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照楼诗欧游地名补考

汪精卫的诗词作品中，纪游之作占了一定的篇幅。而他又有多次的海外之行，域外纪游的诗作不仅成了《双照楼诗词稿》中特别的一部分，更有保存足迹的意义在。只是双照楼诗中域外地名的译法与今日通行译法不甚一致，且未标注原文，给后来者的查考带来了一些不便。

幸而近年来《双照楼诗词稿》已有汪梦川注释本（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4月版）面世，这个注释本已考证出双照楼诗中大多数域外地名的今之所在，比如已指明“阆乡”为法国拉昂（Laon），“都鲁司”为法国图卢兹（Toulouse），“比那莲山”为比利牛斯山（Pyrenees），等等，颇解读者疑惑。可惜仍有少数欧洲地名在注释本中未能注出，这里稍做考察和补充，间或旁及一些其他记载汪氏游踪的文字，俾便研究者参照。

“西班牙桥”二三事

《双照楼诗词稿》的诗题中，曾两见“西班牙桥”这个地名。按时序，一是民国八年（1919）的《比那莲山杂诗》中，《西班牙桥上观瀑》一诗点到这个地名。二是民国十七年（1928）所作的《比那莲山水之胜，前游曾有诗纪之。自西班牙桥溯瀑流而上，攀跻崎岖山径间可六七里，得一湖，其上更悬瀑布二，更上则雪峰际天矣》一诗，是事后重游到此所作。注释本均未指明“西班牙桥”的所在。

据我考察，“西班牙桥”实有其地而并非泛指，但不在西班牙境内。它即是今天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大区（Midi-Pyrénées）上比利牛斯省（Hautes-Pyrénées）境内的石桥Pont d’Espagne（按即法文的“西班牙桥”）。这座石桥在小城科特雷（Cauterets）附近，是比利牛斯山国家公园的门户，附近瀑布颇多，西班牙桥畔即是两瀑布的交汇处，景致很壮观。

汪精卫1928年所作的这后一首诗很有意思。在诗题中，他说自己“自西班牙桥溯瀑流而上，攀跻崎岖山径间可六七里，得一湖”，诗末更有小注，记述该湖泊的具体情况甚详：“湖滨危石突出，上植一碑，昔有英人夫妇新婚旅行，泛舟于此，溺焉。湖境既清，对此碑益增游人感喟。”而这个湖泊也很容易考出实地，它就是西班牙桥以南相去不远的戈布湖（Lac de Gaube）。在网上稍检西文资料，可知1832年9月20日曾有英国人威廉·亨利·埃比尼泽·帕蒂森（William Henry Ebenezer Pattison）与新婚妻子莎拉（Sarah）在戈布湖泛舟溺亡，事情与汪诗所述全合，足证为同一地点。汪氏所看到的这碑今已不存，据资料说是毁于1940年德军入侵之时。

汪精卫1936年欧游的大致行踪

《双照楼诗词稿》注释本中的其他几个未能考出的欧洲地名，都集中在1936年的那次欧游之上。这次欧游因汪精卫1935年11月1日在中央党部的被刺而起。当时汪氏左臂、左颊及背部三处遭枪击，就医手术后，因背部子弹伤及脊骨而未敢取出，又引起肝肿病、胆囊炎及心脏病等并发，休养多时，不得已终于决定去德国疗养。

1936年2月19日，汪精卫偕曾仲鸣、陈耀祖和他的主治医生诺尔等人由上海登上格奈森瑙号（SS Gneisenau，又译“那爱斯奴号”“格兰新年号”）邮轮赴欧洲疗养。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与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等人并未随行。之后一直到1936年12月22日归国，曾仲鸣、陈耀祖等人都一直陪伴汪氏左右。而曾仲鸣亦能诗，所以关于这次欧游他也留下了不少纪游之作。

曾仲鸣所撰的《颉颃楼诗词稿》后由其妻方君璧于1960年代在香港自印。这本小书存量极稀，颇为罕见，承胡文辉先生惠赐复印件，得以用这珍贵的资料对这段汪氏欧游做一番补说。

双照楼、颉颃楼两本诗词稿中所收均已编年，按所作顺序排列。为醒目计，我将二书中这次欧游时所作诗的诗题对照列在后面。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每首诗的所作日期并不精确，所以这个对照只不过是一个大概而已：

续表

汪精卫在“罗痕”

