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与“主体—客体—主体”哲学范式

一、上古中华之道的发现[2]

随着地球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中华先祖对天文、地理进行观测，对天、地、人的关系进行观察，寻求认识宇宙（天圆地方）中的寒热暑湿、雨雪冰霜、花开花谢、潮起潮落、日月轮回等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为发展农牧业生产和组织管理社会提供指导。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周而复始的一些规律，发现了以河图、洛书表达的中华天道，也就是自然规律。

地质研究发现，大约每3万年，地球上海水大进退300米。距今7万年始，进入全球最后一次冰期，全球气温变冷，大洋水位比现在低了100米，黄海当时是平原；地球冰盖南至太行山尾、秦岭。距今7万～4万年，最后一次冰期早期阶段，白令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东南亚海域，皆裸露为陆地。

距今4万年以后，间冰期，全球变暖，海水回潮，全球进入洪水期。距今4万～3万年，为晚更新世中期，黄海扩大至苏北平原兴化—淮阴—灌云一线。此时古羌戎的一支燧人氏（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在青藏高原昆仑山地区渔猎游牧。 距今3万～1.2万年，全球处于最后一次冰期中极寒冷气候，世界海平面比现在低了150米左右，其中距今2.5万年，东海海平面低了110米，最大水深为100米的黄海干涸为天寒地阔的大平原，东海大部裸露。这期间，由于青藏高原雪线下移，燧人氏因严寒迁居至河西走廊，游牧于弱水、黑水、丹水、合黎山、龙首山至天祝古浪之间（伊甸园）。

距今1.2万年，冰期结束，全球气候迅速转暖，海平面上升50米；内蒙古高原冰川融化，形成大大小小的众多内海。距今1.1万年，冰雪融化处于高峰期，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当时人类社会属于母系氏族社会），遇到第一次大洪水期，至距今1万年才略有下降。期间，黄河河套地区及周边大洪水持续19年，山海与地水连城一片，祸及中西部除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外的所有地区，尤其淹没了淮河流域，迫使此地居民退向山地，直下江南。距今1万年时，海平面又上升30米，路桥消失。此时期燧人氏处于渔猎游牧向半农半牧过渡，在河西走廊合黎山结绳记事，立天中表木观天象。燧人氏支裔魁隗（wěi）氏创立了以北斗九星（上古天象）斗魁寻找北极星来确定北天极的坐标星系统，确认了天北极（即织女星，天一），将天空中的星体分为阴阳两部分（亮的和暗的），发明了《河图》《洛书》，首创大山纪历，确定了十月太阳历的雏形天干纪历系统。

前8000年到前5700年，处于冰后期初期阶段，期间燧人氏分南北两路向东发展，南路发展为古苗蛮集团，北路发展为燧人氏伏羲羌戎集团。北路集团中的伏羲氏发明舍饲牲畜和栽培牧草、培植野生麦，进入伏羲氏女娲氏主导发展的时代。伏羲时代就是伏羲氏和女娲氏作为氏族首领，领导氏族群体创造的半农半牧及大山扶木圭表八卦纪历的上古时代。伏羲为中华各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

前7724年前，伏羲一代（羲皇）在甘肃天水以《河图》《洛书》为基础做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以母为贵）。前7724年伏羲一代在甘肃榆中，代燧人氏，继天道木德而王，成为周围氏族拥戴的共主——中央领袖。伏羲以共工氏为天象历法总官（在榆中不周山设立观象台），以木星为观测星，以织女星为北极星，以北斗九星斗柄指向大角、角宿星（青龙第一宿）为立春，以日表八索为定表游表，确立勾股玄周天历度，以大风雨表相风测八方风，定八极、四时、八节，法河洛，创八卦时空方位一体历。命四个儿子，分赴东西南北四方建天象台，掌管其区域内主观测星和太阳在不同季节里在天区和地平方位的出没规律[2]，确立了五方五行集合式的观测中心，发现木星十二岁一周期。以正月为岁首，造《上元太初历》。开创契刻文字体例体系，积契刻文书、历法、度律而典，典而册，氏族文化由此形成，传统由此形成，文献从此而生，大典少典氏从此代不绝人。前7688年，伏羲一代获白龟，观河洛悟太极原理，做太极图。伏羲时代迁居黄河流域的伏義太昊集团和迁居长江流域的豨韦防风集团，分别开辟上古黄河文化和上古长江文化。大汶口文化时代，第六代伏羲——太昊伏羲帝（第一代少昊），继承其父发明的金星历（后蚩尤氏完善），以璇玑玉衡、窥管诸仪器观测天象，初建二十八宿天市垣，发展了八卦太阳历，作十月太阳历。

