身份制度所具有的第三重意义源于它限制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尽管有极少数富裕町人以金钱为后盾取得了“苗字带刀”¹⁶的武士特权，但对于绝大多数平民来说，他们的身份从一出生就是固定的，根本不存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这种缺乏流动性的等级制度一方面束缚了农工商等被统治阶层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迫使各阶层精英在自己阶层的“本职工作”中努力耕耘，不会出现同时代清朝“商不安于阛阓，农不安于畎亩，工不安于场肆，士不安于黉宇”的局面。¹⁷各个相对固化的阶层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而不是完全统一的价值观，这也就为德川晚期及明治时期新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因为价值观越多元就意味着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越多的容纳不同思想的空间，这比具有垄断性的单一价值观更能为新思想的受容与传播提供土壤。

另外，严格的身份制度不仅限制了底层向上层的流动，它同时也降低了统治阶层自身的流动性，这就使贵族阶层能够较为稳定地延续。因为他们地位世袭，不像中国的科举制度那样需要通过在考试中胜出以保持自己的地位，这就为德川末期，地方强藩成长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创造了条件。反观当时的中国，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异常激烈，¹⁸父子两代均靠科举获得功名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虽然父代为官对子嗣在科举中取得功名是一种有利因素，但极低的成功率使通过科举世代为官的家族极其罕见。纵观清代，能够靠科举世代为官的家族不过安徽桐城张氏家族和山东诸城刘氏家族两家，这比“富不过三代”的财富代际传承要难得多，而这也使中国难以形成与中央皇权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日本德川时代严格的身份制度的意义还在于，由于存在这种制度性的压抑，中下级武士几乎无法进入高层施展政治抱负，这反而使他们在幕末更加坚决地要求政治改革，以打破这种阻碍他们施展才能的门阀制度。¹⁹明治维新的主力之所以是这些中下层武士，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因出身武士而有机会掌握知识，这使他们可以从更高的认知水平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对日本前途拥有自己的思考；另一方面又因出身贫寒无法以所学谋所用，严格的等级制度使他们很难有“立身出世”的机会。正是这种矛盾促使当时日本的先知先觉者（大多数是年青的中下层武士）走上推翻幕府建立现代政体的道路。相比之下，同时代中国清代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升迁途径却始终存在，他们更希望藉由科举取得“功名”以实现阶层跃迁，因此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制度采取的更多是依附认同而不是反抗的态度。

从上面对幕府职官的简介可以看出，德川官制与同时期清代官制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正是这一差异给两国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再看看中国的情况，如果我们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精英对汲取西方文明的态度，通常会发现中国知识人对待外来文明经常持一种警惕与排斥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成为汲取外来文明的障碍，日本知识精英对外来文明的态度反而更为务实。人们经常将这种务实态度归结为日本具有从外来文明中汲取养分的“拿来主义”传统，这种观点固然无可厚非，但在日本的“拿来主义”与中国所谓的“排斥主义”背后还存在着不同的选官制度带来的更为深刻的影响。

在讨论该问题之前笔者还想指出，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用“排斥主义”一词来概括清代中国知识人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考察历史，从明末清初直到清康熙年间，西学在士大夫间曾相当流行。²⁰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这一波传播西学的热潮在中国并没有延续下来，而是逐渐被后来兴起的经学热淹没。²¹另外，西学在中国主要流行于已经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中上层官僚之间，在备考的士人与民间知识分子中间并不流行。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士大夫具有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经常将西学附会在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上来加以理解与阐释。正如徐海松所言：“他们（士人）回应西学的一个共同前提，都是力求在儒学的框架内去认知和评判西学。即便是主张全面接受西学的奉教士人，也竭力鼓吹耶儒相和。”²²因此，如果使用“排斥主义”一词来概括清代士人对西学的态度，首先就要厘清这种“排斥主义”本身包括两层意思，一方面当然包括如杨光先等人对西学的全盘否定，另一方面也包括这种试图在儒学框架内认知西学的尝试。因为这种做法导致西学失去影响清朝政治体制的能力，从而使清朝应对西方扩张的动作更为迟缓。我们可以看到，明治维新后，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知识精英从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转为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尽管这种接受未必准确地认识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实质），并进而诉诸实践，以应对西方扩张带来的压力，而在同时代的清朝，哪怕是最细小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步履维艰。

