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应如何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奇帆[1]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处于全面小康后成为现代化大国、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我们向百年强国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2022年，国内外形势仍存在很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从外部形势看，全球通胀、供应链短缺、国际局势等问题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经济复苏和增长仍面临不确定性的挑战。从内部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压力。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甩锅”“脱钩”的背景下，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未来十五年，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需要始终把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和大趋势，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式力量。如此，才能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六大挑战

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主要发达国家通胀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严重受挫，全球性、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持续累积。而当前我国经济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前和今后我国至少面临以下六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当前，新冠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性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压力。

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2008年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也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如果未来十五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4%，做到这个很难。[2]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我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双碳”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又如，我们虽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还存在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六是中美“脱钩”。近年来，美国先后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意图对我国极限施压，全面遏制，“脱钩”或以“脱钩”相威胁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工具箱内重要的战略威慑和战术打击工具。不论是从近期政策动向上看，还是从长期战略上看，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朝野两党、参众两院都会采取对华强硬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长远对手长期遏制打压。总体来看，围绕“脱钩”与“反脱钩”的斗争，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近年来，美国政府和政客反复炒作的“脱钩”措施大体上包含贸易脱钩、投资脱钩、科技脱钩、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资本市场脱钩、金融市场脱钩、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国际规则脱钩十个方面。同时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高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科技、互联网和国际清算网络这三个方面对华进行“剧烈脱钩”。第二，中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贸易、投资、资本市场和教育人文交流这四个方面对华进行“半脱钩”。第三，低风险脱钩事项。美国可能在金融机构、外汇市场、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这三个方面与我国只发生“轻度脱钩”。

(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美“竞合”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将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脱钩”将成为新常态。但“脱钩”不一定意味着中美关系全面破裂，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中美利益格局的重组与重构。这个世界在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不管怎么变，不管美国的政客怎么换，不管它的脱钩政策推进到哪一步，不管逆全球化的措施怎么推进，都有五个不会变的规律：

一是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但一枝独大的全球化特征会演变为多极化。全球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不是那些政客逆全球化，就能让全球碎片化，特别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所以全球化趋势不会变。但全球化格局中有一个趋势会变，就是过去四十年由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统领的全球化、一枝独大的全球化，会逐渐演变为二三十年以后，也许美国是一极，欧盟是一极，中国也会是一极，俄罗斯、日本、英国这几个国家也将成为比较重要的一极，也就是多极化的全球化。

二是亚洲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这个趋势不会变。七十年前，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只有10%。到了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7%。过了四十年，现在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37%。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一定会呈现继续提高趋势，再过三十年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如果亚洲占50%，其他所有洲加起来占50%，这个格局就由二战后美国GDP占世界50%的状况反过来了。亚洲占50%，中国在其中可能占30%。说世界中心向亚洲转移，过去五十年就在不断地转，未来三十年还是会继续这么转。

三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个趋势不会变。全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现在正在发生第四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不管是机械化——蒸汽机的革命，电气化——内燃机的革命，还是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的革命，都使原有的、沉没的经济翻身，上新台阶。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综合平台智能化的革命，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人不仅参与，还能有一定引领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引领者，美国、欧洲、日本也都是引领者，我们处在引领者的队伍里。

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我们以内循环为主，但内循环下的开放格局不会变。

五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不会变。过去三四十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总增长的30%。今后几十年，哪怕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了，哪怕每年增长4%、5%，但我们GDP的基数大，从原来10万亿元、20万亿元增长到现在100万亿元，照样占世界增长总份额的30%。这个份额不会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跟世界一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所发挥的作用会彰显出来。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美国越是采取中美“脱钩”政策，甚至拉拢它的盟国孤立中国，中国越要开放、越要融入世界。

(三)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战略做了详细规划。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后长远的发展战略，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这个战略新路径会给国民经济格局带来哪些重要变化呢？在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运行将出现以下五个新特点：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未来将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外贸依存度最高在2006年时达到64%，这几年慢慢降下来，2019年为32%。未来，随着中等收入人数进一步增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过去靠国际市场高度消费的外循环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格局将逐步转变为由我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牵引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格局，外贸依存度将逐步降到25%左右，经济运行将更加健康高效。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以实现顺差为目标来一味扩大出口，而是以适度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目标。对世界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未来十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

二是我国的工业体系将会更有韧性，更加安全，更有质量和效益。尽管我国现在的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但我国的工业体系在三十多年的外循环为主体的运行方式下，存在三个明显短板：第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业效益低；第二，低端低质量的产品占有较大比例，高端高质量的产品较少，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第三，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内分工不深，对细分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而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运行模式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使产业链的含金量大幅提升，使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使价值链的韧性得到全面增强。

