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发展模式是由人展开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的分析

如果细心分析上文论及的经济不发达的恶性循环，就会发现这一循环缺乏“活性”，是一种物的简单的因果关系，其中缺少富有弹性的人的行为参与。实际上，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人的行为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的政策、等量的资金对不同的人来说，就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如同样的放权松绑、开放搞活政策，在温州农村就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却反应微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没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可见，人的行为存在着质量的差别。决定这种行为质量的就是人的素质。人的素质主要是由其知识水平及所处经济社会的发育程度决定的。

从经济社会的发育状态来看，少数民族地区虽然经过了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洗礼，但是由于原来的社会起点低，社会形态的超越发展没能使经济社会发育到与之相适应的成熟程度，因此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形态至今基本还维持着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性质。在此种经济社会中，期望人们普遍树立商品经济的观念、自觉遵循商品经济的规律去组织经济生活是不可能的。人们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观念，只会与此种经济社会的准则、规范相一致。这些社会观念的基本特征是守旧、缺乏进取精神。它们与商品经济观念、改革开放观念是对立的。这些广泛存在的滋生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守旧、缺乏进取精神的社会观念，正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不高的重要标志。

文化水平低、缺少知识，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不高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五大自治区加上云、贵、川、甘、青5个多民族省区共十省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人口文化密度的比较见表1，12周岁以上人口文盲率见表2。

不难看出，十省区的人口文化密度比其他地区要低得多。而且十省区中实际还包括了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兰州、西宁等人口文化密度较高的汉族聚居城市，如果具体到纯粹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文化密度就更低了。人口文化密度低和文盲率高表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文化水平较低。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不仅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还不利于新观念和新知识的接收。可见，经济社会发育越不成熟，人的文化知识水平越低，社会成员的素质就越差。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低素质状态构成的障碍，近年来已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人是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基本、最活跃的因素，从上层决策到基层操作，各种经济发展因素结合的质量都直接受到人口素质状态的限制。人口素质越差，资金投入、政策应用的效应就越小。这正是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滞后、效益较差的重要原因。

改变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低的状态有两条基本途径。

第一，发展系统教育，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知识水平。系统教育一般周期较长，按现行的学制，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需要12年，若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时间就更长了。在人才产出之前还要进行一系列的人才投资。这一层次的教育对社会成员素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是基础性的，但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却会在短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增大社会资金压力，很难形成经济效益。显然，这一途径只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

第二，开阔人的眼界，增长见识，进行观念更新。这包括各种短期的职前、职后培训，工作过程中的轮训、进修、参观访问，日常的科普、时事、政策学习及新观念的倡导，等等。这类学习一般针对性强、周期短，同近期经济发展有较密切的联系，属于近期目标。

以上分析表明，要想在近期收到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的功效，只能选择近期目标，通过短期的专业培训、观念更新逐步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但近期目标主要着眼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现代商品社会的适应性和基本的职业常识，不可能形成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和广泛的文化知识基础。这就决定了现阶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离现实和传统太远。他们基本属于低端的劳动力。这种低端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难以掌握和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缺乏精密仪器的操作知识和视图、软件处理等能力，期望他们去完成复杂的技术处理和大规模的现代管理是不现实的。他们只有与较简单的技术和管理相结合，才能形成比较和谐的劳动氛围；只有在生产技术比较简单的小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才有用武之地，才能更充分地调动其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近期难以改变的。

由于在近期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的只有低端的社会劳动力，因此建立在这种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目标模式，就只能是利用较低端的社会劳动力，发展以中间技术为主的小规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