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体系架构

以往学者对于元代国家祭祀体系的认知，基本上来自明初纂修的《元史·祭祀志》的篇章结构。《元史·祭祀志》固然是关于元代祭祀制度最系统、最集中的史料，但其内容和结构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并不能完整反映元代国家祭祀的体系。樱井智美指出，《元史》纂修者明言“志”仿《宋史》，却不设《礼志》而设《祭祀志》，反映出元代史料的残缺、《元史》编纂者与明政权的意图、编纂上的制约等问题。(35)下面我们从史书编纂和史源角度分析《元史·祭祀志》的局限性、《元史·祭祀志》所载中原吉礼体系的特点，进而为本书建立合理的篇章结构。

（一）《元史·祭祀志》的局限性

《元史·祭祀志》的编纂和史源问题，导致其有三方面局限性。

首先，《元史·祭祀志》是分两次纂成的。(36)前五卷是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至次年七月纂成的，主体史源是元文宗时官修政书《经世大典·礼典》，以元顺帝初期官修政书《六条政类》稍作补充。第六卷是洪武三年（1370）二月至六月纂成的，史源较为驳杂，包括《六条政类》以及洪武二年（1369）采自北平、山东、江南的公牍、碑拓、文集、野史、采访资料。(37)史源上的差异导致第六卷与前五卷风格不统一，内容不连贯。整体而言，《元史·祭祀志》记元文宗以前事较为完整详细，而记元后期三十年史事简略零散。

其次，《元史·祭祀志》编纂仓促，前五卷基本上直接抄撮《经世大典·礼典》的祭祀条目，而后者主要参考元泰定帝至文宗初期太常寺官据公牍编纂的《太常集礼》。因此《元史·祭祀志》所载大体上是元代太常寺负责的儒家传统礼仪，而缺漏了其他一些属于元代国家祭祀的礼仪。明初史官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元史·祭祀志》序中提到祭星、五福太乙“皆所未详”(38)，不予记载。刘晓先生根据道教碑刻才大致复原元代五福太乙祭祀的基本样貌。(39)再如元中期设立的八思巴帝师殿，通祀天下，但不归太常寺管理，因而不载于《元史·祭祀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元史·祭祀志》对蒙古祭祀礼俗记载非常粗疏。《元史·祭祀志》既称“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40)，强调蒙古旧俗不废，皇帝很少亲祀郊庙却亲执国礼。(41)但因为《太常集礼》《经世大典·礼典》皆无蒙古祭祀礼俗条目，《元史·祭祀志》难以找到成规模的篇章用于抄撮。《元史·祭祀志》仅第六卷末有“国俗旧礼”九条一千余字，内容颇为简略。如关于烧饭祭祖的记载很不完整，而蒙古祭天、祭旄纛、斡耳朵祓祭等重要礼仪皆未见记载。《元史·祭祀志》远远不足以反映元代蒙古皇家祭祀礼俗的全貌。

（二）《元史·祭祀志》所载中原吉礼体系

《元史·祭祀志》的前五卷的主体架构，直接来自《经世大典·礼典》。而《经世大典·礼典》大幅参考《太常集礼》。《太常集礼》的祭祀条目有四，(42)《经世大典·礼典》的祭祀条目有九，(43)《元史·祭祀志》前五卷的条目为数十七（见表1）。但条目数量越来越多，却并不意味着篇幅增大。《元史·祭祀志》将《经世大典·礼典》的“社稷（风雨雷师附）”一条拆分为“太社太稷”、“郡县社稷”、“风雨雷师”三条，而将“岳镇海渎”、“宣圣”各拆分为二条。拆分之后的条文内容比较简短。这大抵只是明初史官为应付纂修任务而做的细化工作而已。

