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自然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

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是一场漫延整个世界的文学革命。但世界如此之大，各国的情况如此不同，自然主义运动不可能是一场界限分明、内部统一的运动。事实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完全统一的运动。自然主义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在法国达到了高潮；在法国的高潮几乎已经过去的时候，它才在德国和意大利出现；在英国、日本两国，真正的自然主义运动基本上始于19世纪90年代，并蹒跚地进入了20世纪初；自然主义的寿命在美国或许最长，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还一直很活跃。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自然主义文学始于1857年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1857），止于1939年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绵绵延延，此起彼伏，按上述的划分方法，自然主义存在的时间不到一个世纪。

随着20世纪的到来，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开始进入中国。1904年，《大陆报》刊发《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25]，文章以古代史传的体式介绍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领袖左拉（Emile Zola，1840-1902），堪称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在本土传播的最早文献。沧海桑田的近百年间，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起伏伏，充满曲折与坎坷。其间既有中国作家借此改进中国文学的短暂热切，也有中国文人长期讨伐，更有薪火相传的中国学人对这一西方文学思潮的持续探究。相对于现实主义（Realism）、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这两种五四前后被普遍认同的西方思潮，自然主义在传入之初便处于常被排斥的边缘地位。究其内里，除了本土文化“文以载道”之传统观念与“救亡图存”之危机意识的交互影响，源自苏俄的意识形态影响当数另一个原因：自然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的持续否定，与在新中国成立前左翼文人对自然主义的排斥一脉相承，两者有着类似的话语逻辑。

一、含混：基于“写实主义”的连通

与其他欧美文学思潮大致相同，自然主义在中国有密度、有力度的有效传播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钟声展开的。五四前后，左拉及其自然主义理论通过西欧和日本这两个途径被介绍到中国。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26]。文中，他称从写实主义演变而来的自然主义是较现实主义更为先进的文学思潮，现今各种文艺皆受其影响；他还提到“自然主义中的拿破仑”左拉——左拉等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中的所有现象都有艺术价值，即便是对不德行为、猥亵心意等诸般丑陋，作家也要敢于照实写来。1916年，陈独秀在给张永言的信件中再次称赞自然主义：尽管它有淫鄙、不讳的问题，但其揭露精神比现实主义更胜一筹。[27]1917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28]中直言其尤爱法国的左拉，声言要以其文学思想革新中国文艺现状。

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风云人物，陈独秀的认可与褒奖之词无疑扩大了自然主义之于本土文坛的影响力。在这之后，欧美诸多自然主义作家、作品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5号刊发了龚古尔兄弟（Goncourt Brothers）的小说《基尔米里》（陈嘏译）；1923年，《东方杂志》第24期发表了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的小说《爱》（仲云译）；次年，文棅、冠生两人合编的莫泊桑传记《莫泊三传》印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同时，许多国外（尤其是日本）的自然主义研究成果被翻译进来，如加藤朝鸟的《文艺上各种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理想主义、象征主义》[29]、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30]和相马御风的《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31]等。其中《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一文从道德的演进、科学的发展以及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的兴起等方面阐释了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兴起的缘由，并细致地阐发了自然主义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的主张——反浪漫主义、推崇科学与实证；文章还提到左拉是有目的、有理想地观察自然，而非简单地只是把自然看作自然，因而左拉的真实是他自己创造的真实。基于翻译过来的这些日语文献对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阐发甚是深入，是时本土学界对自然主义的认知虽浅表初步，但对其渊源、义理的把握还是颇为准确的。

早在1920年发表的《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一文中，茅盾虽认定自然主义之于文学的发展“颇为有益”，但却并非“最高格的文学”——自然主义文学会造成颓废精神与唯我主义盛行，不利于中国青年了解新思想和发展新文学；相较之下，他认为当时应倡导的该是反自然主义的新浪漫主义（New-Romanticism）。[32]茅盾的这一立场很快招来了新派大佬胡适的批评[33]，这促成了茅盾戏剧性的陡然转身——成为大力推动自然主义文学研究与传播的主将。

