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若将现代化视作“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1，则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在19世纪以来中华文明内部深刻的传统危机与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西方殖民侵略而来的“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2 的合力作用下，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历经了从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统治，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从共产党初登政治舞台到北伐战争，从国民政府建立到国共之争，从拒签《凡尔赛和约》到抗击日本侵华等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文化与外交事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既是旧事物破碎瓦解的混乱时代，也是新事物萌芽、发展，诸多可能性并存的历史时空。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大陆上，19世纪中后期的两次工业革命虽然使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统一后得以进入极速现代化的辉煌时期，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中断了其发展与进步的神话，挫伤了威廉帝国的荣光与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而1918年在纷乱的革命与政治暗杀中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一开始便因战败的阴影和右翼“背后捅刀子”的阴谋论而缺乏意识形态与大众心理上的支撑。此外，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与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危机，以及危机时期频频更换的议会政府，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城市化进程的深化、社会生产方式的大众化与进一步合理化以及电影、收音机等新媒体技术的普及等，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疏离、个体存在的不确定性与失向感。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德特勒夫·波依克尔特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延续了威廉帝国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上呈现出多重危机，堪称“经典现代性的危机时代”3。

正是在魏玛现代性及其所面临的危机全面展开之际，在“亚洲知识在教育知识中被边缘化”“欧洲意识中的亚洲的威望大损”4 以及“童话般的东方想象”5 在欧洲社会现代化与理性化中不断祛魅之时，中国却成为魏玛德国兴起的异国旅行热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魏玛共和国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之中，以图书形式出版的中国游记或包含中国叙事的游记多达50余种，而与中国之旅相关的报刊和杂志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吸引魏玛德国旅行者纷纷来华的，不仅仅是自马可·波罗笔下“地大物博、城市繁荣、商贸发达、交通便利、政治安定”的“人间乐园”6 这一自中世纪以来始终有效的中国想象，也不仅仅是法国启蒙哲学家曾经塑造的以“一种开明仁慈的君主政体，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一方吟诗作画尚美多礼的文化”著称的“孔子的中国”7，更是中国作为异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空间所能带给旅行者的切身体验与感知。德国学者艾哈德·许茨指出，游记、自传、传记及科普读物等“事实志”（Faktographie）之所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大受欢迎，是因为人们希望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获得“实用的导向性知识、确定意义与升迁发迹的指导”，“体验未知的社会领域”8。由此，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中国游记相较于中世纪时期想象性的中国游记书写与17、18世纪的中国知识汇编，更注重中国社会最为切近的现实；相较于19世纪的科考游记更倾向于具体呈现个体经验与书写的自传性。因此，这一时期的德语中国游记在书写旅行者异国体验与经历的同时，也投射出他们自身的现代性危机体验。

城市作为工业化和现代性“被最为深切地体验到的场所”9，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是一系列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历程走向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件集中发生的场所。上海、广州、南京、北京等大都市是最早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中国城市，引领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为魏玛时期的德国旅行者提供了一扇观察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的绝佳窗口。另一方面，这些城市还是铁路、轮船、汽车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在二三十年代极为重要的集散地，因而是绝大部分魏玛德国旅行者来华之旅中停靠、游览与记述的主要站点。本书以魏玛共和国时期德语游记中的中国城市书写为研究对象，考察德国旅行者对中国城市景观的呈现、评价与反思，借旅行者对中国现代性或非现代性的建构反观与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