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历史阶段的划分尚有争议，相对得到认可的方式是以1449年“土木堡之变”与1582年张居正去世为历史节点，将明代分为前期、中期与后期。虽然这一分期方式不能完全照顾到艺术史研究的需要，但考虑到书画消费活动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较大，故在目前尚未有针对明代艺术史研究的权威分期法时，本书借鉴历史研究对明代社会的分期方法，来开展明代书画消费活动的研究。

就字面而言，“江南”指长江以南，但在历史上并非特指一个固定的区域，而是指由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变迁形成的具有特指性的不同地域范围，这使得原本的空间区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据经济史与文化史的划分，本书所指“江南”是以苏州为中心，以南京、杭州、松江为核心，囊括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八府一州。

中国书画消费活动源远流长，可追溯至魏晋时期。书画作品是书画家的内在精神依托于笔、墨、纸等物质材料的外在体现，具有物质属性。书画消费随世风流转，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明太祖朱元璋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颁布大量规章律令，强化传统礼制，树立自身绝对的统治权威，使皇权遍布社会各个领域，深入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强权的高压驭制下，社会风气整体较为简朴，社会局势逐步稳定。同时，在“重农抑商”国策的推动下，商品经济相较自然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不足，书画消费尚不活跃。

明成祖朱棣仿效宋代做法，设立画院，招揽了大批画家。这批作家是这一时期较为活跃的书画家群体，画风承袭两宋院体绘画，具有精工细作、富丽堂皇的特点，画作主要用于反映皇家恢弘气魄、纪念典礼仪式和宣化教育，鲜有抒发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由创作。

明代中后期，社会生产力经过百年的恢复、发展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江南地区这一趋势尤为显著。作为手工业生产重地，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兴盛，城市商业繁荣。政治上较宽松的政策提供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商品经济的活跃进一步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模式，书画作品的“文化商品”属性逐渐得到重视。

与此同时，掌握大量财富的商人阶层崛起，物质上的享乐主义开始盛行。社会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逐步消融了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严苛针对百姓用品使用的等级制度，不同阶层之间的商品流通日益加剧，由此带来的消费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而言，明代文士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八股取士”制度使得文人的知识结构日趋狭窄，再加上明代皇室对官员的严苛控制与严厉刑罚，削弱了文士阶层应有的尊崇地位，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日渐淡化，亦农亦工、亦农亦商成为寻常之事，儒士、官宦与士、商间的渗透融合十分普遍。

然而，文人士大夫具有强学博识的知识水准，他们对儒学典籍的释绎和对文学、书画艺术的创作，不仅使儒家文化由上至下渗入底层，也促进了封建文明的自我更新，他们品鉴书画体现出文人阶层的生活品位，不仅具有区分雅俗的功能，而且具有社交和功利的性质，在文人交游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中后期，因为科举之途壅滞，大批文人在书画中寻找新的人生寄托，以此展现个人品位与道德志向，获得身份认同感，并通过书画消费活动推动雅俗消费观的形成，由此区分不同的社会阶层。

在文人阶层的影响下，是否收藏书画作品，成为判定雅俗的重要标准。书画消费联结了社会关系，在消费过程中建立起价值体系与社会认同。对仕途受阻的文士阶层而言，商人雄厚的财力有助于文化活动的开展，扩大名利。对商人而言，购买书画、结交文人，能增加自身文化气息，进一步提高社会认可度。因此，明代中后期士人与商贾的关系趋于密切，呈现出双向交流的复杂局面。在文人的引领和商人的追捧之下，书画消费以及由此产生的“雅俗观”逐渐流行至社会各个阶层。

书画作品兼具精神属性与物质属性，购藏者一方面以此自诩高雅，另一方面亦可借此交易谋利，这推动了书画消费风潮的产生。以文人为主体编撰的日用类与书画鉴赏类书籍，既是商人书画消费活动的知识来源，又进一步推广了“尚雅”的消费理念。同时，除职业书画家外，文人群体也开始参与书画鬻艺活动，为书画消费赋予了新的内涵。