在1921年刊发于《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34]中，茅盾已然改口称：自然主义尽管存在时间短，但影响很大；现代的大文学家都经受了自然主义洗礼，中国的“新文学”也应效法自然主义。1922年，针对时人对自然主义的质疑与误解，鼓吹自然主义的茅盾以其主编的《小说月报》为阵地发起了为时近一年之久的“自然主义”大讨论。在亲自撰写的诸多宣示自然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文章中，茅盾称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实为一物，二者的区分仅在于描写上的客观化之多少，客观化多一点的是自然主义，较少的是现实主义。[35]茅盾依旧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含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宿命论倾向会令读者产生挫折之感，但他这时辩称：人世间本就有丑恶，人性本就有弱点，不敢接受、揭发丑陋与丑恶的文学乃一种自欺的态度；自然主义文学之所以能够取代浪漫主义文学，就是因为后者只用美化了的理想世界和英雄气概遮掩真实的世界本相。因此，他反复申明自然主义作品也是艺术品，自然主义文学的价值毋庸置疑。[36]

讨论获得了《少年中国》等杂志的呼应，影响遍及整个文坛。1922年的《小说月报》还刊发了多篇其他学者论述自然主义的文章，并曾连续多期刊行谢六逸的长篇论文《西洋小说发达史》（作者在1924将之编成《西洋小说发达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其中第5期、第6期和第7期讲的是自然主义文学。在谢六逸看来，19世纪中期之后的浪漫主义已是强弩之末，人们不再崇尚华美想象与奇异怪诞，而提倡返回现实与书写平凡生活，自然主义文学遂应时而起。自然主义是摆脱理想色彩、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重视主观，自然主义看重客观；浪漫主义写的是英雄豪杰，自然主义描的是日常人物。谢六逸还介绍了自然主义在法国、德国以及英美诸国的发展情况。是年《小说月报》第6期上还刊发了希真对德国自然主义作家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的解读文章《霍普德曼传》[37]。与《小说月报》同一阵营的《少年中国》杂志也在该年度刊发了一些自然主义研究文章，如李劼人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38]，主要探讨了法国自然主义及其后文学的演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李劼人不仅在推介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且后来还在自然主义的直接影响下创作了“辛亥革命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故有“中国的左拉”之誉。

在自然主义文学发源地法国，这项运动是举着反对浪漫主义的旗帜而占领文坛的。基于当时文坛的情势与格局，左拉等人反对浪漫主义、确立自然主义的斗争，除了从文学外部大力借助当代哲学及科学的最新成果来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外，还在文学内部从传统文学那里掘取资源来为自己辩护。而2000多年以来始终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传统，便是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摹仿说”（后来又常常被人们唤为“再现说”）奠基的“写实”传统，对此西方文学史家常以“摹仿现实主义”名之。[39]这是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术语“捆绑”在一起使用的基本出发点。这种混用，虽然造成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概念的混乱，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这却并非是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的。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国内学者从一开始便有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这些概念融混不分的现象。1920年，愈之发表了《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40]。文中，他将“自然主义”（Naturalism）称为“写实主义”，不过他同时也用“写实主义”来指称“现实主义”；在他看来，“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同属于“写实主义”一宗，两者仅有细微差别。谢六逸同年发表的《自然派小说》[41]一文，也秉持“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同宗相近这一观念；茅盾等人在当时也常常用“写实主义”来指称“自然主义”。很显然，这一时期在“写实主义”的意义上认为“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同宗相近而干脆将三个概念融混通用，这在学理上是讲得通的。

二、区隔：喧嚣尘上与静水流深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组织也很快相继成立。在这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自然主义的否定态度与观点迅速在左翼文人中传播开来，使得他们对左拉和自然主义的评价发生了由基本肯定到彻底否定的急剧逆转。足以表征这种逆转的莫过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茅盾对西方自然主义立场的再度转折：“一九二七年我写《幻灭》时，自然主义之影响，或尚存留于我脑海，但写《子夜》时确已有意识地向革命现实主义迈进，有意识地与自然主义决绝。”[42]《子夜》的创作主要是在1931年，这意味着30年代初茅盾便与自然主义决裂了。