《元史·祭祀志》《经世大典·礼典》《太常集礼》三书条目排序亦有差异。《太常集礼》采用郊祀、社稷、宗庙的排序，反映了太常寺儒家礼官的意见。《经世大典·礼典》改为郊祀、宗庙、社稷的排序，是元文宗朝廷的观点。《元史·祭祀志》与《经世大典·礼典》的不同是将先农、宣圣的位置提到岳镇海渎、三皇之前，又将前述拆分后的条目按照京师祭祀一组、郡县祭祀一组排列。这些变化反映了明初的礼制观念，尤其是对先农、孔子地位的推崇，与元代历史事实不符。

总之，官修政书、史书的编纂者，显然从主观上影响了书中祭祀条目的排序。

元朝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系统的礼制规划。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将国家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等，但元代没有这种划分。《元史·祭祀志》按照祀官的等级与祭祀的频率，将祭祀大致分为五等：

1．郊祀、宗庙。

2．天子亲遣使致祭：社稷、先农、宣圣。

3．代祀：岳镇海渎。

4．有司常祀：社稷、先农、宣圣、三皇、岳镇海渎、风师雨师。

5．非通祀：武成王、古帝王庙、周公庙、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功臣祠。(44)

这是因为元代各项祭祀先后设立，逐渐累积，最终大致成为五等。这反映了元代礼制建设聚沙成塔的特点。

（三）本书的篇章结构

我们必须从视野上超越《元史·祭祀志》，利用多语种文献弥补《元史·祭祀志》的记载缺漏、体例局限，尤其是考证复原蒙古“国礼”，从历史事实出发，重构元代国家祭祀体系。本书的研究以蒙汉二元文化为中心，兼顾多元文化，注重多语言文献的发掘利用和文本批判，综合考量元代国家祭祀与政治、宗教、社会的互动关系，立体展现元代国家祭祀的形成与发展。

本书关注的主要时段是从1260年元世祖即位至1368年元顺帝弃大都逃往草原，但在研究蒙古礼俗时常常上溯至太祖成吉思汗（1162—1227）甚至更早的时期。

本书除绪论、结论之外，共十九章，厘为五篇。

第一篇研究祭天。中原与蒙古皆以天为最高神。第一章研究蒙古人的祭天仪式。第二章研究元朝郊祀祭天制度。第三章探析被誉为有元一代礼乐之肇始的壬子（1252年）日月山祭天，考察其历史真相及其在元朝几次国史修纂中的书写与改写，附论日月山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第二篇研究祭祖。对汉人与蒙古人而言，祖先都是仅次于天的重要崇拜对象。第四章研究蒙古烧饭祭祖礼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火室斡耳朵。第五章研究太庙制度的演变。第六章研究融合多元文化因素的祭祖形式影堂（又称原庙、神御殿）。

第三篇研究“国俗旧礼”。蒙古祭天、祭祖已在第一、二篇中设有专章，本篇研究其他国俗旧礼及相关问题。第七章论《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的编纂史源与内容性质。第八章考察元代太庙中的“国礼”。第九章研究射草狗仪式。第十章从散见多语言史料中考稽国俗旧礼八种。

第四篇研究岳镇海渎，这是蒙古人最先接受的一项汉地传统祭祀，关乎蒙古山川信仰、道教、儒家的交融。第十一至十四章分别考察元代岳镇海渎祭祀的渊源、建置沿革、地点与路线、运作，最后与明清山川祀典稍作比较。附录元代岳镇海渎代祀年表。

第五篇研究元代天下通祀。第十五章通论坛壝，第十六章专论社稷。第十七、十八、十九章分别研究宣圣庙、三皇庙、帝师殿，尤其是揭示元代天下通祀体系逐步构建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从中窥探元朝意识形态的变迁。

非通祀者，本书不设专门的篇章，只在第十八章三皇庙第一节兼论古帝王庙。

本书的基础是笔者2012年的博士论文以及十年来发表的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具体篇目见本书后参考文献。随着学术界一些新成果的发表，笔者亦有新的思考和探索。本书大幅改进了篇章结构，增写了不少新篇章，几乎重写了绪论、结论，修改了每一章节，已发表论文收入本书时也有不小的修订，读者鉴之。

