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三线小厂，一个时代的印记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身上。
我的童年生活，既不是纯粹的城市生活，也不同于农村的田园牧歌，而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三线小厂独有的生活体验。我出生在那个被称为“大三线”的时代，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有一群特殊的人，为了国家战略而迁移到偏远山区，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厂部，我就出生在这样的厂部家庭。我们被称为“三线厂子弟”，这个标签，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束缚。
我是长大后才认真查过“大三线”，请查看网络的词条描述：
“大三线：最初是指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属大三线的范围。这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畸形片面发展的不合理布局，积极开发内地和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为巩固国防需要而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
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1964年开始，大量的工厂、科研机构和军事设施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内陆，1980年左右才逐步停下了迁移步伐。大三线建设，以及所有的小三线建设，上万家不同的工厂，除了生产产品，还统一生产过同样一种“产品”，数量难以计数，这个产品就是“三线厂子弟”。
在历史上，“子弟”这个词，在历史上，出现在很多地方，比如，纨绔子弟、八旗子弟、富家子弟、官宦子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类子弟，都是根据家庭出身，给下一代后辈贴上的一个标签。我们在这一点上有相似的地方，比如我们三线厂子弟都是三线工厂职工家庭出生，以厂为家的一群人。三线厂大多都在偏远的山区或乡镇，一个厂，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社会。“大而全”，从出生到就业，除了坟茔，厂里啥都有。
厂部里，有我们的家，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游乐场。我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几乎不需要走出厂区，就能满足所有的生活需求。在我们小孩子的视野里，厂区就是一个小小世界，出了厂区就是另外一个边界。那时候的物质生活虽然简单，但比起外面的世界，我们似乎拥有更多。我们的食堂总是有热腾腾的饭菜，逢年过节，厂里会分发各种食物和物资，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富足。厂部的食堂有拉肠、馒头、油条，厂区外面有时新的烤面包，这里也能第一时间吃上。同一个片区里，打几次招呼就认识了丁奶奶，她做的饺子可香了。
在身份认同上，厂一代是建设者，他们的下一辈就是厂二代，是跟着父母，从东北、从上海、BJ，从全国各地为了共同的信念汇集到一起，又从同一个地方来到三线建设工地的一代人，他们亲眼看着厂子的建设过程，然后在厂里工作、结婚、退休，无风无浪的在厂区渡过大半生甚至是余生。
厂三代，就是出生在厂里卫生医院，在厂幼儿园长大，在厂子弟学校读书，然后很多人目睹了老厂的辉煌，又见证老厂的衰败，甚至有的见证了厂里破产到最后全部离开老厂的一代人。包括厂二代的下一辈，还有一批不是厂二代的后辈，但就是厂三代的一辈人。比如，我的父亲是60年代从西部农村来到三线厂的，我们这一批后来出生的孩子，就是这一类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厂四代的认同感已经不同于以往。在自主择业的背景下，他们对工厂的依赖和情感联系已经大大减少。即使有些人仍然对老厂抱有情感，这种情怀在现代社会中也不再普遍，甚至可能被贴上“不思进取”的标签。
所以，厂三代，应该是这个“大三线”最后的终结者，三线厂还有三线厂子弟，已经成为这段历史的名词，最后记载在史书中的一段脚注里。
我们这一类厂三代，准确的说应该被称为“厂X代”，是在厂部的庇护下长大的。