20世纪20年代后期，宣称自然主义只是客观映照的左翼文人便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芳孤在1928年发表的《革命文学与自然主义》[43]中称：尽管革命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都重视观察现实，但自然主义文学只是纯粹客观记录，革命文学则要为世人于黑暗中指出一条明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瞿秋白在《关于左拉》一文中，对其发出了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严厉判词：“他的思想发展和‘第三共和’时代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技术的智识阶层的实际生活是密切的联系着的，他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代表。”[44]在他看来，只知道改良、不通晓阶级斗争的左拉，其立场与资本主义紧密关联，与革命者不可能属于同一阵营。

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艺界发起了针对公式主义（形式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批判运动。在对自然主义的讨伐声中，中国左翼文化圈一改之前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融通混用的做法，明确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开始了“现实主义至上”理论话语的初步建构。在《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1937）一文中，周扬便区分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前者是忠实于现实，但还存留想象与幻象，且有教育大众的目的和功用；后者则是对现实的跪拜，只会描摹、缺乏想象，不能指导民众。[45]在《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1940）一文中，周扬称自然主义“不去从事于现实的本质之深刻掘入，把人不当作社会的而当作生物的来处理，它不但不是现实主义的更进一步，而正是从现实主义的偏歪与后退”[46]。1940年，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刊发了吕荧翻译的《叙述与描写》[47]。在这篇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Georg Luács，1885-1971）认为自然主义只会静态地描述人与事物，过度强调人的动物性，而没有深刻把握到社会的本质，也没能认识到人对环境的能动作用；在自然主义作品中，人是被事物支配的，这使得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迥然有别——它们是对立关系，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倒退。卢卡契的才情与地位使得该文的立场与观点很快便流行开来，曹湘渠在《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读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48]一文中高度推崇该文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尤其认同卢卡契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对立起来的区分：前者是参与者，后者是旁观者；旁观者缺乏坚定的立场，只是旁观生活，参与者则积极参与生活，并鼓舞人们改变。王朝闻在《反自然主义三题》[49]中，也持有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之退步与歪曲的观点：作为“假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是懒惰、虚伪、反动的。至此，陈独秀等人关于自然主义乃写实主义之进一步发展的观点已被完全颠覆。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左翼文人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讨伐自然主义文学的20世纪30年代前后，本土文坛出现了左拉（当时也被翻译为查拉）作品翻译的热潮。1937年之前，《小酒店》（L’Assommoir，1877）就有四个译本，《娜娜》（Nana，1880）有两个译本；且不说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甚至左拉的许多短篇以及不怎么知名的作品也在这股“左拉热”中有了中译本，如《春雨及其他》[50]《一夜之爱》[51]《侯爵夫人的肩膀》[52]等。与此同时，很多或长或短的左拉传记也由国外翻译进来，例如狄·诺斯（D.Ross）的《爱弥儿·左拉》在1944年被翻译进国内，该书在1946年以《左拉》之名再次出版；法国现代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69-1951）日记中有关左拉的评述《纪得的左拉观》[53]也被译成中文；另有一些简介左拉的文章，如卢卡契的《左拉和写实主义》[54]等。

众多左拉的中文译者中，毕修勺堪称代表性人物。他不但依托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给妮侬的故事》（Contes à Ninon，1864）、《玛德兰·费拉》（Madeleine Férat，1868）、《岱蕾斯·赖根》（即《戴蕾斯·拉甘》，Thérèse Raquin，1897）、《娜薏·米枯伦》和《磨坊之役》（L’Attaque du Moulin，1880）等左拉作品的中译本，还先后翻译了左拉多篇重要理论文献。早在1927年，他便将左拉最重要的理论作品《实验小说论》（“Le Roman Expérimentale”，1880）译入国内。在译者小言里，他提到自己翻译该作品，是因为国内学人并没有真正地阅读过左拉的文学论著，只是凭借别人的批评对左拉及自然主义做出批评，这未免会出现偏颇。[55]20世纪30年代，他又陆续翻译了左拉的《告文学青年》[56]《自然主义》[57]《风化在小说中》[58]和《文学的憎恨》[59]等。