在本书中，蒙古语转写采用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柯立夫（Frances Woodman Cleaves）系统，波斯语转写采用《国际中东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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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美］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宗教思想史》，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66—68、80—85、209—257、541—544页。Royden Keith Yerkes，Sacrifice in Greek and Roman Religions and Early Judais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

(2)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五七《祭统》，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65页。

(3)　雷闻先生定义国家祭祀为“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参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页。

(4)　参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页。朱海滨：《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民间信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4—56页。

(5)　李治安：《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6)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779页。

(7)　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程秀金：《“内亚”概念源流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祁美琴、陈骏：《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8)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罗新：《在清史中寻找内亚的连续性》，《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5卷第2期，2017年10月，第247—252页。

(9)　王国维：《蒙古札记·烧饭》，《观堂集林》卷一六，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2—403页。

(10)　Antoine Mostaert, “L'«Ouverture du Sceau»Et Les Adresses Chez Les Ordos”, Monumenta Serica 1, 1935: 315-337. Idem., “Sur quelques passages de l’Histoire secréte des Mongols (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3, No.3/4 (1950): 285-361.

(11)　Henry Serruys, Kumiss Ceremonies and Horse Rac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4. Idem., “A Dalalγ-a Invocation from Ordos”,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6, 1982: 141-147. Idem., “The Cult of Cinggis Qaγan: A Mongolian Manuscript from Ordos”,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7, 1984: 29-62. Idem., “A Prayer to Cinggis-Qan”, Études mongoles et sibériennes, 16, 1985: 17-36.

(12)　Walther Heissig，Die Religionen der Mongolei，in Giuseppe Tucci and Walther Heissig，Die Religionen Tibets und der Mongolei，Stuttgart：W. Kohlhammer, 1970.［意］图齐、［德］海西希：《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耿昇译，王尧校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13)　Paul Ratchnevsky, “Über den mongolischen Kult am Hofe der Grosskhane in China”, in Louis Ligeti ed., Mongolian Studies, Amsterdam, 1970, pp.417-443.

(14)　John Andrew Boyle, “A Form of Horse Sacrifice amongst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y Mongol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0, 1965: 145-150. Idem., “A Eurasian Hunting Ritual”, Folklore, 80.1, 1969: 12-16. Idem., “Turkish and Mongolian Shamanism in the Middle Ages”, Folkelore, 83, 1972: 177-193. Ide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Mongols’conception of the after life: the evidence of their funerary practices”, Mongolian Studies, 1, 1974: 5-14.

(15)　Lajos Ligeti, “Le sacrifice offert aux ancetres dans l’Historie Secrèt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7 (2), 1973: 145-161. Lajos Bese, “The Shaman Term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40, 1986, pp.241-248.

(16)　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Vol.1-2, 2004;Vol.3 (supplement), 2013..

(17)　Igor de Rachewiltz, “The expression qaaru inerü in Paragraph 70 of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n P. Daffinà ed., Indo-Sino-Tibetica: Studi in onore di Luciano Petech, Rome, 1990, pp.283-290.

(18)　Igor de Rachewiltz, “Heaven, Earth and the Mongols in the time of činggis Khan and His immediate Successors (ca.1160—1260)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N. Golvers and S. Lievens (eds), A Lifelong Dedication to the China Mission.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Father Jeroom Heyndrickx, CICM,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and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 Verbiest Institute K. U. Leuven,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07, pp.107-139.

(19)　Karl A. Wittfogel and Chia-Sheng F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pp.1-25.日本学者村上正二、护雅夫、吉田顺一等多有修订与发挥。参郑钦仁、李明仁译著：《征服王朝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

(20)　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贾敬颜：《“烧饭”之俗小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宋德金：《“烧饭”琐议》，《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蔡志纯：《元代“烧饭”之礼研究》，《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那木吉拉：《“烧饭”、“抛盏”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21)　［日］池内功：《元朝の郡県祭祀について》，野口铁郎编：《中國史における教と國家》，东京：雄山阁，1994年，第155—179页。（中文版本：《异民族支配与国家祭祀——谈元朝郡县祭祀》，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9—167页。）

