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我在生活中身兼数职，既在诊所担任顾问医生，帮助患者解决心理问题，又在学校担任教师，还作为心理学家担任家庭心理咨询师，所以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研究对象。在发表声明这件事上我会保持很严谨的态度，不会发表任何未经亲自证实的声明。在证实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发现自己的结论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相冲突，相较而言，之前的那些研究往往没有那么深入。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会心平气和地检验其他研究者的中心论点，这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因为我不受任何严规约束，也没有任何先入之见，“世事无绝对”是我的座右铭。我们无法通过某个简短的方程式去理解个体的独特性，那些普适的规则只不过是研究个体时的辅助工具，当然，这些规则也涵盖由我亲自创建的个体心理学规则。我们可以借助这些规则去理解个体，但这些规则并不适用于所有个体。谈及规则时，我们要将重心放在规则的灵活性上，要感受个体间的微妙差异。我深信每个个体在童年最早期都具有无限的创造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个体形成固定的行为动向（law of movement）后，其创造力也随之受限。基于这个观点，儿童有机会自由地施展拳脚，为实现完美、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或者进化的目标而全力拼搏。基于环境及教养的影响，儿童会构建自己独特的生活风格（style of life）。

此外，儿童应以“永恒的视角”（sub specie aeternitatis）[1]构建自己的生活风格，以抵御生活的考验，避免遭受挫折。在成长过程中，儿童会不断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如果要解决那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儿童的条件反射或者其先天的精神力量。这样太冒险了，毕竟世界总会不断提出新考验，新的问题也会继续涌现。儿童的生活风格引领其创新精神的发展，而只有持续创新的精神才能解决世界上最难的问题。在各心理学流派中，很多专有名词都遵循同样的重要性排序，依次包括直觉（instincts）、冲动（impulses）、情感（feeling）、思维（thinking）、行为（action）、对愉悦与痛苦的态度、自爱（self-love）及社会情感（social feeling）。生活风格掌管着所有上述表现形式，即整体掌控部分。如果要寻找错误的源头，就得探究个体的行为动向，探索个体生活风格的最终目标，而非聚焦于上述这些表现形式。

我还关注到一件事情，很多心理学家倾向于为自己的教条覆上一层伪装，他们常借助机械论或物理学的明喻掩饰自己的武断，让精神领域也蒙上了“因果律”的面纱。他们进行比喻时，时而提及上下活动的手摇泵，时而提及具有南北两极的磁铁，时而又提及疲惫不堪地挣扎着满足基本需要的可怜动物，而持有这种立场的心理学家很难观察到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变化。在精神科学领域中，众多心理学家以因果律和统计概率的视角思考问题，声称个体心理学否认了精神活动中的因果关系的存在，这种说法实属无稽之谈。个体出现错误的行为时，尽管那些错误的行为有千百万种变化形式，但我们不能以因果关系的视角去审视那些行为，这是外行人都明白的道理。

虽然很多心理学家依然在绝对确定性中游走，但我们必须脱离绝对确定性的樊篱，在面对人性中无法避免的问题时，我们只能依据个体的“动作”（movement）展开判断。每一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三大问题，即对同胞（fellow men）、职业（vocation）和爱（love）的态度，这三方面紧密联系，个体与宏观因素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异性的关系是这三大问题产生的根源，且问题的解决方法关系到人类的命运与福祉。个体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个体解决这三大问题的方法会影响其自身的价值，这三大问题可以被视为必须完成的数学任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于那些构建了错误的生活风格的个体而言，当他们遭受越惨重的失败时，发生在其身上的并发症越会随之增加。只要对这些个体的社会情感（social feeling）的可信度进行验证，就会发现并发症的存在。当他们面对那些需要合作和友谊才能完成的任务时，各种症状会因此显现，包括不听管教、神经症（neurosis）及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is）、自杀、犯罪、药物成瘾以及性反常（sexual perversion），而这些症状恰恰证明他们的生活风格是错误的。

在揭露了个体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不良后，我们会好奇这样一个问题：个体的社会情感是如何停止增长以及何时不再增长的？这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找到其治愈方法的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了寻求充分的解释，我们会探索个体在其童年最早期的经历，关注对个体的完善发展造成阻碍的情境。当儿童面对那些阻碍时，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回应。通过仔细分析儿童遇到阻碍时的事情原委，我们发现他们有时会对合理的干扰做出错误的回应，有时会对错误的干扰做出错误的回应，有时又会对错误的干扰做出正确的回应——其中，第三种情况出现的频率最低。此外，在儿童选定了前进道路后，他们会为了征服既定的目标而持续前行。因此，无论儿童如何设定自己的边界，教育不仅可以为儿童带来积极的影响，还能确保儿童创造力的发展，为形成错误的生活风格的儿童铺平改进的道路。

儿童在两岁时，其行为动向初现端倪；到五岁时，他们已确定了自己的行为动向。行为动向涵盖生活节奏、性情、活动程度以及社会情感程度，儿童的其他能力也与其行为动向息息相关。本书主要探讨与行为动向紧密相关的统觉（apperception）[2]，即探讨个体看待自身与外界的方式。换言之，本书聚焦于儿童及成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此外，我们不能依据个体的所言所思对其展开判断，因为其所言所思均受其行为动向的魅惑，而其行为动向以征服为目标，即使当个体自我谴责时，也会对胜利的高地投以热切的目光。我将个体的完整的生活称为“生活风格”，当儿童未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及思维能力表达其生活风格时，他们的生活风格就已成形了。当儿童借助自身的智力（intelligence）继续发展生活风格时，我们无法通过言语理解这个过程，无法对此过程进行评价和攻击，也无法批判儿童在此方面的经验。这个过程与受压抑的潜意识无关，更确切地说，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部分。个体对自身的生活风格习以为常，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也会熟练地做出反应，而要想解决遇到的问题，个体必须具备社会情感。

如果要理解个体对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看法，我们可以探究个体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意义，并发掘个体赋予其人生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个体的社会情感浓度过低，不适应社会生活，合作精神欠佳，不会与朋友相处。

人生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不同的个体对其人生意义有着不同的认知。当发现其他个体的人生意义与自身的人生意义完全相悖时，我们不能局限于自身的经验而诋毁他人，我们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不同的人生意义进行了解。

正如读者们将要看到的，在本书开头就会介绍不少经过我验证的案例。我非常愿意承担这项探索人生意义的任务，随着对人生意义的认知愈加深刻，我所创立的科学研究项目会日趋成熟，也会让更多人了解人生意义的重要性。

注释

[1]sub species aeternitatis，英文意思为under the aspect of eternity，是十七世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名言，意为用一种新的眼光、一种永恒的观点来看事情。

[2]康德指出：为了得到关于包括人的自我在内的任何特殊存在的知识，感觉与理智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康德把“统觉”理解为一种纯粹理智的认识形式，认为它是“自我意识”的最高的统一功能，由它建立起“对象”的客观性。康德认为自我意识的绝对统一性是一切客观性的最高条件。因为，凡是不能统摄在自我意识统一性之下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对象意识绝对地受自我意识统一性的制约。康德又把这种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叫作统觉的先验的统一。在康德看来，统觉的统一性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统觉的统一就其自身来说，是分析的，即“我是我”。然而，分析的统一以综合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如果知性不是关联着感性来进行它的活动，如果主体对于自我统一性的意识不是表述在知性的综合之中，那么，“我是我”这个分析命题也是不成立的。知性的这种综合活动，即统觉的综合的统一，它的分式是“我思维这些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