书画消费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行为，同时是一种面对文化商品的特殊心态，不仅仅是享受购买书画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而且是要享受购买过程中和购买之后的隐含的社会价值。

从消费角度来看，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探析，可以找到中国书画市场的发展脉络。

二

从学术视野看，书画消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书画消费，指以各种形式的书画作品为商品进行交易的市场，其交易对象除了时人书画作品，还包括古代的书画作品。狭义书画消费由书画家、经营者、消费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交易对象就是时人书画作品，是具有社会特性的考察对象。

在广义的书画消费中，对流传下来的古代书画作品交易进行研究时，由于古代书画作品的创作者已经去世多年，其作为生产者的变量业已恒定，存世作品数量相对固定，除作品的真伪问题外，消费过程相对而言较为明晰，交易手段为买卖或交换，交易目的为鉴藏或增值，交易价格的方式为估价或竞价。

在狭义的书画消费中，研究时人的书画作品交易时，由于最终影响购买者做出交易决定的往往是综合因素，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性，作为分析书画市场影响艺术发展的研究对象更具有客观性，研究成果更具有时代借鉴价值。

本书是以时人书画作品的消费活动为研究对象，书画消费活动中不同对象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形成的互动系统是本书研究的焦点问题。在进行艺术史研究时，为了不过多地导向书画掌故与书画家琐事，本书不采取对单个书画家或书画作品的消费活动简单相加的方式，而是采用系统分析的社会化研究视角。当然，单个书画消费活动的个案研究在整体研究中不可或缺，它们是开展研究的条件、要素和基础。

国内外学者目前尚未对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活动展开专门性研究，专题研究亦没有形成直接的研究成果，除艺术史领域以书画家作品风格分析为主体的研究外，多为书画创作、交易、收藏、鉴赏方面的相关研究，从经济、文化、历史互动角度开展的系统性研究较少。

国内相关成果分为通史类和专题类，通史类著作主要有：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2008）、王逊《中国美术史》（1989）、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2009）、李福顺《北京美术史》（2008）、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1995）等，他们从学科史、地域史、专门史的视角，不同程度地涉及明代中后期商业社会背景下的书画消费活动。专题类著作主要有：张长虹《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2010）在对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与明清社会发展的研究中，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活动为考察要点，在徽商赞助与明清艺术史发展这一问题上梳理出一条明显的线索，同时对徽商的书画消费作了初步交代，将徽商的艺术赞助行为定性为徽商所开拓的经营行业之一；封治国《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2013）从家系、社会网络、鉴藏三方面对明代收藏家项元汴进行了个案研究，探讨了以项元汴为出发点的明代书画鉴藏史；郭伟其《停云模楷：关于文徵明与十六世纪吴门风格规范的一种假设》（2012）以明代文徵明为研究对象，在最大程度上重新考察了《停云馆帖》的摹刻以及文徵明的出版、藏书、书画创作等相关问题，探讨了文徵明在仕途之外的文人生活；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2016）以《味水轩日记》为切入点，讨论了明代中后期嘉兴地区的书画鉴藏活动中，文人在书画活动中的角色和身份、书画流通机制、项元汴家族在嘉兴书画世界中的影响以及鉴赏家对绘画史的认识等问题，力图还原当时以文人为中心的书画世界；薛龙春《王宠年谱》（2013）以王宠为研究对象，对王宠的人生与艺术进行合理重构，为吴门书派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部分研究材料，视角新颖；纪学艳《张丑书画收藏与著录研究》（2013）以张丑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交游，分析其收藏的审美取向，以此来研究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尚；叶康宁《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2017）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书画消费市场入手，论述了书画作品在明代官场和民间市场流通、交易的情形，以及参与书画消费的不同群体和人物。