三是经济的循环流通将以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支撑。高标准市场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高标准的商品市场的体系，另一个是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体系。在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订单为王，重商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以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为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简单来说，外循环拉动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将更加公平稳定，可预期。持续的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内循环下经济生生不息的基础性特征。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在内循环下，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有力措施，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其核心在于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举措：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3]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举措，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在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充分地活跃起来。

五是就业、分配、住房和公共服务将更加均衡普惠持续健康。第一，将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第二，将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第三，将按“房住不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防止内循环下脱实向虚，要矫正现在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过高挤占居民消费的现象。第四，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会更加均衡普惠。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内循环的内在要求，其背后是“人”。公共服务的均衡普惠，有利于“人”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创造。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该如何应对挑战

我们需要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要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加速创建沿海和内陆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城市群，解决好乡村振兴、农村富裕、缩小城乡差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走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

1.坚定不移深化改革，需要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

改革涉及多个方位，当下改革的重点就是建设统一大市场。这是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潜力、形成世界经济强大引力场的头等大事，需要我们以改革的思维、务实的措施消除经济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阻碍内循环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拓展市场新空间。从现实来看，当下有八个方面的体制性、基础性的问题，形成了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堵点：

一是地区间过度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地区间的相互竞争、比拼经济增速和规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地区竞争带来的积极效应。但地区竞争也有负面效应，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现象有所减少，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

二是城乡二元架构导致市场分割。这表现在要素配置方面，劳动力在城乡的流动、区域间的流动仍有不少束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机制还在探索。在商品服务方面，一些地方在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在城市的同类商品看上去很像，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甚至部分就是假冒品牌、伪劣商品。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城乡之间差距比较显著，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比如在能源领域，油气进出口仍然高度管制。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却在能源定价上缺乏话语权，这与我们的高度管制政策有关。又如在电力领域，2021年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就是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不平衡配置造成的。国家为此推出了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但换个地方就不行，等等。

四是物流体系不够畅通，物流费用居高不下。2020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14.7%，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美国的物流费用只占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占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基本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三分之一，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第二，公路收费高。一些高速公路收费几十年了，到期了还在收费；而发达国家的高速公路一旦BOT收费期满，就停止收费。第三，多式联运效率不高，还没有实现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无缝对接。

五是部分行业存在人为的限行、限购等政策性梗阻。过去几年，治理过剩产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不少行业受到限购、限行、限牌照等简单的政策手段的限制，一些本来可以满足的需求得不到释放。比如汽车行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为589辆、日本为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为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从规划上把原来要建的部分写字楼调整为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六是部分技术标准滞后抑制了需求。我国是当今世界钢铁装备生产线产能最大，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国家；我国又是全球钢铁蓄积量不足，废钢炼钢循环经济比重偏低的国家。2020年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40～5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达到100年以上，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既可以使我国现有的钢铁产能充分利用，又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长远来看还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等，一举多得。

七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提速。由于种种原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目前正在实施的“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有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亟须按中央的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

八是国有资本内外循环有待打通。2020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68.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6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总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高。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建立一批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要求，可以从现有国有资本中划转10万亿元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或股权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既盘活国有资本，又推动混合所有制，促进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循环畅通，扩大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带动力和控制力。

2.坚定不移扩大开放，需要用足用好RCEP开放红利

开放同样涉及各个方位，当下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实。建议各地方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RCEP政策推广和应用：

一是推动RCEP规则在政策制度层面加快落地。要系统梳理地方性的法规制度，落实RCEP在营商环境改善、服务贸易和投资部门开放等方面的强制性义务，同时要着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二是支持扩大货物贸易。鼓励企业加强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应用，支持社会专业机构为重点企业提供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定制化服务，包括国别关税筹划、锁定高税差产品、将原产地规则纳入生产管理、开展进口关税优惠应享未享情况调查、提供切换协定运用建议等。鼓励企业深挖对RCEP国家的进口需求，引导企业在产品同质同价的情况下优先采购RCEP国家产品，围绕RCEP国家的消费特点研发新产品、开发新市场。推动货物通关便利化，完善通关模式，简化产品预审手续，培育RCEP规则下的“经核准出口商”。

三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支持发展服务贸易。对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物流配送、文化创意、科研创新、知识产权服务，对银行、证券、保险、产业链金融等金融行业，对跨境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各类进出口货物贸易相伴随的服务贸易，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实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服务业开放。要加快发展与货物贸易相伴随的银行、证券、保险、保理、租赁、金融结算以及跨境发债融资、投资、并购、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业务。同时，进一步优化与RCEP成员之间的物流体系，建设面向RCEP的服务贸易信息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培训服务平台和融资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在自贸试验区内落实“简税制”“低税率”的要求，吸引一大批专业性强、效益利润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和专业人才。