清代之所以在改革上步履维艰，当然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但科举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而考试的参加者基本不受身份的限制，与日本仅在世袭贵族中选拔官员的体制相比，它更为开放，也更能促进社会各阶层在政治及经济层面向上流动。客观地说，如果从现代政治视角来看，中国的科举制度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官僚选拔体制相比，在制度层面具有无可质疑的先进性，因为它打破了社会各阶层的界限，使得低阶层民众亦有机会晋升，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更符合现代人关于平等的观念。西方早期到达中国的观察者常常因此觉得中国的官员选拔体制很先进，西方国家在实现政治现代化之后创立的通过考试选拔公务员的文官制度就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²³

一般来说，现代政治体制中的官僚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家，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通过获取民众的认同而取得权力；另一部分则是公务员，他们从事政府部门的事务性工作，通常和政治立场无关，但却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或技术，这一部分则通过考试选用。²⁴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官僚体制遴选官员的制度其实有两个源头：政治家的遴选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制，而公务员的遴选则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并非单一源于西方传统。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经常会将现代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等而视之，这其中固然是因为政治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西方，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强势扩张所致，这种扩张在语言中的体现就是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在该体系里，“西方”往往成为“现代”“先进”乃至“正确”的代名词，但实际上，“西方”并不等于“现代”，现代政治体制的建构亦非单纯西方的发明，而是从东西方传统中都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政制对现代政治体制形成所做出的贡献。科举体制可以说就是我国对世界政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言：“考试制度在英国实行最早，美国实行考试不过二三十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源溯流，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²⁵实际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自上古延续至今，科举制度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中华历史，如果根据政治形态对其进行分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古到周朝可谓第一阶段，该阶段确立了封建制。从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此后，虽然秦亡汉兴之际存在继续秦制（郡县制）还是回归周制（封建制）的路径选择，但汉朝大体上还是继承了秦朝的体制，东汉末年国家陷入分裂，进入军阀割据的三国时代，此后晋朝短暂统一后不久再次分裂为南北朝。这一阶段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初创阶段，还不是十分稳定，因而出现了后期的分裂。自隋朝再度统一之后，中国的政体就相对比较稳定了，由此进入第三阶段，即皇朝政制的成熟期。此后虽然历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鼎革，但每个王朝都比较完整地保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没有再次出现三国时期那样严重的分裂。自隋朝开始实行，并在此后的王朝中得到不断巩固的科举制度，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²⁶

然而到了清代，这种从现代政治视角来看相对“先进”的科举制度，却成为我国近代化转型的一大障碍。

科举体制的障碍首先体现在它给西学的接受与传播带来了消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科举体制由于几乎向所有阶层的民众开放，²⁷吸引了来自各个阶层的精英，从而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主流价值观。对于下层知识分子来说，科举制度几乎是他们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众多知识分子将如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视为人生追求的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这就使得他们除科举考试涉及的知识之外无暇他顾，自然不会关注外来的西学。另一方面则是科举制度本身也在树立以儒学为正统的思想观念。明代之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制得异常狭窄，主要围绕四书五经出题，²⁸这种内容固定的考试进一步加强了儒学的唯一正统性，这种正统意识又因科举的现实意义而不断得到强化，两者的结合极大地限制了清代士人的眼界，使得他们认为只有四书五经才是正经学问，其他与科举无关的学问都是末技隐学。这就导致任何与科举无关的思想都难以形成与儒学相抗衡的影响，更遑论来自“蛮夷”的西学了。

科举体制带来的另一障碍性作用在于，通过科举体制选拔的官员并不适合应对西方带来的挑战。清代早期，虽然也有一些官员研究西学，但多数并非自主的行为。比如康熙宠臣李光地学习西学就是直接受到康熙的影响，而并非出于自己的兴趣。²⁹到了鸦片战争期间，这些官员“文官怀印而逃，以投池为故套，武弁弃城而溃，以退守为自全，问敌情则茫然无知，闻讹言则各自奔散”³⁰，根本无法应对新的局面。这种情况虽然也引起清政府部分官员的重视，并尝试进行改革，但改革总体来说并不成功。这就直接导致尽管我国面临西方的冲击要比日本早几十年，但却没有像日本一样迅速涌现出一批熟悉西学，知道如何与西方打交道的人才。