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学者专门研究明末清初书画消费的论著尚不多见，对该问题讨论可以借鉴的主要有柯律格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2012）、《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2015），两书分别以《长物志》与文徵明为研究对象，从物品与人物的视角切入明代艺术史，以明代士绅所拥有的文玩用品，考察它们如何被鉴赏、使用，成为被消费的商品，以怎样的方式流通、被接受，以及它们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意涵，从人情义务与礼物交换的角度来探讨不同的活动场域中文人构建自我形象的方式。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2012）从社会经济角度探讨了部分明代文人画家在当时社会风气以及政治形势下如何以书画技艺谋生，认为中国文人画在艺术价值背后还有赞助人与书画家之间润笔收受、交易中介以及伪本制作等复杂的经济性问题。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2008）着力于经济、社会与思想等方面，探析明代中后期士大夫的消费文化。王正华《艺术、权力与消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2011）针对明清之际的艺术与文化现象，从商业与消费活动的繁荣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改变，来说明传统中国社会的转变。白谦慎《傅山的交往与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2006）以傅山为个案，从学术思想、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诠释明代书法家傅山的日常生活，并不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从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从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艺术生活。

现有针对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活动的研究成果，相对分散，并没有形成体系，基本上以研究局部、具体的问题为主，主要关注的是书画家作品的艺术性，而对书画作品的交易活动、书画家的交游以及书画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发展趋势、负面影响等社会性问题较少探讨。

三

江南地区在经历了萧条后，凭借其独特的交通地理环境与文化积淀，至明代中期已跃居为经济与文化的高地，成为全国贸易核心与丝绸工艺品生产的中心，并率先出现了不同于传统以农业为重心的新型社会结构。繁荣的文化市场使得江南地区成为艺术市场的引领地，而在种类丰富的文化消费中，书画消费占据了其中的主要份额，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转变大都肇始于江南。

江南地区文人荟萃，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书画创作活动活跃，画派林立，“吴门”“松江”“金陵”“武林”这些以地域命名的画派在江南地区相继涌现。书画作品也逐步完成了向商品化转化的过程，吴门画派的崛兴正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迎合市场需求的结果，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画派。吴门画派及其传人作品所具有的时代风格、地域风格、群体风格以及个人风格，使得他们的书画作品在当时就受到购买者的欢迎，并成为一种“风雅”的象征。从某种层面而言，不同画派的崛起与承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画派的书画风格在市场中引领或是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而这也正是书画作品商品化逐步深化的过程。

书画消费活动并不只是由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而是含有书画家建构并赋予的特定意义，同样书画消费活动又反过来影响书画家的观念与行为。在市场交易中，书画创作主体的经济意识随之增强，部分画家追求经济利益转型为职业书画家，与相关画家逐渐形成画派，以差异性特点与其他书画家群体形成竞争态势。

明代中后期江南的书画家群体，一类是以沈周为代表的主动隐逸者，以清高品格得到较高的艺坛风评，另一类是以唐寅为代表的被动隐居者，他们对书画取利直言不讳，并以“游于艺”的方式维持生计。在书画家群体外，一批收藏“好事者”应运而生，为画家提供了生存空间，如项元汴、周六观等私人收藏家在活跃书画消费、助推书画风格产生等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书画家与购买者之间，“牙侩”或“牙人”活跃其中，个别文人也会凭借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客串掮客，如文彭、文嘉就曾为项元汴担任书画买卖的中介。

书画消费的兴盛与供需关系的不平衡，造成书画交易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能够在理论上引导书画审美，使得某些书画作品能更加广泛地为市场所接受，大量书画理论相继出现。董其昌创造性地提出了“南北宗论”，推崇南宗所代表的文人画，贬抑北宗所代表的行家画，倡导有选择的复古，对画家创作与绘画品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傅山、石涛则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给予不同程度的抨击，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升自身书画理论影响、提高鬻艺效益的作用。

书画家参与书画交易，其作品的风格就需迎合大众口味，而大众审美趣味在一定时间内的固化以及经济因素功利化的影响，导致书画创作的程式化不断加深，致使书画作品的创新性不足。

