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刘勇

1970年代末，文学上的“新时期”开启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界首先做的是文学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对大批在极“左”思潮猖獗时被错误批判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现代作家及其作品展开正面的研究与评价，即在文学上为这些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平反昭雪”。随着思想解放与对外开放的深入，一股“发掘”没有被写进当时国内现代文学史的有成就的作家作品的风潮又悄然兴起。在这股“发掘”风潮的推动下，沈从文、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钱锺书、无名氏等一批沉寂多年的作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形成1980年代现代文学园地中一道争奇斗艳的亮丽文化风景线。

在这批重出江湖的作家中，钱锺书作为典型的学者型作家，在当时由知识荒芜而跨进知识渴望的特殊时期，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推崇。加之《围城》幽默睿智的知识分子个人化叙事，也确实给习惯于宏大严肃的政治叙事的读者以别开生面、别有天地之感。而一众传记作者从各种渠道发掘的传主的逸闻趣事，加上媒体的炒作和电视连续剧《围城》的拍摄播出，由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钱锺书热”。有人热心倡导“钱学”；有人给钱锺书戴上“文化昆仑”[1]的桂冠；有人认为“以钱氏的惊才绝艳”可以登上学术的“无双谱”[2]；有人判定《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3]……

其实，严肃的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给研究对象“戴帽子”或“排座次”。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些研究者习惯于不吝把最高的赞誉和最大的“帽子”加在自己崇拜的研究对象头上，其不知誉满则溢，仅凭喜好过度地推崇和赞誉是极易带来负面影响的。钱锺书也正应了这种“谤”由“誉”生的定律。由是，一面是“旷世奇才”“国学大师”“学术泰斗”“一代鸿儒”“文化昆仑”的种种赞誉；另一面也有人偏不认账，偏要对其横挑鼻子竖挑眼。如说钱锺书“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把他捧得像神一样的，我觉得不可理解。……小说《围城》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真是硬着头皮看完的。他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不仅不喜欢，还很不舒服”[4]；认为钱锺书“不是思想家”，其学问“散钱失串”，“无理论中轴，缺少体系构架”[5]；认为“钱先生只是一位透过长期的知识积淀获取渊博知识的知识积累型学者。……知识渊博的钱先生只是知识的图书馆，Copy思想的软盘，将他称为中国‘文化昆仑’，将其与长城并列为中国至大奇迹，很有圣化之嫌，亦即定位得太离谱了。这与现今文化的走向南辕北辙”[6]。甚至有人指责钱锺书是“阿谀绅士的，抱着绅士的屁股眼亲嘴的”清客式的“帮闲文人”。他的《围城》是“为那些遗老遗少们寻开心，替那些妖姬艳女们讲恋经”的；是“钱锺书自己所求之不得的大观园”；“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7]。

实事求是地说，把钱锺书推到“文化昆仑”“无双谱”的高度、把《围城》定义为中国近代小说“最伟大的一部”的确有拔高之嫌，但把其矮化为“知识的图书馆，Copy思想的软盘”，把《围城》与冯玉奇、张资平等的三角恋爱小说相提并论，则显然也有失公允。我们说，现代有成就的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各有千秋的。王富仁先生曾比较多位作家的风格特点说：“鲁迅是最会抓镜头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徐訏是最会设圈套的中国现代小说家；老舍是最会找同情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巴金是与当时青年读者的心灵最相契合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是最会选材、最会写转折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张爱玲是最会为自己的小说谱曲、着色，最善于写人物的隐密（秘）心理活动的中国现代小说家……”[8]如果我们接着王先生的话，说“钱锺书是最富才学的中国现代小说家”，王先生大概是不会反对的吧。事实上，学者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作家有不同的创作风格。研究者不能因为喜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把其推崇为无双第一、顶好顶顶好。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一定要与人家争长论短辩驳不息。其实，这种无谓的论争对学术研究是没有助益的。