实际上，中国历史中不乏有识之士意识到科举禁锢思想之危害。早在南宋，八股取士初现之时，学者陆象山（1139—1193）就曾指出：“今时士人读书，其志在于学场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³¹至于清初，顾炎武在其批判科举制度的《拟题》一文中亦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还指出：“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³²清末梁启超更是指出，科举正是科学不兴的原因。³³实际上，在清朝统治阶层内部也对科举之害存在一定的认识，乾隆年间，官员内部曾就是否停废科举展开争论。其中力主保持科举制度的大学士鄂尔泰就曾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³⁴清朝末期，也曾尝试对科举制度进行有限的改革，将算学和经济引入科举，并在1888年开设算学专科。但从《清稗类钞》记载的一则逸闻可以看出，类似改革并没有扭转科举体制所导致的思想僵化的局面。该逸闻记载：“黄漱兰督学江苏时，有某生者，廪生也，试算学，用数目处，以亚拉伯字书之。黄阅之大怒，即悬牌曰：‘某生以外国字入试卷，用夷变夏，心术殊不可问。着即停止其廪饩。’某遂以发狂死。”³⁵在算学试卷中应用阿拉伯数字竟被考官认为是“用夷变夏”之举，这种考试是否能真正促进新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该逸闻还带给我们两方面的信息，一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在民间，来自西方的实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否则该生也不会以阿拉伯数字替代汉字中的数目字；另一方面，从该生被停廪后“以发狂死”的结局来看，通过科举晋升依然在当时的士人心目中占据着垄断地位，否则仕途的终止也不会给该生带来如此巨大的刺激。直至清末，废除科举提倡西学才逐渐在统治者内部形成共识，在论及科举存废时，张之洞（1837—1909）曾言：“科举一日不废，即（新式）学校一日不能大兴。”³⁶但尽管如此，科举的正式废除已经是新世纪的1905年，此时距清朝的最后覆灭也只有六年时间了。

科举制度滥觞于隋，经过各朝代的改进，在明代成熟并在清朝延续。但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为稳固王朝政治而设计，特别是在清朝，它严重地限制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眼界。在没有和外来文化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一制度可以对王朝的稳固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携武力以求开埠的清末时代，科举这一“御内”之良术就不仅不能稳固皇朝，反而成为应对外来挑战的障碍。

通过与科举体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日本德川时代选拔官员的体制给现代化转型带来的阻力更小，然而吊诡的是，如果从现代政治的视角来看，德川时代阶层世袭的官僚制度与科举制相比反而是落后的。然而恰恰是这一落后体制为新思想在日本萌芽与传播保留了一定的空间，从而使日本在面临来自西方的现代化的冲击时，涌现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福泽谕吉就是其中出色的代表。正是他们引领日本更为灵活迅速地应对西方挑战，从而相对顺利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相反，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制虽然与现代政治理念更为契合，但这种“早熟”的政治形态却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平添了不少阻力。

1 这虽然是欧洲封建制的普遍特点但亦存在例外，比如英国。

2 郡代和代官均由勘定奉行管理，主要负责幕府直辖地的税收以及司法等各种管理事务，郡代掌管的地域较大，一般在十万石以上，代官则管理的地域较小。

3 该制度于1635年开始实行，最初仅限“外样大名”后扩展至所有大名。参见【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另在欧洲如英、法等国的封建历史时期也出现过与之类似的国王以领主为人质的控权方式。

4 这一政策之所以能起到约束藩主谋反的效用主要在于：首先，藩主在江户居住时被置于幕府的监督之下；其次，生活在江户的藩主的家人实际上也是人质，藩主在江户时期，自己藩内事务要委托给家臣，这样也削弱了藩主对本藩的控制力；最后，各藩在江户居所的花销，以及参觐交代时路上讲排场花费的路费也消耗了各藩的经济实力。

