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型城市”的研究现状

关于青年与城市的关系一直是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学理研究上属于一个交叉命题。由于各地所关注的城市发展方向不同，有关青年型城市的称呼也不一，如青年友好型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等等。但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学术研究明显滞后于地方实践。现有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通过文献梳理，对“青年型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

（一）关于青年型城市的含义研究

青年型城市理念的提出，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联合国发起的“儿童友好型”城市（Child-Friendly Cities）倡议，这一理念随后逐渐迁移至青年群体，“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概念从此应运而生。2011年，联合国人居署发布《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城市是能让人类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生活和充满希望的地方[3]。青年友好型城市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注重青年优先发展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更新的理念与模式，其概念的提出源自城市规划理论认识的演进与深化，是对现代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城市病”的回应和纠偏，也彰显出国际上及发达国家城市各界对于青年优先发展的战略意义的认知深化[4]。“青年友好型城市”是因青年的发展性特征，在城市政策的话语体系中也被称之为青年发展型城市。这是一种“以青年发展为核心、旨在促进青年与城市之间良性互动和有机融合的政策体系和发展道路，是一种新型城市发展道路和城市政策框架”[5]。

有学者提出，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内涵包括结构和行动者两个相互作用的维度，从结构层面来看，城市的制度设计、政策选择以及弹性的城市物质和社会环境能促进青年与城市良性互动；从行动者层面来看，青年能够在城市中通过实践意识促进城市变迁，满足自身需要，与城市互惠共赢。青年友好型城市具有主体性、包容性、参与性、流动性和可持续性的功能特征[6]。国外对青年型城市的研究也有不少，美国一些知名城市对青年具有强大吸引力，主要是因其全球创新中心地位，加之优美宜居、多元宽容的社会环境，“旧金山湾区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是得益于它作为一个充满阳光、‘酷’、领先和包容四海的地区的形象”[7]。加拿大解码咨询公司的青春城市（Youthful Cities）指数表明，更年轻的城市普遍表现为六大特征，即链接的（connected）、活力的（dynamic）、开放的（open）、新奇的（curious）、创造的（inventive）和好玩的（playful）[8]。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把握时代特征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二）关于青年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青年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查理德·利汉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到，并不是只有通过城市的社会经济研究才能找到社会发展的规律，除了讨论城市规划、人口分布等，在城市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的青年形态，或许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进入城市[9]。澳大利亚知名城市设计专家德布拉·弗兰德斯·库欣（Debra Flanders Cushing）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物理环境，特别是与安全、自然获取可持续相关的环境”[10]。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提出青年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条件在于青年要在心理上走向成熟，城市要在建设上趋于科学，摆脱低欲望的桎梏[11]。此外，荷兰的Fred Sanders、国际期刊《Citis》副主编John Walter、法国的Alessio Kolioulis等知名学者都将城市与青年发展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些学者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成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如何服务好青年人，提供给青年在城市中安居乐业、扎根创业、建功立业的土壤与环境，直接决定着这座城市和青年人共同的命运。因此，让青年与城市共成长，是城市谋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有学者研究表明，城市宏观环境与青年发展密切相关，城市是否“友好”取决于青年在城市生活中获得感的生成。聂伟、蔡培鹏认为，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紧密相关[12]。在他们看来，社会质量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力、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等，而且成正相关。换言之，城市青年群体得到的社会经济保障越多，其内在的获得感就会越强；社会凝聚力越高，青年群体获得的社会网络支持就会越多、社会交往的成本就会相应降低，内化为获得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城市社会包容度越高，包括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让青年的发展权利得到尊重，他们感受到的排斥感和疏离感就会减少，获得感也会不断提高；青年感受到的社会赋权越高，其获得感也将越强。因此，“衡量一座城市是否青年友好，往往可以通过青年人口的比例客观反映出来，只有青年友好的城市才能留住青年、吸引青年。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必须要将青年友好城市的概念内化为城市的全域共识和集体行动”[13]。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彼此关联，因此，青年的面貌决定了一个城市未来的面貌。这些研究，有利于从青年需求和青年发展视角，更好地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创新实践。

（三）关于青年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青年友好型城市规划指南》提出了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七大原则和五大指标，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青年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参考标准。201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出台了首套《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标准ISO37120》，并经多次修订，形成了包括人口集聚、经济增长、空间扩张、社会现代化、城际协同发展在内的五维分析框架[14]。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或智库机构已经尝试开展了城市青年友好性的指标体系设计与研究评价工作。目前较具影响力的青年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当属美国经济研究所的美国求职/求学目的地指数（Employment/College Destination Index，简称EDI/CDI）[15]、加拿大战略咨询专业机构解码公司（Decode Incorparated）罗伯特·巴纳德（Robert Barnard）和桑贾米·奥科维奇（Sonja Miokovic）领导的研发团队共同研发的“青春城市”（Youthful Cities）指数[16]。这些评价指标体系从一个层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青年型城市的建设方向与基本规律。此外，英联邦秘书处、欧洲青年论坛等均较早开展青年发展方面的评测。澳大利亚一些学者利用“开放街区地图”收集与儿童和青年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数据，根据对专门创建的城市要素列表分析，并与政府开放数据进行比较，总结出青年友好型城市包含的七大维度，包括教育和照顾、交通流动、娱乐与运动、文化活动、会见与常去场所、安全和数字化连接等[17]。在亚洲，一些学者也对青年友好型城市维度进行了广泛阐释，将青年友好型城市指标概括为四组重要维度，即生活、娱乐、工作/学校、健康/福利[18]。这些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见表0-1）。