钱锺书作为一个以学识才情见长的学者型作家，在创作上的数量不算多，而且在思想表现的深度与影响力上也无法与鲁迅匹敌，但其以才学为根基的机智幽默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叙事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确独具一格，无法复制；其《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学术研究著作，在唐宋诗鉴赏、词章义理考论及文艺理论等方面也颇有建树；而其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和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一系列英文论著，在中外比较和中西沟通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所以，研究钱锺书，就是要切实地归纳总结其创作与学术上的贡献；提炼其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创作理论与创作个性；揭示其作品独特的思想内涵与风格特点等，这才是一个研究者真正应负的责任和该做的工作。

读了田建民教授的新书稿《理论、交流、创作：钱锺书的“三维”文学空间》，感到作者在研究钱锺书时绝没有一句无原则的追捧的空话，也不在其他人围绕“帽子”和“座次”引起的关于钱锺书的争论中纠缠，而是走着一条以学术问题为导向，坚持深挖细掘的踏实的治学之路。这部30来万字的书稿，对钱锺书之所以成为钱锺书的内因（天赋个性）、外因（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环境、家学渊源等）、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特点、学术贡献、创作风格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入的论述与剖析，而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也是在钱锺书研究上最具突破与创新性的，则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炼出了钱锺书以文学本体论和民族主体性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

钱锺书最被人诟病的就是说他在学术研究上“散钱失串”，其学术思想“无理论中轴”，不成体系。而一些为其辩护者则坚持钱锺书在学术思想上有其“潜体系”或“钱体系”。其实文艺上的所谓学术思想体系，说白了就是以一个基本的原则为中心，建立起一套阐释或说明有关文艺的本质、创作、欣赏与批评的富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如模仿说是以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为基本原则的理论体系；表现说是以文学是作家主观情感的自我表现为基本原则的理论体系；形式主义说则是以语言的陌生化引发读者的审美感受为基本原则的理论体系……那么钱锺书的“潜体系”或“钱体系”是怎么样的呢？

田建民教授由仔细阅读分析《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国诗与中国画》《论不隔》《落日颂》等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及《谈艺录》《管锥编》中有关谈文论艺的论断，提炼出钱锺书以文学本体论和民族主体性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指出这种强调文学自身的“文学性”的文学本体论思想，是统领钱锺书各种文艺观的纲。围绕这个“纲”，在文学本质论上，钱锺书强调文学自身的“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本质的“内在规律”；在文学真实的问题上，提出“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其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9]。把“能使人信”，即作品的可接受性或文学性看为作品的“真”。即主张文艺的真伪，取决于自身艺术的美丑，而不能以其所言事实的真妄而判断艺术本身的美丑；在文学的“功用”上反对“文以载道”的社会实用“功用”，而强调文学对欣赏者个体的独特的审美“功用”；在文学批评上强调“严美丑之别，雅正之殊”的价值评判标准；在文学史编撰上坚持“以能文为本”而不当“以立意为宗”，即对入史作品重在“考论行文之美”的述史原则；在创作上讲求通过“唤应起讫，自为一周”的篇章布局和字句推敲修饰的“水磨”功夫，达到“不隔”、“耐读”、思转自圆、珠圆玉润的艺术境界。此外，钱锺书从文学的民族主体性角度，反对用西方文艺理论来硬套中国文学，强调中国文学有自己内在的一套认识与评价体系。即“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10]。传统文论中的“体制”、“体格”或“大要”，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文体”或“体裁”。作者在使用某一文体时应自觉遵守这一体制约定俗成的惯例或规范。如果不同的文体混用或杂糅则是“失体”。而“品类”则指各种体裁尊卑的排定和题材内容的分等。由此形成以作品体裁形式、题材内容以及体裁形式是否“得体”来评判作品的尊卑高下的体系规范。可以说，田建民教授对钱锺书的以文学本体论和民族主体性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提炼是精准到位的，是把一些研究者朦胧感受到的钱锺书的“潜体系”加以明确化和系统化了。这无论对钱锺书的文艺思想、学术观点的认识和把握，还是对其文学作品的欣赏与理解，都有着启示与引领的作用。