在“左拉热”中，国内学者也翻译了不少国外研究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著作与批评文献。1929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壁下译丛》中，有一篇是日本学者片山孤村的《自然主义的理论及技巧》。片山孤村专门提到自然主义中的“自然”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与文明相反的自然，另一层是指作为现实即感觉世界的自然；第一层中的自然主义是卢梭的自然主义，第二层中的自然主义则是文学自然主义的题中之义。[60]1929年，丰子恺亦将日本学者上田敏的著作《现代艺术十二讲》翻译进国内。书中第七讲冠名“自然派小说”，作者将自然主义文学视为19世纪侧重于客观书写的那种风俗小说的发展，也即它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上田敏认为自然主义艺术追求如实写出自然、写出实际，其写真实的理念颇有价值，但却因为太过模仿科学和沉迷于精细描绘，忽略了情感综合和趣味，产生出许多弊病。[61]1930年，陈望道翻译了平林初之辅的《自然主义文学底理论的体系》[62]，该文主要讲述的是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左拉的文学思想，尤其提到左拉当时对自然主义的辩白：自然主义并非新起的文学运动，它早已在之前的作家与创作中存在。陆续翻译过来的国外自然主义研究文献还有巴比塞（Henri Barbusse，1873-1935）的《左拉的作品及其遗范》[63]、G.波目的《左拉的＜萌芽＞新评》[64]、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的《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65]、布吕穆非里德的《自然主义论》[66]、马第欧的《自然主义的意义》[67]，以及Samuel C.Chew的《英国自然主义小说论》[68]等。这些国外文献的译介，对当时国人全面、准确地了解自然主义文学大有裨益。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左翼阵营之外对左拉和自然主义的认同一直大有人在。因而在左翼文人基于政治意识形态讨伐自然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前后，本土学人基于学理对这一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也在扎扎实实地缓慢推进。这些相对于前一个时期显得成熟、沉实了许多的学术言说，与同时期左翼文人对自然主义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而左拉作品的大量翻译与广泛传播、诸多自然主义理论文献或批评著述的译介，乃是这一阶段本土学人对自然主义展开深入、系统正面阐发的基础。

在《法国文学ABC》（下册）[69]中，徐仲年别开生面地阐述了自然主义文学：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易于混淆，人们也常常将它们混为一谈，因此他将自然主义文学明确界定为一门受生理学与泰纳思想影响、混合了生理与心理的实验式文学。胡行之在《文学概论》的第二章“文学上的各种主义”中论述了自然主义。他认为文艺的观念、文学中的主义皆是特定社会的映现；作为惊醒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然主义属于为人生的艺术。[70]振芳在《法国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概说》[71]中提及自然主义注重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实验，尤其重视生活印象的表现；而伯宫在《自然主义文学之特征》[72]一文中尝试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特征做出概括：它尊重科学精神，没有预设价值，强调同等地看待事物，抛弃美化，打破神秘，致力于将黑暗和丑恶的事物呈现在人们眼前。

很多人以为左拉擅长写暴露性的猥亵作品，江未川在《左拉的艺术和思想》[73]一文中予以辩驳：左拉的写作将丑陋暴露出来，为的是引发人的憎恶，从而矫正错误。名家陈瘦竹的《自然主义戏剧论》是一篇深入研讨自然主义戏剧的文章，立意宏阔，见解精辟：19世纪，西方戏剧曾发生两次变革，一次是浪漫主义戏剧推翻古典主义戏剧，一次是自然主义戏剧推翻浪漫主义戏剧。相较于浪漫主义戏剧爱用离奇情节、热衷描写伟大事迹和作品中满是感伤味、抒情味，自然主义戏剧则不重视情节结构和戏剧技巧，呈现的是绝望与灰色的人生以及卑劣的生理欲望，作品的故事与对话质朴无华，戏剧动作进展缓慢。自然主义戏剧的根本精神是使剧中演员不是在观众眼前演戏，而是在他们眼前生活。“这派戏剧运动，盛行于1880年以后，以爱弥尔·左拉为大师，其后借亨利·贝克（Henri Bencque）的剧本、翁德雷·翁图安（Andre Antoine）的剧场，而为欧洲戏剧放一异彩。”[74]在左拉研究方面，还应该提及的是法国文学翻译大家赵少侯之《左拉的自然主义》[75]。

