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当地农村社员打交道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出有些人的知识贫乏程度。就在下乡的当月，我经历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1976年7月28日，HEB省TS市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由于之前没有预报，加之地震发生在人们深度睡眠时，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这次罕见的强烈地震，让全国各地陷入对地震的恐慌中。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发生了7.2级地震。22日和23日，两地相继又发生了6.7级和7.2级地震。这次地震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山区，加之震前SC省地震局作出了预报，当地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此，人员伤亡比较少。但这次地震有感范围较大，引起了远在永川的人们的恐慌情绪。公社发出通知，要大家当天晚上不要在家里睡觉，如感觉地面晃动，要往山上高处跑。
当时晚上非常闷热，我们这个院子里的社员们，纷纷带着凳子或竹席，端着茶杯，相约在院子背后的山坡上，整晚整晚的手摇蒲扇吹牛谈天。最搞笑的是：生产队有个干部，竟然提出把打谷子用的木质的斗，发给各个住家较为集中的院落，说如遇到有地浆冒出来，老人、妇女和小孩就到斗里去，还要指定年轻力壮的农民负责“划船”。我听了简直难以置信，这可能吗？觉得不可思议。
说来也怪，那天晚上的确还真的感到了好几次轻微的晃动，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如此把院子里的所有人，集中在山上熬夜持续了好几天。天热蚊子很多，休息不好，第二天还要上坡做活路（当地人称干农活为“做活路”），真是折腾得够呛。
农村的信息流通渠道，除了广播，书报很少，文娱活动更少，沟通手段比较单一。社交方式与城市也不太一样。生产队很少学习或开会，各家各户住得也较分散，难以高效率的交流。社员与周围的沟通，往往以喝酒或打扑克等聚会为主；而与周边的交流场合，则是走人户和赶场。
我下乡当知青那段时间，与公社的永川知青和重庆到永川其它公社的知青喝酒和打牌多一点，与当地的社员偶尔也喝酒和摆龙门阵，一般不参与打牌。过年过节也走访亲戚家，但我走动比较勤的是永川县城的二姨家。文峰公社位于永川城区南郊15公里的黄瓜山山脉上，两地相距不远，又有直达公交班车，往来交通很方便。
永川县城建在山坡与沟壑之间，附城三水合流绕城，多座石拱古桥和新桥连接数条老街和新街。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县城不大，街道也不宽敞。老街陈旧简陋，弯曲狭窄的马路两旁多为两三层楼的低矮瓦房，主要街道则有一些五六层的水泥楼房，商业中心间或还有几幢现代化的高大建筑不伦不类地夹杂其间。整个县城依地势排列，似乎缺乏科学规划，略显杂乱无章。
永川县城处于交通节点上，成渝铁路和成渝公路绕城而过，火车站就在城区。记忆中二姨工作的永川百货大楼，是一栋三楼一底的半圆型建筑，位于老街一条十字路口的拐弯处，是这个渝西小城热闹繁华的地方；永川县电影院和县川剧团地处闹市，我当知青期间，偶尔去县电影院看过电影，那时看场电影只要一毛钱；川剧团的折子戏我也看过，但剧场不是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一般周末才有演出；永川中医院在当时的县城算大的医院，是一栋两楼一底的楼房，位于一条马路的当头；永川的泸州街毕直宽敞，有几栋五六层的水泥楼房，街尾的永泸桥横跨永川河。永川县城北山有一所北山中学和一座天主堂，上游小学也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山坡脚。