其中，约前7200年，出现全球第二次大洪水。引发黄海大回潮，持续15年。中华大地受灾区域波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珠江流域，连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未能幸免。这是一次毁灭人种的大洪水，黄河中下游的东夷民族受灾深重。约前6500年，伏義氏后期，中华大地上笫三次大洪水，黄河泛滥，始发于河南，黄淮流域无法从事农事和生存，导致人类向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迁移。

前5800年至前3500年间，为冰后期中期阶段，气候适宜人类居住。约前5400年，海岸线在太行山东麓，山东半岛、泰山为海岛，华北平原淹没。太湖、高邮湖一带沦为海洋。因洪水泛滥，前5400年至前5000年间，燧人氏—伏羲氏及其他支系迁移至秦岭常阳山，开创了继大地湾（后沦为沼泽）文化后的仰韶文化，繁衍出炎帝氏族和黄帝氏族。这样，燧人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炎帝—神农氏族、黄帝氏族为骨干族群的西羌族团和太昊—少昊氏、蚩尤氏为骨干的东夷族团。炎帝氏祖少典，少典祖伏羲，伏羲祖华胥氏（燧人氏一支）。前5000年，海平面缓慢下降；炎帝继承伏羲氏，以火德王天下，居华山。炎帝在华山立中天表木，以此地为天地之中，传连山太阳历，有《连山易》建木之典，后由夏代继承。若干代后，炎帝内部祝融部和共工部争天下，神农氏代炎帝，继承火德王天下。

前4513年，神农氏七代和黄帝族（少典后代）联军打败炎帝族夸父和蚩尤联军，黄帝族入主中原，建立万国共尊一主的松散联盟分封制中央政权，开启人治时代。黄帝族废除《上元太初历》、少昊金元氏《金星历》、常羲氏《水星历》，创土星二十八宿十三月历、六十龟甲纪年历，即《调历》，使之成为天下通行历法。作《归藏》，总结氏族社会中王族衰亡之道。黄帝命史官沮诵（jǔ sòng）、仓颉统一天下文字，实行仓颉书。黄帝四代时，开创了玉器文明。黄帝氏族在中原400多年，九黎—炎帝联盟复国，进入少昊时代，黄帝部退回北方。少昊—颛顼时代，废除《调历》；父系制度迅速发展，以至繁荣。颛顼时代，对天道巫政历法做了改革，统一历法；使儒、巫分工，奠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格局。

前3500至前3200年，中华大地第四次小洪峰，主要在黄河中游，受灾主要是共工氏和颛顼氏区域。前2200至前2000年间，又一次洪水期的高峰时期，为尧舜禹时期，由于人口较以前密集，农耕经济、文化较以前大大进步，对当时各氏族影响较大。历经夏商至商代末期，周文王创制后天八卦（乾北坤南）继承伏羲先天八极太阳历，并加以改造，实行十月太阳历，《周易》兴，对天道、人道的认识逐渐深入。