时任中国驻德大使的程天放对于汪氏一行1936年到达欧洲的时间和经过有过相关的回忆。他说：

三月中旬汪精卫到达巴黎，过了几天，就转到德国的劳海温泉（Bad Nauheim）去养病，由诺尔医生为他治疗。我奉外交部的命去慰问他，所以在四月六日坐飞机到佛兰克府（於按：即法兰克福），转坐飞机到劳海，在汪所寓的卡尔登疗养旅馆（Kurhaus Carlton）住了两晚。汪被刺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身体已复原，只是枪弹没有取出，心脏有衰弱现象，因为劳海温泉能够医心脏病，所以到此地来洗温泉浴，同时接受诺尔的电疗。陪伴他的是曾仲鸣和陈耀祖，陈璧君留在国内没有同来。（程天放《柏林初期生活〔使德回忆之二〕》，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卷第二期，总第15期，1963年8月1日出版）

“罗痕”这个地方，《双照楼诗词稿》汪梦川注释本中已指出该地即今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而程天放译这个地名作劳海温泉，是因为“Bad”在德文中有“浴疗地”的意思，以地名论就仅音译“Nauheim”了。巴特瑙海姆这座温泉城市，是德国西部久负盛名的休养胜地。

在巴特瑙海姆的日子，汪氏只作了两三首诗。但曾仲鸣所作的数量就相当可观了，颇涉及当地的公园、森林、湖泊和周边其他景致。《颉颃楼诗词稿》里最集中提到的一个“罗痕”周边的地名是“朱亚里斯白”，从曾仲鸣的描述来看，此地似是个景致甚好的山冈，离城市颇近，又可通车辆。而据我查考，“朱亚里斯白冈”当即巴特瑙海姆市西部的约翰尼斯山（Johannisberg），“berg”即德语中“山冈”之意。此外，巴特瑙海姆的北部有一两个湖泊，与约翰尼斯山、巴特瑙海姆公园也是比较近的，周边森林植被丰富，结合当年的地图来看，俱不出市区的范围，游玩甚是便捷，当是曾诗中湖边、森林诸景所在。

1936年4月初，程天放、汪精卫、曾仲鸣在巴特瑙海姆，见《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十三号（1936年7月1日出版）

曾仲鸣在诗集里常用的称呼，这里也当补说一句。既然程天放已说陪伴汪精卫的只有曾仲鸣和陈耀祖，那么根据曾仲鸣《随四兄德昭兄至朱亚里斯白冈上待月》的诗，便不难对号入座，指明这里的“四兄”即是汪精卫，而“德昭兄”即是陈耀祖（字德昭）。

巴特瑙海姆地图，由图可见城西的约翰尼斯山、城中的公园和城北的湖泊俱不出市区的范围，见Karl Baedeker：Northern Germany：Handbook for Travellers [15th revised edition]，Karl Baedeker，Leipzig，1910.

从颉颃楼诗来看，在巴特瑙海姆疗养期间，汪氏一行常有外游。曾仲鸣写有《五月二十六日晨乘火车循来因河岸往高仑城》，还有在巴黎的“蒲朗森林”“Vincennes森林”和巴黎铁塔所写的诗。两座森林的地点不难查考，就是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和东南郊的万塞讷森林（Bois de Vincennes），“巴黎铁塔”也一望而知即埃菲尔铁塔（Tour Eiffel），而“高仑城”在对音上接近德国西部的城市科布伦茨（Koblenz）或稍北一些的科隆（Cologne），而当以科隆的可能性为大，因为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名孟晋）此时正在科隆大学就读。我还查到当时《时兆月报》上的一条新闻报道《汪精卫在德体况大佳》说：

六月十五日柏林哈瓦斯电：中国行政院前院长汪精卫，现在巴德诺汗城（於按：即巴特瑙海姆）养病，闻将遄返本国，各报记者顷以此事，询诸主治各医师，据答称“汪氏病况虽已大见起色，但余等以为返国日期尚难确定，汪氏前日曾往科伦城（於按：即科隆），昨日则来莱茵河沿岸游览，无论如何，尚难在数日之内，离开德国”云。（《时兆月报》第三十一卷第七期）

所云“前日”“昨日”当是实指，而这却是六月中的新闻，与“五月二十六日”不合，大概汪氏曾不止一次去过科隆。双照楼诗注释本的《补遗》部分尚收有汪精卫《由巴黎返罗痕郊行》的佚诗，当知曾仲鸣的科隆、巴黎之行是与汪精卫同行的。

汪精卫虽然在德国养病，却还兼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所以他在德国曾与许多中国驻外使节有过来往。前面已说到驻德大使程天放在4月初曾去拜会汪氏，5月28日驻法大使顾维钧也偕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一块来到巴特瑙海姆，与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商，事见《顾维钧回忆录》。从蔡德金先生所辑录的《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原载《近代史资料》总6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里的发电地记录看，汪氏在巴特瑙海姆当逗留到这年6月。