二姨爹在国家战备仓储单位工作，二姨家当时住在城郊二姨爹工作的库房内，住房宽敞，从库房到县城不远，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我在农村劳动累了需要休息时，就到县城二姨家住两三天，白天逛街购物，或逛逛书店，晚上看场电影等，调整放松一下自己。有时酱油、豆瓣等调料吃完了，或需要补充什么物资时，也跑到县城去。二姨在永川县百货公司工作，可以买到一些当时紧俏的日用百货如热水瓶、脸盆、肥皂等，我缺什么东西，经常到县城找二姨帮忙买。
在永川各区的其它公社，我也认识几个重庆来的插队下乡知青。我们通常在春节时才聚在一起，结伴回家过年，平时则很少碰面。难得的见面交流机会，基本上是在赶场时。
赶场是历史悠久的南方乡村之间普遍实行的定期集市贸易方式。当时农村主要的商品销售渠道，由县、区的国营供销合作社总社、分社或集体所有制的公社和生产大队代销店所垄断。
遍布基层的代销店通常为简陋的小买部，廉价销售一些盐巴、酱油、醋、白酒、煤油、香烟等基本生活用品。大家需要的粮油米面及日用产品等重要生活物资和农资等生产资料，只能到集市上无所不包的供销合作社凭票证购买；假如推销自家生产的粮食、蔬菜、水果、肉、禽、蛋或自制的竹器、石器等农副产品，也需要到集市“赶场”交易。
在永川的农村，人们居住地的四周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地方是赶场日。
赶场的集市大都是区乡或公社所在地，如黄瓜山上的文峰场，山下左面的石脚场、山下右面的来苏场等等。赶场的时间是约定俗成的，有的是“逢三、七”、有的是“逢二、八”、有的是“逢五、十”等等。总之，大的区乡集市一般5天一场为市期，还分早场和下午场。小的公社集市则是7天一场或10天一场，一般只有早场。
赶场既是一个自产自销的方便实惠的交易场所，也是一个约人办事的随和自在的社交场所。大多数人挑着箩筐、背着背篓或提着菜篮子，纯粹为了商品物资交易而赶场；有的则趁便与久违的亲朋好友碰碰面联络感情；也有些手里缺钱的人空着手去赶场，不为别的，就只是去凑凑热闹看看稀奇。
在我当知青的那段时间里，赶场也渐渐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逢场天，人们带上自己要出卖的多余的物产品，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生产队赶来，在集市上随便找个地方摆摊，卖出后收到钱，又买回自己需要的物品。
为了卖一个好价钱或买到自己所需的东西，各路贩子往往早晨天没亮或蒙蒙亮（由当天所赶的场远近而定）就起床赶路。那时农村的公路很少，更没有公交车，要挑着沉重的担子或背着硕大的背兜，深一脚浅一脚的步行几十分钟到一、两个小时不等的山路，也不觉得累。
来自四面八方的老乡们，清早八晨就三五成群地涌进集市。从场头到场尾不过长约百多米或几百米不等的“自由市场”，一下子涌进了成百上千人，密密麻麻的人群来回涌动，将一条或几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别看场子不大，小货品却是相当齐全，叫卖声、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买卖十分活跃。
那时的商贩，是不允许贩运批发的，集市上既新鲜又便宜的物品，大多是自产自销。鸡、鸭是自己养的，瓜果是自家种的，吃不完便挑来卖。大家沿狭长街道的街檐下面一个地摊挨着一个地摊，货物琳琅满目：有永川的特产如桂花糕、松花皮蛋、豆豉等，也有蔬菜秧秧、果树苗苗、当季水果、母猪下的崽、土鸡土鸭、豆油麸醋、花椒海椒、菜籽油、盐白菜、盐花生、木制桌椅、衣服鞋子、针线百货……。
有些来晚了没位置摆摊的，便背上竹篓、担着箩筐，在场子里来回走动，吆喝着吸引来来往往的买家。场上街道两边开的铁匠铺、裁缝铺、剃头摊、篾匠和补鞋匠生意也相当好，一直要热闹到大下午才逐渐散去。
散场时，有的人用刚才摆摊的收入，到供销合作社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与自己同向的人结伴回家，几乎场场如此。
我每个月都要抽个时间去赶场，除了购买需要的副食品和找剃头匠理个发外，在场上四处闲逛时常都能碰到熟人，隔老远就高声武气的打招呼：“今天你也赶场啊？”然后摆一会龙门阵。
