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钱锺书所受的正规的新式学校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父钱基博相比，钱锺书因为接受了严格的新式学校教育和域外文化的影响以及自身俏皮幽默的开放的性格和心态，使其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论在学术视野还是在理论、方法与创作上都已经超越了父亲钱基博。

我们知道，钱基博的学问靠的是家学和刻苦的自学。他没有进过新式的正规学校。而钱锺书除家学外，6岁曾进秦氏小学，10岁考入东林小学。东林小学前身即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在当时声望极佳，潘梓年、张振镛等名师在此执教。有“足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之说。依庸堂即校内原东林党人讲会之所。东林小学毕业后钱锺书考入苏州桃坞中学。桃坞中学是一所由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校长由外国传教士担当。主要课程都用英语授课。据陈次园回忆，“这里，不会讲英语的最好免开尊口。听吧，连早操、军训、游戏、吵架……都用英语；中国地理教科书却用美国人诺顿著的原版西书；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美国校长梅乃魁要亲执教鞭正它几个星期；初一年级第一次小考后，凡英语不及格的，一律退到补习班去”[17]。正是这种严格的西式教育，不仅培养了他的语言能力，而且也为他接受西方的治学方法和思想观念奠定了基础。1927年桃坞中学一度停办，钱锺书转入无锡辅仁中学。这所学校也是一所中西并重的学校。钱锺书曾在全校的国文、英文竞赛中得了两个第一名。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正式开始了对西方语言文学的系统的学习与研究。清华是人才精英荟萃之地。当时的校长是五四时期就以办《新潮》杂志而声名显赫的罗家伦。一大批文史哲的顶尖人才如杨振声、朱自清、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刘盼遂、王力、浦江青、朱光潜、罗根泽、赵万里、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蒋廷黻、钱穆、陶希圣等均在此任教。外国文学系更是以其雄厚的师资和优越的学习环境令学子们趋之若鹜。“谁不羡慕清华的西洋文学系呢？有那样多的西文书报，那样多的‘大腹便便’‘蹄声得得’的洋鬼子，就是听他们的地道英文，也比其它大学‘英华合璧’的土货，在教室中宣讲圣谕十三章强过百倍。”[18]当时的外系主任王文显，外籍教授有温德（R.Winter）、翟孟生（Jameson）、瑞恰慈（I.A.Richards）、毕莲（A.M.Bille）、吴可读（A.L.Pollard——Urguhart）等，华籍教授有吴宓、陈福田、叶公超、钱稻孙等。钱锺书在此可以说是如鱼得水，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课程之外，他“横扫清华图书馆”，与清华诸位博雅的师友就中西学问频繁地交流切磋。开始发表一系列融汇中西文化思想和理论方法、洋溢着不羁才华和独特个性的书评及理论研究文章。其学贯中西并能融会贯通的创作才华和学术路向已经初露锋芒。清华毕业后在光华大学任教不到两年即考取英庚款留学牛津专攻英国文学。完成规定的学分并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这篇十几万字的英文论文获得牛津大学的B.Litt学位。1937年秋又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至1938年夏。至此钱锺书的西学也已可谓成熟完备。这种正规的新式学校教育及欧风美雨的留学经历是钱锺书之所以成为钱锺书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而这种经历和条件是包括其父钱基博在内的大多数前辈学者所缺少的，这也是时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