5 平民身份的人如果有机会能够侍奉领主也是有可能成为官员并被进身为武士阶层的，比如大久保长安（1545—1613）就系猿乐师之子，因管理能力强而受到武田信玄的赏识，从而被提拔成武士，在武田信玄被灭后又因曲艺技能而被德川家臣大久保忠邻青睐并推荐给德川，从而走上仕途。但这样的例子几乎是孤例，平民晋升为官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下级武士或者僧侣等身份较低的人如果从事学术、医术或艺术等并获得主公的赏识，也有可能晋升为职官，比如德川家宣的宠臣间部诠房也是猿乐师出身。但其身份本来就是武士，只是通过学习猿乐得以侍奉将军从而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

6 参见【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老中、若年寄均为官职名，而谱代、旗本则为不同级别的贵族武士。

7 关于围绕官员任免与将军继承等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请参见上书第一册中的相关叙述。

8 参见【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

9 日本德川时代儒学家荻生徂徕在其《政谈》中曾提到：“东照宫先将军（指德川家康）的时候，每当他要任命要职的时候，必定先征求下面人的意见，下面人说某人适合这一职位，他就一定会任命该人。”见【日】荻生徂徕：《政谈》，龚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10 【日】式亭三马：《浮世理发馆》，周作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

11 洒落本是江户时代中期兴起的戏作文学即通俗文学的一种，主要描写当时游乐场所中的情况，亦可视为游乐场所的游乐指南。

12 【日】吉田精一、山本健吉編、『日本文学史』、角川書店、1989、一一五頁。

13 参见王桂：《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4—91页。

14 参见上书。

15 参见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16 即拥有自己的姓名，佩戴刀具，在德川时代这是武士阶层的特权。

17 参见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8 以科举的第一场乡试为例，能够通过乡试而取得功名的比例很低，通常都是几十人中取一，甚至有150人中取一的例子。参见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注1。

19 参见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另外福泽也曾说过门阀制度是他父亲的大敌。

20 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的相关讨论。

21 需要指出的是，西学在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命运不仅和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受体”各自的特质有关，同时也和传播的“主体”有关。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要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受罗马教会及天主教本身的限制，他们往往不会变通，比如坚持不让中国信众从事祭祖等传统仪礼。天主教刚开始在华传教时，这些还是被允许的，但后来却被禁止，这也促使康熙下了禁教的决心。反观日本，西学的主要源头是荷兰，荷兰属于新教国家，荷兰人更注重于经商而非传教，因此反而在日本存续了下来，而刻板的天主教在丰臣秀吉执政时期就被驱逐。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

22 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23 西方文官制度的确立以1870年英国颁布第二个枢密院令为标志，后来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与之相比，此时中国以考试取士的科举制度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参见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90页。同时参考该书“绪论”注10。

24 现代政治的官僚制度非常复杂，可以说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有的形式，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不过在官员中区分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并采用不同的遴选方式，则是大部分现代政治体制的共性。

25 孙中山：《五权宪法》，《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页。

26 科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提高阶层流动性以削弱世袭贵族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将知识精英笼络在一起，同时也便于整合统一的意识形态。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此无法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但科举与王朝的稳定性之间的相关性逻辑还是很好理解的。当然，笔者注意到也有学者将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保持大一统的特征归结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并将这一超大规模性归之于中国独有的地理位置。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各朝代的“超大规模”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自科举滥觞于隋朝之后，类似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就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虽然与宋朝并立有辽金元等政权，但在中原政权的内部则始终保持了中央集权体制，这和科举制之间很有可能存在因果性。关于中国“超大规模性”的阐述参见施展：《枢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7 当然，科举本身对人的身份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身为妓女、伶人等从事“贱业”的人及其后代，大户人家的家奴，罪犯的后代等是不能参加科举的。不过这些只是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参见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页。

28 科举考试有统一的教材，比如四书就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本，考生不能采用他人学说，如果采用，“就算离经叛道，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参见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页。

29 参见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30 参见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31 参见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32 顾炎武：《日知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32—735页。

33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4 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页。

35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二，《以外国字入经古试卷》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9页。

3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9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