(22)　［日］森田宪司：《元朝における代祀について》，《東方宗教》98，2001年，第17—32页。

(23)　详见本书第三篇《岳镇海渎》引言。

(24)　参刘晓：《元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185页。

(25)　黄时鉴：《元代的礼俗》，《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1987年，收入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元代卷》（上）第十二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18—1038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73页。

(26)　刘晓：《元代章》，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五代宋元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22—421页。

(27)　黄时鉴：《元朝庙制的二元性特征》，《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8)　刘迎胜：《从七室之祀到八室之祀——忽必烈朝太庙祭祀中的蒙汉因素》，《元史论丛》第1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刘迎胜：《至元元年初设太庙神主称谓考》，《清华元史》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50—282页。

(29)　高荣盛：《元代祭礼三题》，《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73—82页，收入氏著《元史浅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99—113页。

(30)　阎宁：《〈元史·祭祀志〉校勘记纠误及献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阎宁：《〈元史·祭祀志〉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闫宁：《元代宗庙礼中蒙古因素的重新审视——以“蒙古巫祝”职能为中心》，《古代礼学礼制文献研究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42—150页。

(31)　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庙·行香〉篇疏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9—1，2008年3月，第1—40页。

(32)　许正弘：《试论元代原庙的宗教体系与管理机构》，《蒙藏季刊》第19卷第3期，2010年。

(33)　Elisabetta Chiodo，“The Book of the Offerings to the Holy činggis Qaγan. A Mongolian Ritual Text”，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22，1989：190-220. Idem.，“The Book of the Offerings to the Holy Činggis Qaγan（Part 2）”，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23，1992：84-144. Idem.，“Γaril Sacrifice to the Ancestors in the Cult of Cinggis Qaγan”，Ingeborg Baldauf and Michael Friederich eds.，Bamberger Zentralasienstudien：Konferenzakten ESCAS IV，Bamberg 8.-12. Oktober 1991，Berlin：K. Schwarz, 1994，pp.301-310. Idem.，“The Black Standard（qara sülde）of Činggis Qaγan in Baruun Xüree”，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15，1997/1998：250-254. Idem.，“The White Standard of Chinggis Khaan（čaγan tug）of the Čaqar Mongols of Üüsin Banner”，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16，1999/2000：232-244.杨海英：《チンギス·ハーン祭祀——試みとしての歴史人類学的再構成》，东京：风响社，2004年。娜仁格日勒：《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固有特征及其文化蕴涵——兼与日本文化的比较》，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赛音吉日嘎拉：《蒙古族祭祀》，赵文工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

(34)　关于蒙古政权发展形态的讨论，参Nikolay Kradin，et al.“Why Do We Call Chinggis Khan's Polity‘An Empire’?” Ab Imperio，1，2006：89-118. Nikolay N. Kradin，“State Origins in Anthropological Thought”，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8-1，（2009）：25-51. Leonid E. Grinin and Andrey V. Korotayev，“Emergence of Chiefdoms and States：A Spectrum of Opinions”，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11.2，2012：191-204.

(35)　［日］樱井智美：《〈元史·祭祀志〉について》，《13、14世紀東アジア史料通信》第6号，2006年3月。

(36)　参陈高华：《〈元史〉纂修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收入氏著《元史研究新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37—457页。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17—118页。方龄贵：《〈元史〉纂修杂考》，张寄谦编：《素馨集——纪念邵循正先生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收入氏著《元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尤其是第36—37页）。

(37)　参马晓林：《〈元史·祭祀志〉史源蠡测》，《中国史学》第30卷，京都：朋友书店，2020年。

(38)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第1780页。

(39)　刘晓：《元代皇家五福太一祭祀》，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9—336页，收入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五代宋元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52—356页。

(40)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第1779页。

(41)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第1780页。

(42)　李好文：《太常集礼稿序》，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三六，《四部丛刊》本，第20b—22a页。

(43)　《经世大典·礼典总序》，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卷四一，第2a页。

(44)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第1779—1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