我的童年，是在厂区的每一个角落里度过的，是无忧无虑的。我可以自由地在厂区里奔跑，不用担心安全，因为每一个路过的大人都是我的叔叔阿姨，他们都知道我是哪家的孩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我们的小厂也开始感受到了压力。那些曾经让我们骄傲的军工产品，突然之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的厂还可以尝试早早转型，试图朝民用方向发展，但大部分三线厂往往缺乏市场经验，最终转型失败。我们厂最终被合并重组，但看着那些曾经辉煌的厂区宿舍逐渐变得冷清，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个离开，我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安全的环境中度过的，但随着我逐渐长大，我开始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广阔，而我们的小厂，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开始渴望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同时，我也深深地眷恋着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老厂对于厂子弟特别是厂二代来说，就是一个幸福的乌托邦。
其一，是物质生活的有力保障。
听县里的亲戚加上网络查到的结果，在60-70年代，买米买油买肉都要凭票证，就连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为了买一块不太新鲜的猪肉，都要凌晨起床，为了是赶到国营供销社肉店排长队，赶在队尾前买到最后一批肉，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家家的酸菜都是酱菜和咸鱼，乡下亲戚过来探亲，最好的手礼就是几大捆自己种的新鲜菜蔬。
但是我们的三线厂里，一大早，职工食堂里，就有馒头、花卷、包子、油条、豆浆，后来还吃上了广式拉肠，那调和的酱油味道，真是记忆中最好的美味。更别提三线的国营大厂了，就像县城下面的钢铁厂里，为了照顾各个地方的职工的口味，不单调来了职工原藉的本帮厨师过来做饭，甚至厂里的小学、中学还有自己的食堂。
三线厂里的食堂，有大饼油条配豆浆，还有时新的烤面包，吃饱喝足，父母骑车去厂子里上班，而厂子弟只要步行10分钟，就能抵达子弟学校上学，从厂部宿舍区这头，走到那头，最长不超过30分钟路。所以中学前，未踏出厂部宿舍区前，印象中步行超过10分钟的距离，就是出远门了。多年后在广州来回通勤3小时上下班时，想起那段时光，我不会想到，多年后的我，会对多年前的我生出的那个念头，感到惊诧了。
逢年过节，对大多数县城乡村居民家庭来说，能够得到三线厂亲戚的援助——一张张珍贵的粮票和肉票，便意味着能够过上一个体面而温馨的春节。在这些家族中，若有人是三线厂的职工，那么他们的生活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是家族中津津乐道的事，够家里老人们在街头的聚会中吹上一阵了。
春节，对三线厂的职工来说，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份的丰厚福利。工厂会在节前集中采购大量的食材和年货，包括新鲜的鱼肉、甜蜜的水果、各式各样的糖果和瓜子花生等，然后逐一分发给每一位辛勤工作的职工。我曾亲眼目睹那壮观的场面：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有叮铃而过，每辆车的把后手架上都一筐筐的苹果，它们随着车流从厂区飞驰而过，宛如一条条流动的河流，载着满满的希望和喜悦，流向家家户户。
这样的场景，不仅是对一年辛勤工作的犒赏，也是对家庭团聚和节日庆祝的期待。那些从厂区呼啸而过的自行车，不仅承载着食物，更承载着职工们对家人的爱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在那个时代，三线厂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温情和希望的社区，让每一个职工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集体的关怀。
也听说过在北方，全厂职工都把厂里发的一整块猪脸肉挂在阳台上风干，结果把附近乡镇过来的小孩吓的惊声尖叫的笑话。
第二，是各类证照的保障。
进了厂，户口和档案都要迁到厂里来，户口本、身份证、人事关系、人才档案都可以迁到厂里来。单身的可以分到一间单身宿舍；结婚了，厂里可以安排住房；有孩子了，厂里有卫生医院安排从怀孕到出生的检查；孩子出生了，可以安排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所有教育，医疗费用都是厂里安排；孩子成年了，就算成绩再差，就算厂子弟高中都考不上，没关系还有厂技校，厂技校考不上有大集体，大厂每年的“自然减员”指标，只要不惹祸，厂子弟一定有岗位可以上。高考恢复以后，如果未能通过统一招生考试上线的学生，大型工厂提供了委托培养的名额，即使是最不理想的情况，工厂也有自己的电大和夜大，只要参加课程学习，就能够顺利毕业，并且毕业后工厂会负责安排就业。在那个时代，对于众多年轻人而言，除了投身军旅之外，能够进入三线厂工作，便是他们心中职业选择的第一志愿。