三、消逝：“格格不入”的“反现实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纷乱中曾有一个翻译和再版左拉作品的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毕修勺翻译的《劳动》（Travail，1901）、《崩溃》（La Débâcle，1892）和《萌芽》（Germinal，1885），焦菊隐翻译的《娜娜》；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青崖翻译的《饕餮的巴黎》（Le Ventre de Paris，1873）、冬林翻译的《金钱》（L’Argent，1892）；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孟安翻译的《给妮侬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王了一翻译的《小酒店》等。在左拉作品翻译或再版热潮的同时，一些国外研究左拉的著作和论文也偶有被译成中文，例如让·弗雷维勒（Jean Fréville，1895-1971）的《左拉》（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等。

1952年，译自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该书对自然主义的态度也就大致构成了中国主流对自然主义的基本立场：自然主义与形式主义都是歪曲、反对现实主义的，是对抗富有思想的艺术和现实描写的，是彻头彻尾的颓废主义。[76]1956年，《美术》杂志刊发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自然主义》[77]，该文进一步明确了本土对自然主义的判词与艺术定性：自然主义乃“资产阶级艺术和文学中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之资产阶级性表现在其哲学基础乃实证主义哲学，且它基于遗传学理论，认为人的生物性决定人的行为和价值；自然主义热衷于描写暴力与畸形的病理学现象，其颓废倾向迎合了帝国主义的艺术趣味及政治意图。自然主义之反现实主义表现在其只会描绘表面现象和个别事物，不能深入揭示现实与事物的本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然主义舍弃概括化和典型化，只能描摹现实图景的一部分，因而写不出艺术典型或英雄人物来表现社会的规律——先进阶级将取代落后阶级；自然主义既坚持不对事物做价值评判，又号称不干预现实政治，它非但不能正确地认知和呈现现实，反而会歪曲现实。

当时对政治敏感的文人常从反现实主义与资产阶级立场两个层面提到自然主义。1955年，在《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分——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换观点和方法》[78]中，吴富恒认为胡适、俞平伯秉持的正是自然主义观念；自然主义摄影式地描绘现实，只能停留于琐屑细节，而不能像现实主义那样深入反映现实本质，表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同年，王恩谊在《艺术的真实不是事实的实录——对王琦的“画家应该重视生活实践”的意见》[79]一文中也称，只能机械记录的自然主义没法抓住事物本质，而现实主义却能够揭示出生活本质及规律。1956年，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做了名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80]的报告，认为：公式主义是简单化了生活，而自然主义则沉沦于不重要的烦琐细节，它们都违反了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描写。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1958）一文中，周扬又将自然主义视为流于“鼠目寸光的文学主张”[81]。很长时间流播甚广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也将自然主义描述为“鼠目寸光”，只会考察平庸小市民的污秽泥沼，烦琐地记录个别生活细节，遗忘了真正有意义的典型[82]。

大致说来，在1949年至1978年间，自然主义文学作为一个负面的文学存在频频遭受批判与申斥。解放区的文艺观念在1949年后扩展到全国，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先后成为文艺界的主流文学观念，被视为现实主义退化或伪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则被彻底地否定。慢慢地，自然主义不知何时已然不再是特指某个文学思潮的学术概念或术语，而是泛指某种浅薄、低俗、下流的文艺形式，即在新的革命文化的话语系统中，“自然主义”俨然凝结为一个用来表示否定的简单而又绝对的贬义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早先的融混通用是因循左拉等人的做法，将自然主义与“摹仿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现在的否定申斥则是将自然主义与高尔基（Maxim Gorky，1868-1936）命名的“批判现实主义”或恩格斯所界定的那种“现实主义”（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不同于一般“摹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完全对立起来。

在《夜读偶记》中，茅盾谈到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附带提到了自然主义：“几年前就提出来的反对形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口号，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今天也仍然正确。”[83]在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文学通常只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与之相适应，文学自然主义也就进入了完全被否定-冻结-屏蔽的状态。

四、复活：从“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到“现代主义的起点”

与其他被彻底否定的西方“毒草”一样，文学自然主义亦先是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慢慢地重回人们的视野，而后才有了拨乱反正的重新评价与学术拓进。

