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框架与思路

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初衷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创建的，目的是利用高新技术园区所形成的政策优势、人才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环境优势和经验优势，加快从以要素集聚为特征的规模增长阶段向以知识集聚和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的集约增长阶段迈进的步伐，带动和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和目标。在这种情势下，使许多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面临着改造或者转换的压力。如何使现代社会学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体现这种情势与压力，并实现“创造性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23]因此，实现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种“创造性的转换”，虽然出自园区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却体现了园区社会实践与理论的交织互动、园区社会发展与理论创新的相互映照，在探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构成了推进园区社会学研究或园区社会学的形成的现实依据和条件。

一、研究对象的把握

本研究把高新技术园区作为特具现代性的社会实体，以园区社会为研究对象，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园区社会进行新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对园区社会学的对象的把握，最根本的是立足于我国高新技术园区社会的本土实践，在社会学理论的理性选择上，试图将对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对象的把握统一起来，既关注对园区个人的选择和社会行动的探讨，又重视园区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解析，并在整合意义上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统一于园区社会总体的对象把握的架构之中。基于这一见解，在对象把握中，园区社会学研究，是把有规划发展和日益壮大的高新技术园区看作我国快速社会转型背景下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实体或社会形态来认识，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现实：由于园区的出现，它使所在城市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发生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发展的态势，一是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化的逐步形成；二是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体现信息经济特征的园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是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定义为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出现；[24]四是与信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高效率的园区组织方式建构与运行；五是与国外园区建设有所不同的是，支撑园区建设的社会基础尤其是社会体制的不断完善。上述几种变动趋势，既是园区高科技产业化背景下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也是在彼此相互作用中互为条件推动园区的社会变迁过程。我们认为，园区社会学是以园区社会为特定研究对象，通过园区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园区社会的形成、结构、功能及其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社会学的新的分支学科。

把园区社会作为园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以园区社会的客观存在为依据的，既然是客观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对园区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在此之前，按照城乡两分法或按社会存在形态来划分，就有了以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农村社会学和以城市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社会学，以此类推，园区社会的逐渐形成就应该有以园区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园区社会学研究。其中，三者的共同点：都是以特定的社会形态作为研究对象，所依据的工具系统都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所不同的是它们所对应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构成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使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广大农村还保留着不少传统农业社会的习俗；另一方面，使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城市社会在不断扩张中具有了更多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性质，而以高科技产业化的信息或以知识生产为主导的新型园区社会，除保留一定上述社会形态的某些品质外，具有了更多的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特质。在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国度下三种社会形态并存，打破了传统社会意义下城乡两分法的格局，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尤其为中国社会学本土实践研究提供了极其广阔的舞台，昭示出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由城市社会向信息化社会不断迈进的社会变迁过程。也许这就是我们进行园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当然，由于不同的国家限于特定的历史传统会选择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其理论依据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动力来自日益深化的全方位改革，因而它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是空前的。我们对园区社会学的对象把握，是来自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发展现实：一是园区社会日益形成，二是园区社会研究日渐重要，这也许是以我们的理论偏好所做出的一种理性判断，因而也不排除从其他理论视角对园区社会、园区社会学及其研究对象做出不同的解释和思考。从发展的意义上说，对园区社会不同理论视角所进行的理论探讨，既符合社会学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学术传统，又有助于我们深入园区社会的底蕴把握园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加深我们对园区社会学，尤其是对基本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的总体思路是以我国园区建设经验为依据，通过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园区社会建构和社会运行的系统分析，对园区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事实描述、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园区社会运行和协调发展状况的系统考察和实证研究，在社会学理论的框架内酝酿和提炼出园区社会学的学术命题，在尝试构建园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的框架中，促使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与园区社会学研究的相互交融，在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规范对园区社会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传统与现代、创新与发展的结合。

当我们把园区作为实体社会进行社会学研究时，无论是对园区社会的宏观分析、微观分析，还是对园区社会的问题分析和对策研究，都需要借助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1.园区理论研究

理论（theory）“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25]社会科学理论的终极目标，在于寻求社会生活的规律，而社会规律确实存在，也值得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26]由此我们可以把理论一方面看作“我们提供理论的不同方法”[27]；另一方面看作社会研究的最终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园区建设的蓬勃发展，使得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在不断地寻求解释园区发展的各种理论。社会学对高新技术园区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考察园区社会秩序的形成、条件和机制，整个研究工作以将园区作为实体社会的理论假设为基础，在这一基本假设引导下，对园区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运行模式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在详尽分析调查资料之后，将各种有相关关系的资料予以综合，通过严谨的操作和逻辑推演来验证理论假设，形成对园区社会研究的结论，以丰富整个园区研究的理论成果。

2.园区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早期孔德等人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后来实证主义又演变为各种理论流派。尽管各派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却主张将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客观的现象进行测量和分析，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

从园区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假设出发，系统地展开对园区社会的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对园区社会运行中各种社会现象、问题的大量观察、调查，获取第一手感性经验材料。实地考察园区社会群体内心的思想、情感、行为目的和动机需要，可以更好地研究园区内社会关系网络、园区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格局、社会群体与群体意识等这些难以量化的、适宜在自然情境下进行研究的和历时变化的主题和过程。实证研究方法的优势就在于注重定量研究，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测量和分析对经验事实做出结论。但鉴于人员、经费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该研究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和完善。

应该指出的是，园区社会是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且具有一定后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特征的新型社会形态，我们对园区社会学的研究既是初始的，又是具有探索性的。因此，对于园区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也绝非上述内容所能涵盖的，它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地深化、发展和完善。

三、研究的基本框架

本书立足于我国园区建设的本土实践，考察园区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分析园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对园区社会建构和社会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高新技术园区营造的园区社会、第二章园区社会建构与社会运行、第三章园区社会运行与创新文化建设、第四章园区社会城市化与市民化、第五章园区社会民主化与法制化、第六章园区社会服务与新型社区建设、第七章园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第八章园区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第九章园区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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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M.卡斯特尔、［英］P.霍尔：《世界的高技术园区：21世纪产业综合体的形成》，李鹏飞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美］M.卡斯特尔、［英］P.霍尔：《世界的高技术园区：21世纪产业综合体的形成》，李鹏飞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美］M.卡斯特尔、［英］P.霍尔：《世界的高技术园区：21世纪产业综合体的形成》，李鹏飞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280页。

[4]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人民网，2006年1月10日。

[5]张静：《关于现代化的概念》，《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5期。

[6]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页。

[7]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页。

[9]罗晖：《以自主创新开创高新区的未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6年2月27日。

[10]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

[11]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人民网，2006年1月10日。

[12]王兴平：《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3]孙万松：《高新区自主创新与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4]沈强：《关于园区经济的社会学思考》，《桂海论丛》，2004年11月增刊。

[15]封华、韦苇：《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发展的理论综述与现实对策》，《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6]梁云飞、赵维双：《社会资本视角下高新技术园区发展对策的研究》，《经济师》，2006年第3期。

[17]纪德尚：《我国高新技术园区社会发展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

[18]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169页。

[19]［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20]Putnam R：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1995，6（1）：9.

[21]Tomi Tura ＆ Vesa Harmaakorpi：Social Capital in Building Regional Innovative Capability：A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Assessment，ERSA conference papers ersa 03 p393，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ssociation，2003.

[22]马克·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23]黄平：《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4]［美］M.卡斯特尔、［英］P.霍尔：《世界的高技术园区：21世纪产业综合体的形成》，李鹏飞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5]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6]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27]［美］鲁思·华莱士、［英］艾莉森·沃尔夫：《当代社会学理论》，刘少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