商人独有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精神追求、道德标准和思想情感，通过日常消费左右着社会舆论导向，主导社会时尚，也带来了书画风格的转变。书画家鬻艺的目标驱动、市场认可度以及书画作品本身的制约关系，使得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的创作风格因书画交易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明代文人山水画发展脉络上承黄公望、王蒙，肇始于杜琼，兴起于沈周、文徵明，继其门人乃至华亭一派，其趋势是程式化与功利化的不断加深，虽然获得了书画市场的认可，因创新困难而陷入陈陈相因的泥淖。花鸟画在书画交易的推动下，形成写意新风。沈周借鉴戴进、林良的风格，将花鸟画融入山水笔法；陈淳、徐渭则逸笔草草开启大写意花鸟画风潮。人物画随着家族、宗族文化建设之繁荣，社会对肖像定制的要求远甚于前代，因而迎来了变革的契机。曾鲸顺应士大夫之审美情趣对人物画进行创新，遵循既有经验，借鉴元代文人肖像，其肖像画创作风格引领一时。唐寅与仇英为了提高鬻艺效益，较为主动地迎合书画市场的需求，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画的画意。

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交易主要在文人书斋中进行，交易活动往往半遮半掩，购买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交易，多见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书画家鬻艺收入十分微薄，艺坛领袖如沈周、文徵明等书画作品有时仅值白银数两，而一般书画家作品则仅值白银数钱，其他社会地位不高的职业、半职业画家作品价格更为低微。同时，书画家往往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理念，如钱榖将主要收入用于收藏名人书画及其他金石玩物，以致家贫无物；唐寅鬻艺所得虽不菲，但好酒狎妓、粪土财货，以致去世时家无余资。

明代中后期江南商品消费概念下的书画消费活动，是士商阶层合作与竞争的结果，文人同时扮演着书画创作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商人虽然效仿文人，但在其中更多的是消费者的角色。不同群体的人仿效文人群体的消费行为与消费品位，带动了书画审美趣味的变化，继而影响到书画风格的变化。书画作品商品化的进程进一步将社会结构中的士商互动与当时的审美趣味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文人与商人之间的阶层区隔，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消费文化。

总体而言，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活动出现了书画鬻艺者增多、交易方式多变、鬻艺手段灵活、书画交易质量提高、鉴藏家素养增强、交易金额及交易频率上升等新的变化，但同时代笔与作伪问题也日渐凸显。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活动的研究，能够深切把握书画消费背后的时代变迁，书画交易中具有的象征意义和交换背后的社会关系。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书画消费中亦得以体现。书画消费与文人生活之间的深层次影响，是认识与理解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

四

研究时段与区域的限定，有利于研究视角的聚焦、研究内容的突出、研究结果更加接近事件的本身。本书将明代中后期江南的书画消费活动置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艺术史的多重视角下进行分析与论述，期望通过系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传统书画本身的发展，进而发现具有学术意义的有现实价值的问题，为当下乃至未来的书画消费和书画市场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厘清书画消费活动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个别书画家或书画作品是理解中国书画史的一个重要方法，但它不是惟一的方法，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即使弄明白了所有书画家或书画作品的详细资料，还是有很多问题不能理解。专门研究书画家或书画作品会使研究者过多地陷于轶事或琐事之中，对中国书画史产生一系列割裂的感觉，而在多个相关的书画家或书画作品的资料中必然有相同和不同之处，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综合分析，以便得出宏观的图景。

书画史的研究由书画家和书画作品转向到书画消费领域的研究，拓展了原有书画史的界限。明代中后期江南的书画消费活动从侧面印证了消费社会的形成，不同社会群体透过书画消费活动，寻求和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

本书对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的研究着眼于艺术与社会的交汇，是对明代书画消费活动的生动描述。史学研究主张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研究历史，希冀对现实和未来提供借鉴。明代中后期是中国书画发展的转折期，对书画消费活动进行系统研究，力求详实、准确地展现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活动的状况，对书画消费的演变历史和内在动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对书画消费活动中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以及书画消费的规模、书画作品的创作与消费动机、交易方式、书画家生活环境、购买者状况进行系统阐释，透过社会变迁与书画消费活动的互动关系，探讨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在社会阶层中文化区隔的作用，以及由此对书画风格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由于受到当时大众的价值追求、文化倾向以及社会时尚等的影响，各式各样的作品层出不穷，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的风格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书画理论对书画审美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影响了画风日益颓靡的艺术界，起到了正统导向作用，奠定了明清以降三百年来中国文人书画审美的基础。虽然该理论一直以来存在争论，但是在争论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书画理论的发展，影响着书画审美趣味的转变。