道，天在人首之上行走，意为“天之动，天之行”，有生命力生生不息之义。天的运行轨迹，周流不息，天道指的是以某天体为中心（如太阳、北极星）系统的运行和时序变化的自然规律。中国上古三皇五帝时期，中华先祖沿着由西向东、由高向低的路线，向中原河洛地区迁移、汇集、融合（黄淮大平原适合麦、粟等农作物生长），然后再向东、向北、向南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为促进农牧业发展和组织管理社会的需要，天之道在天文观测中逐渐被发现，且认识不断深入。至尧舜禹、夏、商、周时期，大体都用十月太阳历，用八卦、六十四卦、十天干、十二兽、六十甲子进行历算，此为司天，目的为属地，即决定人事诸种活动的宜与不宜。以天道定人道，道在人类社会则为天下为公的王道为内核的人道，或处于统摄地位的中央族群的王道社会治理。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它是通向中国古代人文学堂奥的关口。以天道定人道，以人道顺应天道，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二元三相”的基本结构，即官本位文化（王族文化）和平民本位文化（民间文化）。前者又包含两相，即史官儒家文化和巫官道家文化两大系列。

儒道皆出于巫。巫贞集团，是以上古首席巫教主为核心的政教合一集群，他们主持祭祀、教化、典籍、参政谋划。其中侧重于教化、典籍的，为儒巫，属五正之官，分正人伦、礼制、尊卑长幼亲疏等，负责研究、整理、记载有关这方面的经验、政策、法令等。而专门观测日月星辰运行、四时变化，制历算，传达上天旨意的，为卜巫（执中者），他们预测天象、物候、节令变化，还要祭祀祖先，沟通天地人关系。古代，执中者也叫柱下史（或星官、天官）。中，就是天竿华表建木。掌握测天地之中的方法叫执中。中也是庸，“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手执中央天竿的风姓族人的象形字，就是‘庸’字。执中就是执庸。”[3]可见，巫在氏族中处于核心地位。

儒道分离起于颛顼，颛顼命重、黎二氏司天地。黎司地理百姓，担任儒巫，为原始儒家大祖。重为卜巫，是原始道家大祖。重继任了燧人氏在河西走廊合黎山开创的观天授时之职，继承了伏義、神农、共工、黄帝、義和、常義等先祖前仆后继的中华天道探索之路。

在儒学发展方向上，至春秋时期，由孔子开创仁学理论，并将“仁”贯穿于“礼”之中，期望回归天下为公的王道社会。该理论把胞族内部血缘关系的仁爱人伦观推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倡导互爱；推向治国平天下的从政系统，倡导“内圣外王”；推向社会理想，倡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这是一个自爱系统的延伸。同时，要求自我防御，自我保护。要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置国家、民族利益于第一位。春秋及其以前，“天”除了具有客观存在的自然之天含义外，同时还具有人格神的意义。仁学理论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来立论，把“天”这一范畴做了改造，天被人格化，赋予道德意义，人格神的意义被剔除。“孔子为史官，传‘执中’‘中庸’之术”，[3]中庸是孔儒仁政的核心，是对舜帝“允执厥中”思想的继承。西汉董仲舒把儒家学说改造为汉武帝所需要的国家学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即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文化，维护家天下统治，自此，“董儒”便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代表、正统文化的象征，实际是皇帝所需要的权术和变质的儒家文化。以至近百年来，“把被皇帝们变质了的儒家文化当作真正的儒家文化”[4]来批判。变质的儒家文化从董仲舒开始，王阳明、王夫之，都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天人一体相同，这与天文、历法被官方垄断，知识体系被分割开来有关，也与天被赋予道德的意义，而不需要真实的天——天被遮蔽，大道既隐——有关。

道学发展方向上，从上古时期，经夏商周三代，由《易》《老子》《庄子》进行了卓越的理性思辨，并学说化。世界各国的图腾文化，只有中国发展为先天易学说、后天易学说和黄老学说或老庄学说。“老子之后，天文历法成为官方秘学，为‘钦天监’所垄断”[3]。道家也是以天人合一来立论的，但道家的“天”无道德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人头顶上的天区，与天文、历法密不可分的天。道家的“道”，在天文就是天道，在人文就是天下为公的王道。

平民本位文化（民间文化）的早期代表是墨家。墨学，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尚贤”，反映和代表了私有化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实践要求，即小私有者之间平等、自由交往的要求。由于不利于封建统治，西汉开启重农抑商政策，墨学长期被禁。作为人数众多的平民，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再也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只能散见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诸如杜甫的诗、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等。