我国对青年型城市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机构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发布的《国际青年发展指数报告2021》，以跨学科理论研究为基础，基于各国青年普遍关注的青年发展领域，确定了5个一级指标（健康与生活、教育与文化、就业与创业、家庭与社会、公共参与）；17个二级指标[19]。与此同时，国内有关青年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随着实践的推进也在不断深入和探索进行中。江苏南通提出了创建青年和人才友好型小镇（园区）的四个维度：行政友好、经济友好、文化友好、生态友好[20]。一些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尤其是“新一线城市”纷纷出台人才新政，包括落户、住房、人才公寓、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优惠政策，以吸引高层次人才及大量青年在城市落户。刘明杨等以珠海市为例，结合国家对青年发展的要求，从就业创业、休闲娱乐、公共服务、生活环境、交通出行、人口活力六大维度构建青年友好型城市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珠海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21]。徐振强等研究团队通过对国际国内有关青年型城市指标体系的比较，认为国外的指标从维度共性上看，大多涉及家庭、教育、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入、就业、犯罪与预防、人口特征、文化8个方面（频次10次及以上）；除此之外，还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政策、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4个方面（频次10次以下）；有6个指标维度出现频率仅一次。我国在青年发展方面的国际差距，主要体现在就业、公平、政治和公共参与、教育等[22]。闫臻则运用结构化理论，根据青年友好型城市的理论内涵和功能特征，专门研究设计了针对我国青年发展型城市评价指标的基础框架模型、内容要素模型（见图0-1），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评价体系[23]。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青年型城市建设的评价研究正在逐步深入，但最为关键的难题就是青年发展数据以及与青年关系密切的城市发展数据获取问题，这些数据信息的获取是有效推动面向青年的就业、创业、学习、生活和娱乐的青年友好型城市政策发展完善的基础。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推进，以大数据赋能的青年型城市评价体系必将走向成熟。

（四）关于青年型城市建设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随着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深入实施和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推进，各地结合实际进行实践探索与特色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邓希泉、李伟娟团队（2022）研究指出，必须充分发挥地方规划的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整体推进青年发展型或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制定完善青年流动、青年生育、青年住房等专项政策，强化青年发展理论培训和规划工作培训，加大青年发展规划的文本聚集与分析研究，尽快推出市级和县级规划（实施方案）的范本与操作指导，同时增强级各级青年发展规划（实施方案）的议程管理能力[24]。朱峰认为，由于“城市病”亟待治理之策、城市青年需要特殊政策关照、“新一线城市”自身产业升级形成的强大动力等一系列动因，部分“新一线城市”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采取的“青年政策创新”具有普惠性青年发展政策特质，涵盖了住房援助、空间友好、户籍制度、就业保护、创业促进、政务服务等诸多方面，是对传统“在城市的治理”的超越，代表一种“让城市回归社会”“让治理回归权利”的“属于城市的治理”的后现代城市发展趋势，正是青年友好型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25]。索贵彬等通过分析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青年发展规模、结构、质量、效率、价值内涵和特征，提出了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融入其中；开展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扩大青年规模，提升青年质量；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引导青年建功立业等建议[26]。李芬等则从青年友好型城市视角，认为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有利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创新要素引进与发展需要政策层面、空间层面、要素层面的共同协作，尤其是在政策上要采用“引培并举”的策略，营造可持续发展氛围，拓宽人才流动渠道，激发人才创新要素凝聚能力，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增强创新要素区域协同发展能力，优化创新要素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助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27]（见图0-2）。徐振强等以深圳、上海等7个首批试点城市规划、实践的案例为基础，提出了完善青年发展体制机制、优化青年人才成长环境、健全青年就业创业生态、坚持规划引领发展创新、创新青年志愿服务机制、优化青年服务保障体系等8条促进青年发展的实施路径[28]。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研究初步厘清了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的定义与特征，分析了青年群体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了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梳理了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的建设路径和政策环境。然而，已有的研究均是囿于青年发展、青年与城市之间的双向互动等视角，缺乏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去探讨，特别是缺乏从青年发展向全龄段友好社会跨越的实践样本和理论研究。根据信息检索，青岛、宁波、武汉、淄博等提出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深圳、汕尾、温州等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广州提出建设青年创新型城市。珠海把“青春之城　活力之都”作为城市名片，并提出2025年初步建成青年友好型城市。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学界需要关注在中国大地开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而上虞提出“青春之城”建设恰好为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样本，也为观察全龄段友好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