20世纪70年代末，还鲜有人提及自然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偶或提及这一西方的文学术语，基本上仍持否定态度。1982年，李贵仁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分野——读拉法格文论一得》[84]中依然认为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扭曲，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应摒弃这种丑化工人阶级、掩盖资产阶级罪恶的文学。在《试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别》[85]（1989）中，王南同样声称“自然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和有害的创作方法，必须抑制它发展”。直至20世纪90年代，还是有很多人在质疑并否定自然主义。

相对于源自上一个时期强大惯性的武断否定，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挣脱思想的牢笼，尝试正面阐发自然主义的意义与价值。1983年，《文艺理论研究》意味深长地同时发表了两篇关于自然主义的译文，一篇是苏联大百科全书对“自然主义”的定义[86]——自然主义乃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一种艺术观念；另一篇是法国作家于斯曼（又译于思曼，J.K.Huysmans，1848-1907）的《试论自然主义的定义》[87]——自然主义更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是现实主义的进步。同年，在《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与创作——兼论对＜小酒店＞的批评》[88]一文中，金嗣峰提出不能笼统地将自然主义视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一棍子打死，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左拉的时候也承认了其杰出的才能。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文学的研究专家柳鸣九撰写发表了多篇为自然主义正名的文章。如《自然主义功过刍议》认为自然主义其实是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与传统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完全一致的”[89]；《关于左拉的评价问题（一）——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与左拉论断的质疑》[90]通过对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论断的质疑来为左拉辩护，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门槛过高，不能作为评判左拉作品是否是现实主义的标准，否则不只是左拉作品，许多作品都没法被看作现实主义著作。柳鸣九认为，自然主义应该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自然主义思潮在西欧从发生发展到消退，已经将近一百年了，它在人类文学的发展中曾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说它消退并不完全确切，确切地说，它是汇入、隐没在现实主义发展的巨流中，它至今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与思潮，就是因为它本来就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思潮，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整个地汇入并隐没在现实主义之中，它当时的一些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肯定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它的一些合理成分与贡献却汇入了巨流而成为这巨流中的有机成分。”[91]

1988年10月，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在京举办了左拉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的数十篇论文对左拉、自然主义文学与理论、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等问题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基本达成了既不该贬低左拉的历史地位也不应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对立起来的共识。很快，本土学界开始从对自然主义功过好坏的辩论转向对诸多具体问题之有意义的学术探究。如王秋荣和周颐的《左拉的自然主义与生理学》[92]，笔涉自然主义的文学本质论与创作特质。与此同时，一批自然主义理论文献与国外自然主义研究论文的汇编译本也纷纷面世，主要有柳鸣九编选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主编的《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朱雯等人编选的《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谭立德编选的《法国作家·批评家论左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等。与此相契合的则是，弗斯特（Lillan R.Furst）和斯克爱英（Peter N.Skrine）合著的《自然主义》（任庆平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唐纳德·皮泽尔（Donald Pizer）主编的《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豪威尔斯到杰克·伦敦》（张国庆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一批国外自然主义的学术著作也被翻译进来。这批国外论文汇编本与研究专著的翻译出版，给自然主义研究注入了新动力，直接催发了新世纪本土学界自然主义学术研究的高潮。

21世纪伊始，蒋承勇便在《欧美自然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2002）的引言中总结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为左拉与自然主义翻案的文章，但“无论是贬抑者还是翻案者，他们研究的结论虽然不尽相同，但评价的尺度和研究的方法却是一致的：他们差不多都用现实主义这一价值尺度去衡量自然主义以及左拉在何种程度上投合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趣味和文化模式。这种价值尺度和研究方法本身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93]。作者由此引入了将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进行比较的新视角，指出：“意识流小说可谓是心理自然主义的代表流派。意识流作家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理论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直觉主义与自然主义真实表现结为一体，主张完全真实自然展示人物内在意识流程。”[94]而另一研究者高建为则称：“对于自然主义诗学这一研究实体，我基本上采纳西方特别是法国研究者的普遍观点，即自然主义是一个独立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潮流，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同时也承认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存在一些相同的诗学准则。但是我认为两个文学流派各自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既无法比较价值的高低，也不能将其混为一谈。”[95]这就突破了国内自然主义研究历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即所谓“现实主义至上论”和“现实主义中心论”。曾繁亭认为，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对自然主义文学存在着的系统性误读，使得人们对这场文学革命难以给出准确的评价。所以在其《文学自然主义研究》[96]中，他从文本建构、创作方法、诗学观念、文化逻辑等诸层面系统而又深入地回答了“何谓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的问题，充分肯定了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在颠覆传统和不断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自然主义展开理论阐发时，该书始终贯穿着一条全面分析现代主义与自然主义承续性同构关系的红线。在由《“真实感”：重新解读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论》[97]《自然主义：从生理学到心理学——兼论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98]等构成的系列论文中，曾繁亭反复重申：自然主义对生理学的重视正是为20世纪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武器揭示“自我”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事先进行了一次开创性的探索和实验，自然主义乃现代主义的重要起点。