6月9日汪精卫曾电告陈璧君：他11日将去德国柏林复诊。从前引的那则《时兆月报》上的报道我们知道，他月中又去了科隆。具有年谱性质的蔡德金、王升编著《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则引《大公报》记载，指出汪氏于6月28日抵达捷克西部的温泉城市克尔斯巴继续疗养。从我掌握的另一则新闻报道上看，汪氏7月19日又曾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复诊肝病（7月22日《时事公报》）。这样一来，汪氏在6、7月间的行程大致就有了眉目。按捷克西部的著名温泉城市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旧称卡尔斯巴德（Karlsbad），汪精卫在捷克的疗养地“克尔斯巴”应该就是这里。

汪氏在德国南部、瑞士、法国的游踪

这年7月之后《汪精卫生平纪事》一书所记的汪氏行踪甚为不明，不过《双照楼诗词稿》中这时期有纪瑞士之游所作，而《颉颃楼诗词稿》中更透露了明确的时间、地点线索，可见曾仲鸣在这年秋天尝随侍汪氏在德国南部、瑞士、法国东部游览名胜。下面按照时间顺序，细考两诗词稿中纪游之作的地名。

从路线和顺序上看，《颉颃楼诗词稿》中《雨后与四兄德昭兄强婴两侄由俾德斯加丁至歌里湖边》一诗，或是此行中最早的一首纪游诗。据我考察，“俾德斯加丁”当即巴伐利亚州的旅游胜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歌里湖”当是该城附近国王湖（Königssee）的对音。本文前已指出“四兄”即汪精卫，“德昭兄”即陈耀祖；这里的“强婴两侄”，“婴”显然是指时在德国留学的汪文婴，“强”或为汪精卫的妻侄陈国强。

接下来就是《双照楼诗词稿》中瑞士部分的诗词了。这一部分的地名注释本多未考出，这里一一补说。

双照楼诗《旅仙湖上》中的“旅仙湖”当即瑞士中部旅游胜地卢塞恩湖（Lake Lucerne），也即曾仲鸣笔下的“绿霰湖”。而从颉颃楼诗来看，汪氏一行在卢塞恩湖东岸还多有逗留。曾仲鸣写有《至亚桑斯达村谒威廉登林庙》，这里的“威廉登林”当即卢塞恩湖周边最著名的历史传说人物威廉·退尔（Wilhelm Tell），而“威廉登林庙”当即退尔教堂（Tellskapelle），它位于卢塞恩湖东岸一处名为Axen的峭壁下（似可译作“斧劈崖”），而“亚桑斯达村”当即教堂以北的小镇亚桑施泰因（Axenstein）。曾仲鸣尚有《八月二日为旧历六月十七日夜无月随四兄三姊德昭兄散步绿霰湖畔》的诗作，可见一行人抵达卢塞恩湖是7月末8月初的事。“三姊”疑是曾仲鸣的三姐曾醒。

《郁兹诺湖上望对岸山》中的“郁兹诺”不是湖名，当为卢塞恩湖东北的瑞士湖滨小镇维茨瑙（Vitznau）。

《廓罗蒙柏道中》中的“廓罗蒙柏”，我猜测是Trümmelbach的对音，即特吕默尔河瀑布（Trümmelbach Falls）。特吕默尔河瀑布位于劳特布伦嫩峡谷（Lauterbrunnen）之中，该峡谷周边有七十二条瀑布从悬崖上倾泻而下，正与汪诗中“青山相对出，悬瀑以百数”的句意吻合。汪精卫曾将“Giessbach”（吉斯河瀑布）译写作“几司柏”，可见他是把“bach”（德文中的“溪流、瀑布”）译写成“柏”的，或可证“廓罗蒙柏”中的“柏”也是“bach”。

《孚加巴斯山中书所见》，“孚加巴斯”当即富尔卡山口（Furka Pass），为瑞士阿尔卑斯山脉要冲之一。

《双照楼诗词稿》注释本中，注释者汪梦川先生也已考出了汪精卫此行所经的几个地方具体所在，除已指出“几司柏瀑布”即吉斯河瀑布（Giessbach）外，还指出“圣莫利兹”即瑞士东南部城市圣莫里茨（St. Moritz），“丽蒙湖”即莱蒙湖（Lac Léman，一名日内瓦湖）。而“丽蒙湖”对于曾仲鸣来说还有着特殊的含义——此地曾是他旧居之处。他在《重至丽蒙湖滨波斯别墅》里所咏的，正是他曾在《三湖游记》里花很多篇幅描写的那座“丽蒙湖”畔“爱维昂城”的“波斯别墅”。“爱维昂城”今日被译作埃维昂莱班（Évian-les-Bains），这座莱蒙湖南岸美丽的法国小城，是“依云”（Evian）矿泉水的原产地，亦是著名的疗养城市。莱蒙湖畔的洛桑（Lausanne）与“安纳西湖”（Lac d’Annecy，今译阿讷西湖），皆是曾仲鸣的旧游之地。