如果是碰到三姑五叔和舅子老表等亲戚，或熟识的其它公社下乡的知青，大家照例要聚一聚，找个街边人声嘲杂的茶馆去喝茶摆龙门阵，当地的人则喜欢在茶馆打长牌。到中午时又找个简陋的馆子一起吃顿饭，花几角钱最多块把钱，点几个家常菜小酌几口，顺便交流一下思想，沟通一下信息。
那个时候人们穷得叮当响，囊空如洗是常态，如果手里一时没有现金的话，则可以使用以物易物那种粗放简约的原始交易模式。我也学过当地农民，生活拮据时也带上几斤米或一袋谷子到场上的小餐馆里换碗小面、小笼包、荞粑粑、油炸粑，或者炒猪肝、回锅肉、白米饭……，有时也用麦子或者苞谷等换鸡蛋、鸭蛋、挂面等等拿回家来吃。
交易方式和社交方式，就这样脱离了熟悉的城市习惯，慢慢地归属于乡村模式。这是一种对新的生活环境的融入与适应，也是一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认可与接纳。虽然这不一定是情愿的，但入乡随俗是一种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知青们自然都要回家过年。当时重庆与永川的交通，最便捷的是乘坐火车。不过，虽然火车票只要几元钱，但很多知青还是舍不得买票。
我认识的那些重庆知青，从农村坐火车回家大都不喜欢买车票。那时每趟列车都要查票，偶尔被抓住补票的倒霉蛋也有，但很多列车员对知青怀有恻隐之心，经常网开一面，所以白坐的情况占多数。
为应付查票，知青坐火车最常见的情况是：相约回家的一帮人中，只有一两个家庭条件稍好的知青买一张车票，负责带行李进站和在车上为大家照看行李。
下乡第一年的春节，我因为带有出差任务，车票是可以报账的。所以，当了知青的第一次回家过年，我和另一个女知青是买票进的站。我背的装有在农村买的年货的背篼是自己的，扛的麻袋、提的挎包以及装鸡的笼子等是兄弟伙的，上车找了座位，我们又帮忙照看带上车的东西。其它几个同行的知青，是从火车站的货场翻院墙进去、趁乱混上列车的。他们若无其事地站在两节车厢的结合部抽烟闲聊。一旦发现有动静，几人就往车厢后面跑，躲戴红袖章查票的人。
眼看要拢车尾，无路可逃了，情急之下，几人一头钻进了车上的厕所，挤在里面死死拉住门把手，外面怎么敲门也不开。直到后来有尿急的旅客在门外大叫，说里面的知青崽儿快点开门哟，查票的红袖章早就走了。他们这才出来。火车上的三四个小时，这几个家伙过得十分紧张。
回到重庆，我把带回来的黄瓜山茶叶（生产队奖励给我的）和松花皮蛋、豆豉（自己买的）分别送给街坊邻居，大家都说我瘦了、黑了，但更结实了。
过年期间，我与同学们聚会了几次。虽然大家分别时间并不长，但角色的转换十分明显，话题多是乡村风俗，相互交流生活感慨。我发现不少男同学跟我一样，在乡下沾染上了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虽说抽烟喝酒确实是陋习，但可以缓解生活的压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于是毕业重逢的一道风景线，就是大家一见面，男同学们就掏出烟卷相互敬来敬去。聚在一起吃顿饭，自然少不了划拳喝酒，让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一群稚嫩的面孔，已经不是学生而是知青了。
父母为了我在农村方便进行时间管理，花了50多元钱，给即将年满十八岁的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块带着时代气息的手表，似乎成为寄托着父母殷切希望的成人礼。它从农村到部队，从中国到越南，从工厂的车间到职大的课堂，一直陪伴了我20多年。后来我参加工作担任处长后，因为这块手表过于陈旧走时不准，经常影响工作，我才换了一块依波表。再后来，又戴过日本电子手表、瑞士机械手表。
父母对我下乡以来的表现很满意，夸我懂事了，嘱咐我要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认真接受劳动锻炼。大年一过，我就搭乘父母委托建设厂亲戚联系的建设厂的解放汽车，押运收到的满满一车骨头，返回了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