以“自然主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相关论文每年大约有数十篇，但21世纪以来，这一数字迅速增长为数百篇——2014年高达408篇。与此同时，蒋承勇、高建为、曾繁亭等人颇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版，许多重要的自然主义文学理念得以重申，诸多对自然主义的错误认知得到矫正，道德审判与阶级分析之宏大话语模式日渐淡出，代之而起的则是美学、叙事学等纯粹学理层面的细致分析和逻辑研判。本土学界对西方自然主义的言说终于进入了纯粹学术研究的境界。

大致来说，经由茅盾等人的大力推介，自然主义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本土文坛得以广泛传播并引发普遍关注。但相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两种五四前后被普遍认同的西方思潮，自然主义却在传入之初便常常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地带。

基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与“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人们常常指责自然主义太过客观写实，太过悲观消极，描写了那么多人间悲哀却不能给出任何解决悲伤的法子。在《欧游心影录》中，文界领袖梁启超很早就对自然主义文学提出了尖锐批评：自然派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和盘托出，易使读者觉得人只是被肉欲和环境支配的动物，与猛兽弱虫没有区别；所以那些受到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怀疑、满腔子失望。[99]芳孤在《革命文学与自然主义》（1928）中也指责，只做客观记录的自然主义文学不能像革命文学那样为世人于黑暗中指出一条明路。[100]

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自然主义的否定态度与观点迅速在左翼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加剧了学界基于本土文化逻辑与现实因应对自然主义的天然排斥。事实上，被视为反动资产阶级文学和反现实主义创作的自然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的持续否定，与上一个时期左翼文人对自然主义的排斥一脉相承，两者有着类似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改革开放之后，对自然主义批判与讨伐的否定之声长时间仍余音缭绕。通用多年的权威教材《欧洲文学史》对左拉与自然主义继续做出了否定的评价：“在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中，自然主义首先产生于法国……左拉和泰纳一样，用自然规律来代替社会规律，抹煞人的阶级性。同时，他把艺术创作和实验科学等同起来，实际上就取消了艺术的存在。根据自然主义原则写成的作品，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本身的详细描写，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概括，歪曲事物的真象，模糊事物的本质，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丧失对社会前途的信心。”[101]1992年，徐德峰在《自然主义：人与艺术的双重失落》[102]中称自然主义不能成为文学史中的“正面形象”。

在对“真实感”（The Sense of the Real）的追求之外，左拉明确提出了自然主义的“非个人化”主张，自然主义作家用“非个人化”策略来达成“真实感”描绘的主张与做法，直接引发了恩格斯、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与卢卡契等人对其的否定；他们更喜欢将自然主义的这一核心主张视为“反典型化”的机械描写：“像摄影机和录音机那样忠实记录下来的自然主义的生活表面，是僵死的，没有内部运动的，停滞的。”[103]拉法格甚至将左拉客观中立的“非个人化”创作方法引申为自然主义作家反对参加社会政治斗争。拉法格等人的片面性“在于将作家的艺术家身份与其社会人身份等同，将作家的艺术观甚至叙事策略与其社会政治立场等同，其本质在于将生活与艺术、政治与艺术混为一谈”[104]。

从1904年算起，文学自然主义在中国形成讨论已超110年。时至如今，对西方自然主义诸多扭曲与误解虽已被矫正或正被矫正，然而它无疑仍是一座静待深入发掘的文学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