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领域研究：重要性、问题和前景

克里斯·罗利(1)

本部分内容如下。首先，说明跨领域研究的重要性；其次，分析跨领域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从多视角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最后，分享一些启示或经验。

首先，为什么要进行跨领域研究。原因是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我们去探讨文化价值和软实力，既包含理论也包含实践，还包含很多其他内容。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比较专精，在学术界看到相关研究越来越细分的趋势，包括学院和学科，等等，这其实也是教育界的发展趋势。但人们往往会忽略一点，即要去混合不同领域的知识，目前即使是在一些相互连通的学科之间，这种联系也尚处欠缺的状态。

1987年，《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有关人类学的文章。文章指出，人类学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是有联系的，但我们处于一个茧房中或者固定的思维模式中，甚至某个领域的博士，如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细分领域的博士，可能也不是特别确定自己学科的发展趋势，而隔壁的茧房发生着什么他们更不清楚，这就是学科之间的壁垒。某些学者如果只是研究物理或者化学，对其他学科的知识不够了解，就会缺乏和其他学科学者合作的能力。而茧房如何存在，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个鸡同鸭讲、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壁垒的现状。他们有可能说着相同的语言，但是彼此却没有办法沟通，这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存在会固化并限制我们的思维。

现在所说的学术细分领域的茧房或者壁垒，好比我们被困在一个个小小的高塔之中。这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而是会持续存在，因为我们的问题、课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学科也越来越专精。在这些茧房之中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小的小茧房，例如，经济学有越来越内向、越来越狭隘的发展趋势，其内部的划分也越来越细。对于物理学、数学，甚至是生物学而言，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定义正越来越严苛，社会科学亦是如此。

人们需要解决的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大多是复杂的，如新冠感染、俄乌冲突、经济危机、通货膨胀都具有复杂性，需要调用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话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面，就像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其实就是打开了一个黑匣子，当打开的时候会出现混乱或灾难，通货膨胀如此，现实世界中的诸多问题亦是如此。人们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仅用他们细分领域内有限的知识是不够的，现在需要做的是弱化这种细分，更多地从一个更宏观、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跨学科话题至关重要。

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研究类型，比如我们会探讨很多不同的问题，都觉得跨学科很好，但具体好在哪里也需要说清楚。首先，它会结合不同研究领域的知识，形成不同领域对同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类型的研究去整合不同的学科，会看到一种经典的跨学科模式，会借用其他领域的概念、方式、理论等。通常学者们会更倾向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工作，要想打破茧房走出舒适区并不容易。而要去创造这样一种趋势，去建立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其实更不容易。比如数学和语言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学者们应探索一种多学科融合的方法，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究同一种现象。比如，人类学家可以从人类学角度开展研究工作，也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开展研究工作，还可以从多学科视角去整合、实现跨越单一学科边界的研究。

实际上，这些方式行得通，背后是有理论依据的。Granovetter所著的《弱关系的力量》（1973）是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曾被多次引用。他将不同的学科连接到一起，介绍了强连接和弱连接的概念，强连接对应的是熟悉的、有益的关系，弱连接是指熟人或者工友、同事之间的关系。将这个理论带入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强连接，像亲朋好友；同样我们也有弱连接，就是普通的同事。这些人都有各自的长处。这是Granovetter被引用次数较多的文章里提及的理论。从书中强连接和弱连接的图示中可以看到，强连接和弱连接各有各的好处，这看起来很矛盾。如弱连接，虽然人们在工作场合并不想经常碰面，但这种弱连接有可能建立起一座桥梁，而它会让我们获得新信息，可以看出弱连接其实有它意想不到的长处，而这个是反直觉的。我们觉得和熟人一起融入工作感觉会更好，但这可能会导致群体思维、群体极化，其在设计学、心理学上是不太好的概念。此时弱连接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它能建立一些桥梁，帮我们引入新的信息。像大学、公司同部门之间的频繁互动，就是弱连接的两端频繁互动，从而架起一座桥梁以产生新的信息。在今天，上述结论仍发人深省，且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这也是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跨领域研究的未来亦需考虑。它不只是借鉴话题和理念，如在数学中去借鉴物理、生物学的理念，而是要真正地实现理念融合，建立一个知识宇宙。知识宇宙的概念来自2018年发表在《临床和调研医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知识宇宙是基于多学科、学科交互、跨学科建立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学科的知识。此概念出现在一本医学杂志里，大家可能会感到意外。我们要建立一个知识宇宙，它能真正地融合、混合不同的知识；但也会面临诸如研究人员、共识概念、偏误等问题。