相比农村里的同龄人，高考恢复后，他们往往只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旦考上，虽然能获得工作分配，但这份工作可能就是你附近的工厂。对县城的孩子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只能依赖父母四处奔波，通过拉关系、说情、送礼等手段，尽力在县城的街道单位谋求一份工作。
厂子弟从来不用担心这些，因为只要三线厂还在运营，总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这种先天的自豪感，孕育了三线厂子弟天生的自信感，其程度甚至可与城市干部家庭的孩子相媲美。在过去，三线小厂可能不一定有，但生活在三线大厂周围的人都以能够进入大厂工作为荣耀，哪怕自己无法成为其中一员，能够与厂职工结为儿女亲家，也是父母在亲友面前引以为傲的谈资。
当时代的云雾散去，现在我们都能明白，当时厂部子弟自成一体的巴适小日子，是时代的偶然恩赐。那个时代的三线厂，唯一的压力是能不能按时完成上级单位交待的工作任务，只要能够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哪怕是卖不出，就算大量积压的仓库里，也可以涨工资、提福利，所有的财务资金都是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统一拨款。
因此三线厂职工的压力，就是上下班的时间要不要三班倒，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日晒雨淋，因为除了生产任务，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到了周末是最开心的时候，工会俱乐部会播放最新的电影，各种战争片、警匪片、江湖片都是最受厂子弟欢迎的电影，每逢工作日还有各种文艺晚会，我们小学生还可以穿上各种好看的服装上台表演，工人体育场还有紧张的篮球赛，厂部引进闭路电视后，厂部宿舍区的电视机，可以每天24小时播放最热门的TVB。
我们这群三线厂子弟，就是在这种轻松氛围的环境里长大。
相对现在的孩子，我们还拥有一样他们难以想象的生活体验，就是纯粹的自由。
每个小孩从5岁开始，脖子上挂一根家里的钥匙，就能自己出门去玩了，唯二的约束是天黑前要回家吃饭，以及不能离开厂宿舍区去周围的山野里玩。不过如果真要在别人家吃饭，聪明的会跑回家说一声，因为就隔了两排房子。山里不能去，因为山里可能有野猪、有狼，被咬了就回不去了，或者有山沟，掉下去就找不到了。所以，小孩都很期待拿到家里钥匙的那一刻，仿佛从拿到钥匙开始，我们就成年了，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厂区里的撒野，去草丛里抓虫子，去厂车间捡废铜废铁去换钱，约几个同学去不同年级的同学家里看书玩耍，甚至独立一人步行到厂区找家长，只为了体验一下独立的感觉。我试过和伙伴们去茶叶地里玩迷宫，差点找不到出来的路，还试过爬到高高的苦楝树上，摘下树枝上的果子，隔空用果子打仗，一玩就是一下午，有一次，还和几个小伙伴，爬上紫荆花树，躺在枝杈上啃花芽，走的时候，半棵树的花给摘没了，但第二天，又开了一树的花。现在的孩子，恐怕不会有这种自由自在的时候。
在厂区，路边的每一个成年人，就算不认识我，但一定认识我家里人，或是认识我家的亲戚，或是我家里人的老乡，或对方就是我的小伙伴的爸爸，甚至他就是我家的亲戚。对厂部子弟，厂区是可以放心走动的地方。后来，当我步入县城的中学，亲戚提醒我所在的学校常有斗殴事件，然而在校期间，我从未曾受到过他人的欺负，这或许与我携带的储物箱有关。记得有一次，有同学默默地问我，储物箱上的“TNT”是否与我家人的工作单位有关。
中学的时候，听大厂的同学说，他们一万人的大厂，同一届的厂子弟，就有100多个，从幼儿园开始玩在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寒暑假在一起，简直就是儿童乐园。三线厂虽然没有那么多人，但同一个级至少也有三五十人，所以我们厂子弟学校，一个级只有30多人，小学前，我一起认为所有学校都是一个年级一个班，每班30多人。去了外面学校后，才知道一个级7个班，每班50人，这些都是正常情况。
时间来到80年代后期，三线厂周边农村中开始出现“万元户”，厂子弟开始纷纷外流，于是美梦醒来的一天到了。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将孩子送回原厂成为工人仍然是厂子弟的首选，这在现在看来或许显得有些滑稽，但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只有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在迷茫中隐约感觉到时代的变迁，然而凭借我们的见识和经验，还远不足以做出应对巨变的决定，否则，那些当时的原始股早已被我们悉数收入囊中。
那个时代，厂部职工的思想停留在“老老实实当工人，勤勤恳恳涨工资”的阶段。在这种上一辈思想的引导下，厂子弟大多都是老实本分，上一代人对饥饿的畏惧、对贫穷的担忧、对脱离组织的恐惧，常常烙印在了他们的思想中，厂二代对大厂的态度是既感恩又害怕失去，这决定了他们对下一辈价值观的教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动则不动”。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时代真的变了，计划经济变了，市场经过来了，当年的三线厂只要完成国家订单就能拿奖金，但是，80年代开始，哪怕是上万人的大厂，也要自负盈亏了，市场经济一变，市场活力来了，市场动起来了，很多三线厂原来重要的是生产部，现在成了销售部，没有订单生产的再多都是废的，在市场经济中，厂的一切部门向销售部看齐。
