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元文化的交融

蒙古统治者通过萨满巫师（bö’e）、占卜者（tölgečin）、宗教人士等多种渠道与天沟通。(92)随着蒙古迅速扩张，其治下包含了更多种类的文化。蒙古人接受或参与了其他文化传统的一些祭天仪式，同时蒙古的祭天仪式也受到多元文化影响。

蒙古人将各宗教的祈福祝祷仪式也视为告天、祭天。蒙元时期圣旨、令旨、官府公文中，要求各类宗教人士为皇帝告天祈福祝寿。(93)成吉思汗圣旨中称临济宗高僧中观沼（1148—1220）、海云印简（1202—1257）为“告天的人”(94)。元武宗任命藏僧雍敦朵儿只班（g. Yung ston rDo rje dpal, 1287—1365）为“诸祀天咒士之长老”(95)。从史料来看，蒙古人不直接参与这些仪式。

蒙古人直接参与的一种祭天仪式是中原汉文化传统的郊祀。元代第一次郊祀，是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遣官于大都南郊祭天。(96)但元代皇帝亲郊很少，仅有文宗一次、顺帝两次而已，(97)大部分时候都是遣大臣代祀。代祀南郊的大臣一般是当朝宰相，大多是蒙古人。成宗朝右丞相蒙古人哈剌哈孙甚至直接参与了郊祀仪式细节的制定。(98)元朝郊祀中，“其牺牲品物香酒，皆参用国礼”(99)，显然是蒙古人参与的结果。

蒙古传统的祭天仪式中也出现了汉文化因素。元中后期六月二十四日洒马奶子祭祀，“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100)，其中出现了“汉人”，与《元史·祭祀志》所谓“皇族之外，无得而与”(101)的原则相抵牾。关于这句话的含义，蒙古巫觋没有疑问，另外四人，拉契涅夫斯基认为是蒙古人一员、汉人一员、秀才一员、达官一员，而且认为汉人指女真人、契丹人，达官指朝中的质子（秃鲁花）。(102)但元代达官似乎并不指质子，将汉人限定于女真人、契丹人的范围也过于狭小。“秀才”指儒士，可以说是汉文化的代表。蒙古人、汉人共同参与祭祀仪式，早在世祖初期就已出现。《元史》载，中统四年（1263）十一月祭祀燕京太庙，以亲王合丹、塔察儿、王磐、张文谦摄事。(103)这四人，包括两位蒙古人、两位汉人，其中即有儒士王磐，与“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若合符契。当然，这是蒙古人参与中原传统的太庙祭祀，而六月二十四日洒马奶子仪式则是汉人参与蒙古传统祭祀。这是蒙古、汉文化融合的表现。

六月二十四日仪式中不仅拜天，而且祭祀太祖成吉思汗。今井秀周认为，只祭成吉思汗而不祭其他祖先，说明蒙古人将成吉思汗视为一位“几乎与天神并列的大神”(104)。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未见蒙古有尊祖配天习俗。退一步讲，即使有此习俗，也不可能尊出某一位特定的祖先，因为没有任何一位祖先如此卓越超群。成吉思汗去世后，日益受到尊崇。虽然今日成吉思汗的地位已经无以复加，然而这一情况并不是自成吉思汗刚去世时就如此，而是逐渐累加增益形成的。尊祖配天，很可能是受中原礼仪的影响。蒙古人第一次了解尊祖配天，是宪宗二年（1252）日月山祭天，当时蒙哥汗与皇弟忽必烈在进行蒙古式祭天之余，观看了中原郊祀礼乐，其中就有以太祖、睿宗配天的做法。不过，这次中原礼乐的表演，对蒙哥汗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忽必烈即位后，郊祀久未实行，遑论尊祖配天。成宗朝，郊祀开始实行，大德九年（1305）郊祀制度定立，经过一番讨论，尊祖配天没有实行。直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始以太祖配南郊，从此成为定制。翌年，计划设立北郊祭地，以世祖配，然因武宗病逝未果。(105)在武宗朝以后，太祖配天成为常态。如果郊祀中的太祖配天制度影响了六月洒马湩祭祀，那应是元武宗朝以后的事。

金朝拜天礼俗对蒙古人造成了影响。蒙古兴起于金代，受到金朝文化影响。在祭天仪式方面，今井秀周发现，北方游牧民族祭天的朝向大多是西向，惟有蒙古南向拜天，很可能是受了金朝南向拜天的影响。(106)蒙古前四汗时期到至元前期，在华北的蒙古人施行重五重九拜天，体现出金朝礼俗的影响。至元九年，各路官府停办重五重九拜天，但金朝拜天礼俗还从另一方面影响了蒙古人，即射柳击毬（马球）活动。在历史上，金代始固定于重五重九拜天礼毕当天“行射柳击毬之戏”(107)。蒙古攻占金中都燕京之后，很快便熏染其风。1221年重五日，木华黎国王曾邀请南宋使臣一起打毬宴饮。(108)华北世侯张柔之子张弘范（1238—1280）作《射柳》《打毬》二诗，(109)反映出13世纪中叶蒙古统治下华北达官贵人有此风尚。直到元末，在大都、上都、扬州等地，上层统治者射柳击毬仍蔚然成风。《析津志》载：“击球者，（今）〔金〕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各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能击球者，咸用上等骏马，系以雉尾、缨络，萦缀镜铃、狼尾、安答海，装饰如画。……如镇南王之在扬州也，于是日王宫前列方盖，太子、妃子左右分坐，与诸王同列。执艺者上马如前仪，胜者受上赏；罚不胜者，若纱罗画扇之属。此王者之击球也。其国制如此。”(110)马祖常《上京书怀》与《次韵端午行》二诗，皆咏及元上都重午射柳之戏。(111)《元宫词一百首》之一云：“王孙王子值三春，火赤相随出内闉。射柳击毬东苑里，流星骏马蹴红尘。”(112)火赤，当指火儿赤（qorči），蒙古语义为持弓矢者、箭筒士，是怯薛宿卫的一种。这些记载都说明元代蒙古上层极为热衷重五重九射柳击毬。这是金朝礼俗留下的间接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