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研究生生涯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阿默斯特学院，我就不会有这样的学习机会。那里深厚的教育理念以及詹姆斯·尼尔森和阿诺德·科勒里的个人支持帮助我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做好了准备。当阿默斯特学院在1975年开始向女性开放招生时，我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更适合学生教育和个人发展的地方。然而，后来我得知，学院取消了在我看来对我的智力成长至关重要的两个学期的人文课程，我对此感到很失望。

耶鲁大学果然名不虚传。主校区的哥特式建筑让人印象深刻，附近的纽黑文小镇有一些便利设施：一家提供奥匈美食的不错的餐馆，还有一家剧院，那是百老汇剧目试演或预演的常用场所（尽管这里还比不上纽约）。1955—1956年是我在耶鲁大学的第一学年，我非常喜欢威廉·费尔纳讲授的两个学期的经济理论基础课程，托马斯·谢林讲授的内容广泛的国际贸易课程，罗伯特·特里芬讲授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专家课程，亨利·沃利奇讲授的货币政策课程，佳林·库普曼斯讲授的一般均衡理论课程，以及罗伯特·萨默斯讲授的统计基础入门课程。尽管詹姆斯·托宾讲授的统计学高级课程非我所好，但他后来还是慷慨地为我开设了一门宏观经济模型的阅读课程，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对我们构思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我与耶鲁大学考尔斯基金会的亚瑟·奥肯有过许多交流，也与杰拉德·德布鲁和雅各布·马尔沙克有过一些接触。在我看来，自1925年到1935年以凯恩斯为中心建立剑桥学派以来，耶鲁大学的经济系就拥有最让人瞩目的经济学家阵容。尽管拥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加里·贝克尔、哈里·约翰逊、西奥多·舒尔茨、罗纳德·科斯和劳埃德·梅茨勒的芝加哥大学也很强大，但总的来说，耶鲁大学的经济系非常具有学术性。

一些老师的生活相当有趣，詹姆斯·托宾和其他老师一样，非常聪明。^[3] 赫尔曼·沃克的小说《凯恩舰哗变》便是根据托宾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改编的，这本书讲述了当时一艘船因发动机故障而搁浅（因此成了潜艇鱼雷的活靶子），海军少尉候补官托比特在对陌生的技术数据进行了数小时的研究后，终于重新启动了发动机。

最有活力的讲师当数罗伯特·萨默斯，他是拉里·萨默斯的父亲，也是肯尼斯·阿罗的姻亲。在他的初级统计学课堂上，他引用了一位可能是虚构的学生的话。这位学生打断了讲师的话，大声喊道：“先生！那个模型里的人在哪里？”我意识到，这位学生期待在模型中找到他对人们形成预期或构思新方法等行为的看法。在我建模的过程中，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耶鲁大学所能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流的师资。学校经常接待许多到纽约、华盛顿等地进行新书发布演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听这些讲座，但在听了小说家兼科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关于科学与艺术之间令人遗憾的隔阂的讲座后，我非常着迷。斯诺认为这种隔阂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严重障碍，我也同意他的观点。毕业后，我继续阅读了他的《权力走廊》及《陌生人和兄弟们》系列书籍。我渐渐发觉，我对科学界和艺术界富有创造力的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好奇。

我还遇到了耶鲁大学的杰出校友。某天午饭后，我在研究生院大厅的阅览室阅读《纽约时报》时，一抬头就看到迪安·艾奇逊站在我面前。他是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国务卿，也是美国最著名、最受人敬仰的人物之一。（多年后，在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典礼上，他身着鲜艳的红色长袍，手持银色权杖，引领队伍前行。）他说，现在几乎没有学生读报纸了，这让他非常担心。我同意他的看法。

随后，当谈到共产主义时，他提到一些批评家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由鄙视苏联共产主义的论点。他说：“还有什么能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呢？”我只能点头表示同意他的批判。经过多年对这一评论的思考，我得出结论：他心中的想法是，如果共产主义是实现平等的唯一途径或最佳途径，而我们只关心平等，那么共产主义就是正当的。尽管西方社会的许多人确实希望看到约翰·罗尔斯为弱势群体争取工资正义、纲纳·缪达尔的种族正义及贝蒂·弗里丹的性别正义（即使有更多的正义也可能无法减少不平等），但西方大多数人也需要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作是有吸引力的，甚至是有趣的，从而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