市场要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上个月只要是电视机就好卖，这个月开始黑白的滞销了，彩色的才是主流。一切变的太快了。有的三线厂，造了几十年的防空雷达、劳保手套、高射炮，完全在市场上无用武之地。只能拍脑袋上，造雷达的改行去做电饭煲，造高射炮的改行造汽车，还有造核工业零件的改行做冷柜，我们厂还好，直接改民用了，又碰上了正是全省大修大造道路的时候，多缓了十几年。
但是很多厂，用的还是三线建设初期的管理理念，一把手负责制，厂长只知不计成本排除万难，不了解控制成本、客户管理、流量经济的理念，全厂不懂管理，也没有人在人才市场上找人才，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商业分析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结果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了，但是没有利润，企业经营后继乏力，从前厂配套的卫生医院、锅炉房、车队、子弟学校，统统养不起了；或者开始可以挺个三五年，但是企业经营没有跟上市场变化，产品在市场上淘汰了，但厂里仍在加班加点生产，直到滞销了，资金压住了回不了款，出现了高库存低现金流的流动性风险，缺少产品周期迭代的理念。
没几年，大约集中在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三线厂，要么只能重组，要么破产清算，从这时候开始，三线厂子弟的好日子结束了。厂职工的子弟要进厂工作变得比从前难了，生产部和办公室人员合并了，一个有开始要做从前两个人甚至是三个人的活了，快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开始买断工龄，卫生医院被划分给当地政府，子弟学校被划给当地教育局，除了招收厂子弟入学，附近农村的学生比例多起来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是一生，很多人没有在变化前做出应对。
对于工厂子弟而言，变化最初是在学校名称上的转变，从“XX厂子弟学校”变更为“XX镇（县）第X学校”。随之而来的是同学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般亲近，过去家长们彼此熟悉，孩子们之间的小摩擦不会演变成大问题。无论是拖欠作业还是小打小闹，老师通常会先让孩子在教室外罚站，体罚并不在考虑之列。工厂职工的家长们普遍重视教育，与学校紧密合作，家长和老师之间关系融洽，对于老师的教育方法家长们普遍认同。如果孩子行为不端，老师只需通知家长，孩子回家后自然会受到家长的“特别教育”，因此管理上并无太大难题。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外来学生的增加，他们有的内向，有的害羞，一旦言语过重，可能就没有机会去弥补。如果真的伤害了彼此的感情，那伤害就是实实在在的。过去那种打闹之后依然能做朋友的情景已不复存在，曾经的“不打不相识”已成为小说中的情节。现在的家长和老师之间缺乏联系，一旦有不满，他们可能会直接向教育局投诉。而在厂子弟学校时期，如果学生行为有问题，老师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家长，孩子回家后面对的就不只是老师了。如今，课堂上的纪律问题让老师不敢严厉批评，不敢严格管理。
到了2000年左右，那些能够通过破产安置的工厂都已经完成了安置，厂区的宿舍区也随之划归到了镇上的生活管理区，只剩下一些退休的老工人还留在这里安享晚年。原本的宿舍区，一旦有外来者入住，便会引来众人好奇的目光，仿佛他们是外来的入侵者，等着他们融入到厂区中。现在，随着厂宿舍区成了镇上的生活区，那些退休老职工反倒成了罕见的存在，只会慢慢减少。
我们这一代工厂子弟，从血统上看，或许算不上正统的厂三代，但实际上我们确是厂三代。从户籍来看，当我们对外介绍我们是城里人，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人，当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人，我们会说我们生活的地方不是农村。在身份认同上，我们被标记为三线厂子弟，既不属于本地人，也不属于外地人。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厂部，但当谈到故乡时，我们总会异口同声地提到三线厂的地名，如果定义出生地为一个人的故乡，那么三线厂应该是我们的故乡。然而，在那些出生三线厂外的人眼中，我们并不在那里人，所以我们是“不是农村的城里人”，或者称呼我们“厂X代”似乎更加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