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商业经济对文化需求的提升

明代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明帝国的缔造者原为农民，似乎对士人阶层怀有本能的不信任，于是促使他严密控制官府与行政机构。”(1)作为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个性猜忌多疑，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严密政治控制系统。《廿二史札记》中记载：

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2)

明代早期这种文人与皇权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长期持续地存在，成为文人心中主要郁结的问题，残酷的政治惩罚成为明代文人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明代文人所遭遇到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上极为酷虐的时代，几乎从方孝孺开始他们就一直面临血腥的祸害与杀戮，多少年中间，他们不断听到的是文人被诏狱和弃市的消息，可以说在这之前任何一个‘治平’时期的文人，都不会像明代文人生活在如此恐怖的政治环境下面。”(3)

文人原本之所以社会地位尊崇，不仅在于他们具有博学强记的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文人群体自由之精神和傲然之风骨，然而经由明初科举考试的变革，朝廷对科举取仕的经义考试内容进行了有目的性的筛选。科举制度进一步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四友斋丛说》卷三记载：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呼？呜呼！(4)

朝廷通过固化答题形式和内容，使科举考试在明成化之后逐步发展成为“八股”取士制度，其文体采用严格的排偶句式，从功利的角度在“五经”“四书”中选出可考试的题目，应试者日夜诵读，考生答题内容只能引论经过官方认可的典籍，不能有自己的见解，与“八股”相类似，端正拘恭、点画圆熟的“台阁体”书法亦在文人间盛行。

推行此种科举考试的标准进行选拔，明代文人阶层的知识结构日趋狭窄，文人的思想自由被极大限制，文人社会地位也开始下降。大批文人开始在科举之外寻找新的寄托以避祸，“失去了价值维系的明代文人，一步一步地陷落在巨大的生命的卑微感当中，虽然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总是怀疑自己的生存意义，可是明代文人对生命却更为缺乏自信。”(5)

与政治上的收紧相对应，明代初期并未因重农抑商的传统偏见过度限制商人的活动，反而还给予了发展商业经济一定的便利。《明史》卷八一《食货志》记载：

凡税课，征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于有司……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十三年，吏部言：“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报可。胡惟庸伏诛，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6)

由材料看，明代初期朝廷对商人管理较为宽容，多有扶持，不仅税额不高，而且不以苛剥提拔官员，课司所收不足额，则视为民力凋敝而不再追讨，反而裁撤所在课司以安民心，之后更是规定了大量免税营生，这一政策亦得到后世统治者的继承。《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又载：

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7)

朝廷与商人的关系，似乎超越了收税方和纳税人这一刻板界限，官方甚至为私营商户改善销售条件提供帮助，这是极为少见的情况。《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复载：

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于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8)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明初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种种扶持，并非是出于鼓励商业经济发展的初衷，根源上应该是为了实现休养生息、维护其自身的统治秩序。从表面上看，朝廷在给予商业活动较多扶持的同时放弃了许多自身的直接利益，但实际上，这只是这一空前专制的王朝在更高处操纵经济的障眼法而已，而货币正是掌握在其手中的砝码。

元末蒙古统治者为镇压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滥发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史家将之归结为元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而言，前朝覆亡的经验总是会引起后来者警惕，但这一习惯性逻辑似乎在明初难以成立。自洪武七年设立宝钞局，明代政府的货币政策就完全与纸币方向渐行渐远。

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完全以国家法令来强行使用“宝钞”的货币制度，《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记载：

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9)

明初的货币政策对纸币流通数量与市场需求标准之间的关系并未给予重视和关注。由于“宝钞”的实行没有任何政府信用上的支撑，并执行不兑现政策，加上明初实行的是农本经济模式，使得民间市场经济发展一直较为缓慢。

为了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明政府动用了空前的专制力量，竭力巩固纸币的市场地位。一方面限制银矿开采，禁止民间以金、银、布、帛、米、麦交易，一方面印发小钞，冲击原本由铜钱控制的小额货币流通领域，“洪武帝希望通过限定银的开采量来限制白银流向市场、像蒙古人那样以纸币（宝钞）代替白银的方法人为地迫使白银退出流通领域。但纸币从来都未在明人心目中确立起信心。政府所能做的至多不过是用法律将之类同于盖了官印的政府文件、规定破坏纸币属违法行为的方式来保护那些纸票的实际存在而已”(10)，至仁宗、宣宗，赋税、薪俸、赏赉、罚款等一切对公账务均以钞支付，以至于“物价翔贵”，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商业活动的开展无疑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因此明代早期，尽管政局稳定、社会太平，但商业经济并未出现想象中的繁荣，这对立足于需求金字塔顶端且最为脆弱敏感的文化消费市场的冲击尤为严重。《明太祖文集》卷十四记载：