不过有趣的是，在曾仲鸣与孙家兄弟合写的《三湖游记》中，孙伏园所写的“丽芒湖”、孙福熙所写的“安纳西湖”，曾仲鸣这次欧游时都留下了诗作。唯独曾氏自己写过的“蒲尔志湖”（Lac du Bourget，今译布尔歇湖）这次却没有诗。从地图上看，三湖仅相距数十公里，不算太远，难道是未及重游吗？

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的这次欧游，虽说是疗养性质，但何时能够回国总归是个问题。不特国内舆论及国民党内部人士集中关注，汪精卫自己也一直思忖不已。

从蔡德金先生辑录的电文来看，汪精卫想早日动身回国的愿望一直很强烈。在他给陈璧君的电文中，屡见“必在海外急死” “置身国内，较可尽力”“旅人如坐针毡”之类的话，陈璧君等亲友则以身体要紧为由屡屡劝阻。后来汪氏终于回国的契机，看似拜西安事变所赐，实则来往电函中倒也是早就商量过的。

汪精卫在瑞士、法国的游玩之后行踪如何，两本诗稿记述不详。《汪精卫生平记事》据《大公报》报道，指出汪氏于11月11日抵达伦敦。逗留了一个月后，12月4日他又转去法国，于7日到达尼斯。12月8日之后汪氏所发电文标注的地点都是Can或C，此地即今法国戛纳（Cannes，《汪精卫生平纪事》认为此地是德国科隆，大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留在国内的陈璧君迅即发电将此消息告知汪精卫。14日汪精卫回电陈璧君，即下定决心回国，行前他还邀请时任驻英大使郭泰祺、驻德大使程天放、驻法大使顾维钧到意大利热那亚来闭门磋商，探讨国内局势。12月22日，汪精卫一行乘波茨坦号（SS Potsdam，一译“朴资丹号”“波士丹号”）邮轮离开热那亚回国。

但就在汪精卫刚刚离开欧洲之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的解决。12月25日，顾维钧得到蒋介石被释的消息，旋即电告汪精卫，这时波茨坦号即将抵达苏伊士运河。汪离开欧洲时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都很耐人寻味。

在回程的邮轮上，汪精卫的情绪不高。他的《舟夜》诗说：“到枕涛声疾复徐，关河寸寸正愁予。霜毛搔罢无长策，起剔残灯读旧书。”曾仲鸣的《东归舟次倚阑夜眺》诗，也说：“灯火樯梢闪欲微，柁楼钟响觉人稀。波涛静向天涯阔，星月轻从袖畔飞。情绪向来愁近国，炎风此际尚侵衣。神州莽莽空翘首，正酿江南雨霏霏。”虽然曾仲鸣《印度洋舟中除夕船客欢集歌舞》《高阳台·印度洋舟中除夕船客举行化装跳舞会并循欧俗至午夜男女并立栏前痛饮祝福毕举杯碎之相拥接吻而散》的题目起得欢乐，但内容掩不住惆怅，颇写照了一行人回国时的心情。

（原载《中国文化》杂志2014年春季号，总第39期）

【补记】

上文指出汪精卫两次观瀑的“西班牙桥”在小城科特雷（Cauterets）附近，又由汪氏诗中所记关于夫妇泛舟溺亡之碑，考出自西班牙桥溯瀑流而上所见之一湖为戈布湖（Lac de Gaube）。今读《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台湾成功大学1999年4月版），又发现一条材料可资佐证。苏雪林1952年6月2日日记记道：

今日上午与君璧乘公共汽车作Canterlets之游，君璧卅馀年前与汪氏夫妇及曾仲鸣先生来此小住半月，每日远足各地游览，今日余与君璧步行上山，共行两小时，直抵Lac Gaulbe遇雨，托庇某屋檐下。半小时后雨势略止，乃步行下山，行一小时回到Canterlets看大瀑布，四时半回露德城，晚餐后看火炬游行，场面亦极伟大。（第二册，第79页）

君璧即曾仲鸣遗孀方君璧。日记编者对法国地名辨识失察，两处都给认错了——Canterlets应作Cauterets，Lac Gaulbe应作Lac de Gaube。然所述之种种，已足证拙文考证不误。

（2018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