研究人员受到的学术训练不同、背景不同，学科之间会有一些共同的语汇、词源，其凝聚着我们领域的核心，而关于知识的共识或者假设，有一种生成的方式。比如，软件工程师会有自己的术语、词源学、研究方式等。而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等，都有本学科自己的语言。每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是基于论文的写作和发表，而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实现学术道路上的发展。问题是很多期刊，也是基于茧房或壁垒，甚至很多核心期刊或是被多次引用的期刊亦是这样，关注领域非常狭窄。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做研究并发表文章，就要聚焦于非常狭窄的领域，这会导致难以与他人沟通。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研究人员就要面对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学科语言或其认识论，另一个是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

通常人们非常注重概念研究。经常会有来自中国、韩国的很多专家相互沟通讨论如何对一些定义和测量方式达成一致意见。我曾花了较多时间对众多国家的罢工行为进行研究，如在法国因劳动争端比较多，罢工现象很常见。我们要对“罢工”这个词进行定义，但不同国家对罢工的理解不同，其定义也不同，所以无法统一标准。我们首先要了解究竟什么是罢工，什么是劳动争端。在英国，通过罢工的时长、罢工的员工人数等规模指标去定义它是否属于罢工。不同的国家划分标准不同，对于罢工的理解不同，所以最终的结果也不同。其次是意愿的偏见，即人们看到的是人们本身想要看到的。所以一些东西并非客观存在的，而是基于欲望或者预期的一种偏见。比如，我们在谷歌进行搜索时，会对一些定义有不同的理解，而这些定义是基于人们的意愿，基于人们想要看到的东西，从而希望获得这些东西来支持自己的想法，但其并不能真正地成为一种客观的概念。当你在网上搜集一些信息以确认自己的想法时，只看一些你想要看到的东西，这需要跨领域的研究才可以理解。

还有关于知识的共享和交互方面。把不同的知识进行融合后，如何进行知识的分享和交互很重要。我们要了解知识的来源方是谁，知识的接收方是谁，也要了解知识属于哪一类。知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知识非常主观，很难分享，它不会被说出来，更像是一些缄默的知识。有些理论是直觉性的知识，也无法真正分享。潜在的解决方法，需要我们了解学习的循环性，以及一些具体方法。第一步是学习循环圈的概念，即必须形成一个闭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假设，以及战略和技术的选择，然后是结果，再进行回旋，回到战略和技术上。要不停地进行循环，通过假设进行验证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对假设不停地质疑、不停地验证。此过程不仅可以进行单向循环，也可以是双向甚至多向循环，不停地回到原有步骤，一步一步地进行验证。在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通过这个过程也可以了解我们为什么去做，为什么一个方法和假设不行，通过不停地询问上述问题，不停地质疑，然后在实验和实践中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步是要构建知识管理的文化。我们不仅需要产生知识，还需要鼓励大家去学习，彼此之间互相学习，同时需要一些高级管理型专业人员致力于去做这件事情，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也要致力于文化的定制化以及文化的发展。第三步是建立实践的集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不同的知识、不同的体验和经验进行汇合，通过这个过程去了解对于整个社区来说实践是什么，通过这些实践可以学到哪些东西，从而建立一个实践群体。同时，也要了解集体共同的意愿和发展目标，来建立集体的实践。第四步是要基于合理的计划和规划形成批判性思维。这里包括7个部分，即要了解里面包含的所有核心事实、核心因素；要了解里面的专业知识；要接受不同的见解和评价；要讨论清楚定位；要尊重不同立场关于优点和劣势的实证；通过不同的立场，了解立场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要了解那些看似很好和真正能够带来合规性、合法性的概念之间的差别。我们要了解合法性是什么，要了解哪些是仅仅看起来好的，哪些是真正能带来益处的。

如何实现设计意识或者说艺术的合理性，有些事是我们需要实施的。首先要尊重他人的观点，无论你的立场是什么，都需要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你不仅要知道自己的论点，还要知道他人的论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表达你的理解。在讨论的过程中，需要强调一下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在思考的过程中有一些独立的、个人的东西，需要进行深入的交流和研究，进而探讨更加复杂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更多地进行跨领域的研究。交流使我们更多地知道人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无论在学术、实践还是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我们都要及时收集和了解，才能找到解决方案和拥有光明的发展前景，才能形成出真知的实践。

基于批判性的思维、知识的管理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结合，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在之前所提到的学习闭环内不停地进行循环，不停地进行验证，最终才能真正地实现发展。在此过程中可以知道设计其实蕴藏着极大的软实力，我们能够通过上文所提到的方法去完善它，真正地寻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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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教授，兼任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卡斯商学院、日本东京大学、瑞士日内瓦商学与国际研究大学教授，在多个国际期刊担任论文编辑，擅长商业与人力资源管理、亚洲及中国文化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