二、首次对钱锺书的英文论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介绍，凸显出其在中西文化沟通和中外文学比较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目前的钱锺书研究，大致限于传记研究、创作研究、对《谈艺录》《管锥编》等的学术研究之研究、修辞学研究及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对钱锺书的影响研究，而对其早期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与文化、对中西文学与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一系列英文论著，则很少有人进行切实的考察与研究，致使学界对钱锺书在中外文化沟通和中西文学比较方面的重要贡献，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关注。其实，钱锺书这些面向西方读者讨论中西文学与文化的英文论著，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是钱锺书在中西文学与文化比较方面的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成果。就我所知，田建民教授是较早关注钱锺书英文论著的学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发表了《站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平台上与西方人对话——钱锺书英文论著初探》（《文学评论》2004年2期）和《钱锺书两篇英文文章所引起的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6期）等相关文章。而该书稿又用了两章的篇幅，对钱锺书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误读、误解和误导的文章，以及重在考察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西方传播演变的学位论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介绍。可谓开辟了钱锺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三、对钱锺书独特的创作风格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提炼与剖析。

谈起钱锺书创作的特点或风格，一般人们都会以幽默睿智、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来概括或界定。这的确抓住了钱锺书式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叙事与行文风格的特点，也道出了一般读者阅读其作品的独特的认知与感受。其实，钱锺书的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以个性才学为根基的。也就是说，“个性才学”是“因”，而“独特风格”是“果”，这种“因”与“果”的结果是比较容易判定的。但要判定“因”“果”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从“因”到“果”有着怎样的演变升华的规律，或说要判定作家怎样把自己的天赋个性、气质才学转化升华为灵气活现的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这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像解答数学题似的呈现出一套逻辑严密的分析论证过程，让人们在这个论证过程中深入认识和理解作家的个性才学，怎样在创作中发挥作用并对作品风格产生影响。这种分析论证才是对文学的创作与欣赏最具启发意义和认识价值的。该书即切实地分析论证了钱锺书的个性才学在其创作中的内在作用及对形成其作品风格的巨大影响。

该书把钱锺书主要的个性才情提炼为俏皮幽默的天性与善于想象和联想的才能。认为这是形成其作品幽默风趣、妙语连珠的风格特点的最内在的原因。而学识渊博与对艺术技巧特别是语言表现的“水磨”功夫，则是形成其作品旁征博引、“太朴不雕”、“极炼如不炼”风格特点的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该书对钱锺书创作的幽默风趣的叙事、妙语连珠的比喻、古今中外典故的妙用及“以俗为雅”的格调，分别以专章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与论证。如在谈钱锺书创作幽默风趣的风格特色时，作者先从钱锺书与生俱来的“痴气”及其生活成长环境来分析他的俏皮幽默的气质个性，认为这是形成其作品幽默风格的主体因素。而后从《说笑》等对幽默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钱锺书在对幽默进行理性的认识与思考基础上形成的自己的幽默观。再依据其强调幽默既需要幽默主体的机智，又需要有“可笑”或“幽默”的资料供“我们对着他笑”的观点，分析论述他作品中的“机智型”和“讽刺型”的幽默；依据其幽默者“不把自己看得严重”，而往往“反躬自笑”的观点，论证分析其作品中的“自嘲型”的幽默；依据其幽默“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和“不亵不笑”的观点，论证分析其作品中的“亵戏型幽默”。这种分析论证，可谓逻辑清晰，环环相扣。