部门内意见多样化是一件好事情。我依稀记得在亨利·瓦利奇就某个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托宾和奥肯强烈支持凯恩斯主义，但并不狂热，而费尔纳不是，特里芬和瓦利奇对凯恩斯主义也没有太大的信心或兴趣。然而，费尔纳和托宾之间充满了热情和尊重。在这四年里，我的观点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确信，我认为货币刺激是加快经济复苏的有效手段，也担心财政刺激可能会对投资产生压力。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不止一次遇到的问题。

第三年，由于没有课程作业和教学任务，我有了研究和提前写论文的机会。然而，我对于博士论文的选题毫无头绪。两年来，我主要研究的是方法和模型，这让我偏离了我决定成为一名经济理论家的初衷。当我向托马斯·谢林征询意见时，他建议我重新构建国民储蓄理论，思考“世代交叠”的问题。这是罗伊·哈罗德和扬·德·范·格拉夫曾提到过的话题，但是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在1961年通过他的研究成功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我在这个项目上彻底失败了，因此不得不放弃，白白浪费了一年时间。我尚未领悟一开始就将事情简化的必要性。这虽然令人沮丧，但并未阻止我前进。

回想过去，20世纪50年代这段在大学和研究生院的艰难岁月，我和许多人一样需要电影来消遣。这10年间，斯德哥尔摩电影（尤其是英格玛·伯格曼的《小丑之夜》和《野草莓》）、巴黎的新浪潮电影和好莱坞的彩色电影等带来了新类型电影的爆发，至今仍是我脑海里的经典之作。这种创造力的爆发令人印象深刻，拓宽了我对人类的认知。

第四年，事情开始好转。起初我还没有开始撰写论文，但我开始教授我的第一门课程——1957—1958年秋季学期为大一新生开设的“经济学导论”。这门课开展得很顺利，但当时尚未收到学生的评价，所以效果很难判断。

39年后，我收到了一份学生意见反馈。时任《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后来成为ProPublica^[4]创始人的保罗·斯泰格给我来电，说他想在《华尔街日报》为我举办一场午宴。在日期确定后，我问他我们以前是否相识。

他说：“是的，你曾经是我在耶鲁大学上‘经济学导论’课程时的老师。”我小心翼翼地问他这门课学得怎么样。

“你教得很好。”他说。我难以置信地回答：“真的吗？”

“是的，你非常优秀。正是由于你的课程，我从政治学转向经济学专业。”他说。我好奇地问他最后怎么样了。

“不太好，”他说，“在托宾主持高级研讨班之前，你是我认为的经济学方面唯一一位好老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我向詹姆斯·托宾提到我还没有论文研究主题时，他有了一个主意。他建议我提出一种方法来衡量观察到的通货膨胀中有多少是成本推动的，有多少是需求拉动的。这个模型构建和数据应用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有了可以展示的成果。^[5] 在一个美丽的六月天，我获得了博士学位。

[1]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2] 威拉德·索普的影响力相当之大，以至于他在德国遇到困境时，能够招募并派遣一支由肯约翰·尼斯·加尔布雷思、沃尔特·罗斯托和埃米尔·德斯普雷斯组成的团队。以上出自理查德·麦金齐和西奥多·A. 威尔逊对索普的采访，时间是1971年7月10日，地点为密苏里州独立城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

[3] 有些学生也很有趣。耶鲁大学生态学研究生弗雷德·普赖尔在东德做了一个多学期的研究后，回来讲述了他的悲惨遭遇。他因涉嫌窃取机密而被东德逮捕并关押。审讯他的人特别怀疑耶鲁大学图书馆Q室发生的事情，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那里为我们的一些课程进行了大量阅读。当普赖尔最终在一次囚犯交换中获释时，我们热切地聆听了他的故事，以及东德史塔西对我们在Q室所做事情的怀疑（2015年的电影《间谍之桥》讲述了谈判的戏剧性和普赖尔获释的悬念）。

[4] ProPublica是2008年1月开始运行的一家新闻采编机构。——编者注

[5] 该论文发表在《耶鲁经济论文集》第一卷，这是一份新近获得资助的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论文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