书画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交易规律和价值规律，文人和商人在书画消费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由文人引导并裁定书画消费中的审美趋向，商人以其经济实力购求书画，形成“社会仿效”，以希望达到社会阶层流动的意图。书画消费不但是一种社会风气，也是消费行为的一种方式，它的动机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制约，在书画消费活动中进行的不仅仅是书画作品物的交换，还包含了某种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书画消费活动与当下的书画消费活动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发展的历史观而言，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由于两个不同时代的本质区别，两者相异之处更多。书中所呈现的书画消费活动特征，或有很多似曾相识之处，可以从中观照当下书画消费活动所具有的时代性。更为重要的是，就书画消费活动本身的选题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世界。

近代以来，在原有文化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书画理论遭到了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使得诸多原有的文化因素失去了平衡。外来文化通过侵蚀、依附和遮蔽传统文化结构，书画理论和书画实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书画消费。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今中国的书画市场日益繁荣，但是在世界多元文化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书画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泡沫化的趋势。在经济杠杆的驱动下，书画市场乱象丛生，书画消费价格严重偏离价值轨道、赝品泛滥、书画创作程式化等问题层出不穷。书画市场要在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保持活力，就应该结合当今的物质、文化、精神追求，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由于涉及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活动的相关史料数量繁多、种类丰富，包含各类正史、文集、日记、书信、地方志、笔记小说等，在研究中对相关文献、史料力求详实地收集、整理和考辨就尤为重要。因研究资料庞杂，尽量避免对前人成果重新堆砌，新的观点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受到现存资料、本人学力以及研究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完全复原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消费活动的情形，已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研究中必定有遗漏之处，加之某些资料的解读具有多重可能性，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本书选题是我在学生时期对中国书画史爱好的延伸，书稿自2014年开始思考并动笔写作，从写作到修改完成持续了10年的时间，中间虽因其他研究计划短暂中断，但也是重新思考的机会。有关明代书画的展览、研讨会近年来愈来愈多，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与出版，它们均是推动本书最终完成的动力。在写作过程中，在不同的时间与场合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与鼓励，他们对我的“身教”比对我的“言教”更为重要，影响也更为深远，衷心感谢。

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我获江苏省教育厅资助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做高级访问学者，我多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观展，对明代中后期江南书画家们的书画作品有了更为深入的直观感受。在访学的一年时间里，我同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肃献教授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术探讨，他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使我受益良多。2016年11月8日，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到台湾大学历史系进行工作坊活动；2018年4月28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到台湾大学历史系进行学术会议活动；2021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伯重教授、赵世瑜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唐力行教授、徐茂明教授、洪煜教授，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叶康宁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黄小峰教授到中国美术学院参加学术会议活动；2023年4月23日，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尹吉男教授到同济大学进行学术讲座活动；2023年7月14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吉象教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王廷信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孙伟科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夏燕靖教授到山西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我同他们均有短暂的学术互动交流，虽然彼此间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但依然使我获益匪浅。

书中的部分章节内容经修改后在《学术研究》《江苏社会科学》《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美术观察》等CSSCI学术期刊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发表之后亦有被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与《艺术学理论》全文转载，可以看出本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书稿的完成离不开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诸多师长、同事、朋友、同学以及家人，在此不一一具名向他们表示致谢。重点感谢几位匿名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评审专家所提出的修改意见，这对我而言是再次学习与提升的机会。

特别想念我的奶奶，她在书稿初步收集完成资料的时候，于2015年10月3日去世，没有看到本书的完成。她充满慈爱善意的叮咛时时在我耳边回响，这亦是我一直前行的动力。

关于中国书画消费活动的进一步相关研究，依然是我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希望本书的研究能够迈出有用的一步。本书受上海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项目资助，同时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明代中后期书画消费的新资料会被不断地挖掘，更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会不断出现，书中的观点也自然会被不断检验，即便如此，仍然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相关问题提供若干线索和借鉴的价值。

陶小军

2024年4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