四是支持开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等。支持企业应用RCEP规则开展服务外包，发展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贸易。对于合理的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海关可以根据国际惯例对贸易合同货单、贸易清算结算税单和物流仓储货单实行三单分离审核。以这些政策带动加快发展保税展示进口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其数据处理中心领域的准入门槛，减少限制范围。

五是支持开展双向投资。在“引进来”方面，注重开展全产业链招商，重点招引掌握三链[4]的跨国公司，同时用好开放政策将其上下游一并“引进来”，力争在100公里半径范围内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产业链集群。同时，还要注意引进RCEP国家的知名高校、研发机构和世界500强跨国企业来华建立独立研发机构。在“走出去”方面，一方面，要用好RCEP原产地累加规则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在推动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同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将价值链结算环节留在国内；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到RCEP成员国投资、收购科技创新企业、知名品牌、优质矿产资源项目等。

3.坚定不移强化创新，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需要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除了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外，还要坚定不移强化创新：不仅要重视科技创新，也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应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持之以恒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这是创新的“0—1”阶段，是实现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所必需的。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达到GDP的2.44%，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占全部研发费用比重长期徘徊在5%～6%，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的差距较大。“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在“十四五”末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8%。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十年能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提高到15%左右，并逐步提高。

二是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能停留在“杂、散、小”阶段，要重点培育以下三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第一类是产业链中起到卡位作用的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这是我国形成更具韧性、更加安全的工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第二类是各行各业的隐形冠军，长期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做到生产技术或工艺全球领先、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在行业内起到核心导向作用，这些企业往往掌握着某个行业的定价权，控制着整个产业链中30%甚至40%的产值，影响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第三类是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国际制造业领军企业大都已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服务收入已占世界500强中制造企业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三是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来组织全球价值链，已进化成了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要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4.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形成六个方面的发展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形成六个方面的发展体系。一是要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这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高标准的商品市场体系，包含商品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另一个层次是要素市场体系，包含要素的配置、定价、流转等各方面使用价值。二是要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中心。三是要有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任何一项社会科技创新都包含三部分：第一，从0到1，原始创新、基础创新；第二，从1到100，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为生产力；第三，从100到100万，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成果。经过大规模的生产工业化的发展形成独角兽、新兴产业体系，这三部分缺一不可。四是要形成沿海和内陆健康发展、和谐发展、良性发展的城市群。“一带一路”改变了整个世界贸易格局。从三百多年前的海洋文明转化为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双向发展的探试，沿海的海港城市群继续保持原有发展模式、内陆的陆港城市群随着“一带一路”发展，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群构架。五是要解决好乡村振兴、农村富裕、缩小城乡差别。六是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走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

(五)踏上新征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是百年未有之新机遇

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处于全面小康后成为现代化大国、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我们向百年强国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在这个百年当中，也许大家会说历史是一年一年堆积起来，任何一年都有其意义，所以每一年都是重要的。量变引起质变，在一百年里每年都在产生量变，但这个过程中，总有某几年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拐点或上新台阶的质变点。从2023年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十二年。这十二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十二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十二年。中国将迈向新时代，新阶段、新战略、新格局，都体现在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转折点意义的台阶里。

第一个台阶，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2021—2025年，即“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从2020年的1.13万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4万美元或者1.5万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奋斗四十多年，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并且让世界高收入国家人数增加一倍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第二个台阶，2030年前后中国GDP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预计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到2030年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60多万亿元，加上通货膨胀因素，以现价计算的GDP将达到180万亿元，折合约28万亿美元；预计美国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十年后大体也会达到28万亿美元左右。在“十五五”期间，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过了两百多年，中国又回升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

第三个台阶，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十五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里写了这么一句定性的话。这里有两层内涵：第一，高收入国家收入标准是人均GDP在4万美元以上；第二，到2035年中国实现高收入国家中的平均线、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即人均GDP达到2.6万～3万美元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将提前十五年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家的前景非常灿烂，非常鼓舞人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是百年未有之新机遇，从现在到2035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阶段。只要我们牢牢抓住这个重大机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抓好改革、开放、创新这三件大事，眼前遇到的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地缘竞争甚至个别国家对我们的打压所带来的影响，都会逐步化解。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我们要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式力量。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实实在在的创新发展成果，扎扎实实推动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