朕观世有万物，若易者至易而不难，难者至难而不易，吾尝谓定矣。一日，入装背，所背者以数器足五色于前，疑其事而怀之，少间，遥见背生盛叔彰者挥毫于古图之上，于心恶之，将以为今古人异艺，况此图历代秘藏之物，物皆上品，安得而轻着笔耶？于是特趋而俯视，见古画一卷，名曰上品，于中山颓水废，间有存者，极其神妙，令人美观，甚恨不全，何期盛叔彰运笔同前，色如初着，故曰：全画是难得也。试问斯人：彼以全画为妙，除此外更何？曰：他无能，而亦颇画山水。曰：彼图既成，鬻之于市，人有买者乎？曰：近年以来缺。曰：非也，乃世乱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暇，尔当笃其志而务斯，他日买者如流之趋下，可衣食终身，毋中道而废，嘱焉。(11)

由史料可以看出，画家盛叔彰（生卒年不详）任职于宫廷，又有大量临摹精品的经验，画艺画名都不会低，但在明初，鬻艺生涯却不景气。当然，此事发生于洪武朝，故正如朱元璋所言，天下初定之时民众多以营生为首务。到永乐朝，书画消费萧条依旧，以至于有关书画家收取润笔报酬的记载都难以发现(12)。

在《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中有永乐、宣德年间画竹名家夏昶的书画作品交易价格的记载：

昆山夏昶者，亦善画竹石，亚于绂。画竹一枝，直白金一锭，然人多以馈遗得之。昶，字仲昭，永乐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太常寺卿。昶与上元张益，同中进士，同以文名，同善画竹。其后，昶见益《石渠阁赋》，自谓不如，遂不复作赋。益见昶所画竹石，亦遂不复画竹。益死土木之难。(13)

这里的“白金一锭”，应该是概指夏昶作品艺术造诣的货币表示，或曰“理想价值”，而现实情况却是“人多以馈遗得之”，可见此时的书画消费发展仍不成熟。

明初商品经济的发展受阻，主要源于政府以专制政令粗暴干涉市场的自由运转，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干涉也只有在国家机器拥有绝对强势力量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而“土木堡之变”后，政府权威锐减，以至于明初成形的部分制度已再无严格执行的可能，在国势衰败的事实面前，明政府不得不一改此前的强势姿态以适应新的变化。

至明英宗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交易禁止用银的禁令有所松弛，《明史》卷八一《食货志》记载：

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十三年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中，始驰其禁。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14)

至弘治以降，户税、盐税均开始折银缴纳，到嘉靖朝，白银在市场交易中取得了优势，《明史》卷八一《食货志》记载：

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15)

嘉靖朝“一条鞭法”推行以后，白银的优势地位得以进一步扩大，这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达，由于银两成为了惟一合法的缴纳赋税的形式，在日常生产活动中无从接触大额货币的民众不得不将剩余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不断推入市场以换取白银，使得银价暴涨，而掌握白银资源的商人因之愈来愈富，遂成巨贾。掌握大量白银资源的商人阶层逐步崛起，他们中既有大商巨贾，也有中人市侩以及自产自销的手工业者，市场发展带来的财富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

江南地区自隋代开凿运河以后成为重要的航运中转中心，交通的便利使得江南地区沿河村落成为商品集散地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明代中后期，政治的平和与稳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贸易的核心，是各种丝绸、工艺品生产的中心(16)，物质文化几乎渗入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上层社会的缙绅士夫富家大户群起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17)《觚不觚录》记载：

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18)

《广志绎》卷二《两都》中亦载：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19)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虽然维系一贯的农业和手工业模式，但是商品经济的市场环境已经形成。繁荣的文化市场促成了江南地区在全国的领先者地位，“艺术作品最终成为商品，这是客观规律，无可非议。”(20)在种类丰富的文化消费中，书画消费又占据了重要地位。与古玩珠玉类似，书画作品亦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属性，因此书画的消费活动与维系人的基本生存生活无关，属于提高生活品质的文化消费。正因如此，书画消费特别依赖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优厚的潜在消费群体，所谓“盛世收藏”即是此理。

明代的江南地区人才荟萃，有“冠带衣履，独江南甲天下”(21)之盛誉。有明一代共取进士24866人，其中江南八府多达3864人，占全国的15.54%。在科试名次上，江南也居前列，在明代89名状元中，江南有21名，占23.60%；榜眼、探花及会元，也以江南人士居多(22)。

江南地区在经历明初的萧条后，凭借其独特的交通地理环境优势，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到了明代中期已经跃居为经济与文化的高地，书画创作活动亦十分兴盛，“从元、明、清以来的画史可以证明，70%以上的画家都出生或生活于江南。”(23)“浙派”“吴门”“松江”“金陵”“武林”这些以地域命名的画派在江南地区相继涌现。一批具有文化话语权的文人画家崛起，“吴门画派”逐渐取代了自宣德至正德年间“浙派”与“院体派”在画坛的主流地位，在文人中受到推崇与重视，“吴门画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一个与商品经济结合得如此紧密，并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画派”(24)，“吴门画派”及其传人的作品行销四方，《苏州府志》卷一八记载：

丹青翰墨，先哲多擅名，至今风雅不绝。鉴赏收藏，寸缣尺幅，贵逾拱璧，巧者工临摹以乱真，四方慕名者悬金以购。(25)

从某种层面而言，画派的涌现与承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在书画消费中是否迎合世俗品位考量的结果，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所呈现的画坛繁荣景象也印证着商业经济对文化需求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