此外，该书平实而清晰的语言表述与论证风格也是值得称道的。我们知道，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等，都是用文言来谈文论艺的。以现代已经不再常用的文言谈论抽象的文艺理论问题，对其理解、阐释和评析的难度是很大的。对此，作者总是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用平实的语言进行细致而深入的阐释与评析。如：钱锺书把比喻看作“文学语言的根本”。[11] 由此，他不仅在创作上把比喻用得出神入化，而且对比喻的目的与作用、性质与特点等诸多理论问题，也都有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比如他在分析探讨文言之“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问题时，引郑玄把《礼记·学记》的“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注为“广譬喻也，‘依’或为‘衣’”来论证“衣”与比喻的关联并进而揭示出比喻的特点与作用。“博依”的“博”即“广博”，这是好理解的。那么“依”或“衣”怎么就指比喻呢？对此，钱锺书抓住衣服既遮蔽又装饰与比喻的“不显言直道而曲喻罕譬”之间的似同分析说：“则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歧用。诗广譬喻，托物寓志；其意恍兮跃如，衣之隐也、障也；其词焕乎斐然，衣之引也、彰也。”[12]既论证了“衣”字的“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也论证了穿衣与比喻二者之间的关联与作用。对此，该书作者认为，可能是佛流格尔博士提出的衣服之起是因“人类好装饰好卖弄的天性（exhibitionism）；……人类一方面要卖弄，一方面要掩饰，衣服是一种委曲求全的折衷办法（compromise）”[13]的观点，引发了钱锺书对“博依”的“依”字的考证和解释，并进而引申到比喻上去。并阐释说：“穿衣服自然是为了遮体，但漂亮的衣服又起装饰打扮的作用，即‘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在文艺创作中，不直话直说而是使用比喻，特别是隐喻，这种曲折的表达方式，使内容显得含蓄而深沉。而这种含蓄和深沉恰好又是为了吸引读者。所以在钱锺书看来，在创作中使用比喻的缘由和动机就是出于作者的这样一种‘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的心理。”再如：钱锺书既强调“逻辑不配裁判文艺”，[14]即比喻可以不受逻辑的约束；同时又强调比喻要做到“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或“如”而不“是”，不“是”而“如”，即要依据逻辑让人们认识到这种文艺性比喻的不合逻辑，是一种“事出有因的错误”。对钱锺书这些有关比喻特点的论述，该书作者提炼为“比喻既摆脱逻辑又运用逻辑”的命题。文艺性比喻应该是让读者感到新颖奇特而又能欣赏与理解。一方面，比喻可以偏离语言习惯与规范，即摆脱逻辑，以造成新鲜感和谐趣；另一方面，比喻又要运用逻辑让读者理解其犯的是“事出有因的错误”。摆脱逻辑是要变熟悉为陌生，而运用逻辑又是要变陌生为熟悉。正是这种陌生与熟悉的双轨运作，既给人以新鲜刺激的审美感受，又不至于造成阅读和接受障碍而产生拒绝心理。所以，偏离习惯与规范是在熟知习惯与规范的基础上，对习惯与规范进行更新与创造。是一种“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该书作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对钱锺书的以文言讲述的比喻理论，做出了如此逻辑清晰而恰切到位的阐释与评析，这是很难得的，也是需要语言能力与学术功底的支撑的。

总之，田建民教授的这部书稿，系统地提炼、阐释和论证了钱锺书的以审美为标志，以文学本体论和民族主体性为核心的文艺与学术思想体系；全面梳理与论述了钱锺书在中西文化沟通和中外文学比较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深入分析论证了钱锺书独具的创作个性与独特的作品风格。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近些年来在钱锺书研究上所取得的标志性进展。对我们认识理解钱锺书的学术与创作是非常有助益的。由是，我将该书郑重地推荐给读者朋友们。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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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舒展：《文化昆仑钱锺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锺书的一封信》，《随笔》1986年第5期。

[2] 柯灵：《促膝闲话锺书君》，《钱锺书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页。

[3]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4] 李泽厚：《关于中国现代诸作家》，李泽厚著，马群林选编：《李泽厚散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324页。

[5] 刘再复：《五四新文化诸子评说》，刘再复：《共鉴“五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6] 汤溢泽：《从“钱锺书热”看中国文化界的悲剧》，汤溢泽编：《钱锺书〈围城〉批判》，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7] 张羽：《从围城看钱锺书》，《同代人文艺丛刊》，1948年4月20日，第55—57页。

[8] 王富仁：《呓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61—62页。

[9]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3年10月16日。

[10]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3年10月16日。

[11] 钱锺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12]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页。

[13] 中书君：《为什么人要穿衣》，《大公报·世界思潮》第5期，1932年10月1日。

[14] 钱锺书：《钱锺书论学文选》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