“二元三相”基本结构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天道定人道的结果。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具有天人合一的特征；在阶级社会内部虽然呈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主客两分、同一阶级的胞族内部存在主体际倾向，但统治者统统解释为天道之必然、自然之等差，遮蔽了真实的阶级关系。其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具有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和主体际倾向（天下为公）两大特征。

三、遵循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文化的特征之一

天道指天体运行和时序变化的自然规律。“和”是多样统一，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统一，异质的事物合在一起形成统一就是和。天、地、人、万物这些异质的事物合在一起，遵循自然规律而和谐统一，就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

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是中华先人发现的宇宙模式及其密码常数，是中华先人在自然功能态下获得的宇宙信息传导的大文化密码”。[5]“史蒂芬·霍金在《大设计》一书中强调指出，人类一直在使用不同的外部世界图像，而且这些图像在哲学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6]《河图》《洛书》就是古代中国人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图像。中华先人研究天道目的是掌握天地人之间内在联系，在天人合一的宇宙（天球）系统中确定人的行为，即以天道定人道。《河图》《洛书》的形成及其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前1万年，燧人氏在合黎山（甘肃张掖）立极开天建历，辟地定方。“立极就是通过仰观天象，确定天穹的原点，这原点在夜为天北极的北极星，在昼为当地真午时的日高天。由此确定日月星辰的周天运动规律，确定周天历度，而建天文历法，从而开天辟地。有了天文历法，天乃开明，就有了文明，就是开天。”[7]“定方就是通过俯察地理确定大地的地平方位和日月星辰升落的位置，将族群活动的区域划分出地理坐标，辨正方位，从此使混沌的大地有了方向、方位，就是辟地”。[7]定方的原点（天齐，即天的肚脐，天地之中）就是合黎山。燧人氏日观太阳东升经中高天西落，夜坐井观天穹如盖、中高四下，认为天圆地方。《河图》《洛书》，就是以地上观测点不动，天中心的极星也不动，“观测者看到天上星象围绕着天心车轮般运转，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标记天上星辰一年四季中阴阳两半年运转方位。”[2]

《河图》是上古星图，“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北斗九星的四陆二十八宿星图。”[8]“《河图》也是古先天左旋太极图，河图数序1-3-7-9和2-4-6-8分别连接成两条连环线，从1穿过10与5、2相连，即构成S旋臂太极左旋图，白臂为阳仪，黑臂为阴仪，5与10为天齐，即太极无虚。”[5]“《河图》太极中心十阴围五阳，十阴内陷收敛，五阳居中心受激扰激化阳动，十阴比五阳出现动力差，发生太极涡旋，这就是太极动力的根源。”[3]“涡旋中心是万能之源、万象之根，命门所在，玄牝（pìn）之门。”[3]

《河图》是天道自身运动轨迹，是天河信息行气运转图。地球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也是左旋，即自西向东，逆时针旋转。

“《洛书》是在上古北斗九星悬朗年代，观测者面向北方站立，观察北斗九星绕北极织女星四季旋转时斗柄指向，也就是以观测者身躯为‘表’的地平浑天星象四正四隅出没坐标图，是天河星象的天地方位一体图。《洛书》‘戴九履一’，‘九’是1万年前的北方星空中的北斗九星，‘一’是北极星。”[7]《洛书》也是八极先天阴阳二气化生图。“将1-3-9-7连线，得大四方四正之图，将2-6-8-4连线，得小四方四隅图，合为四方八极图。阴为隅，阳为正。5阳在中央，腹心居一，外有四正，象天齐日心，是为太极。”[3][5]“《洛书》1-3-9-7和2-6-8-4，是阳气由初生而盛而衰，阴气由初生而盛而衰的正进过程，却是反左旋而右行，这恰好是地球上的人们所见到的、感觉到的太阳光辐射的冷热变化过程，也即是天道冷热阴阳气的行气到位（八极）过程。可以说，《洛书》实际是天道行气于地球的气象天文图，也即天气转为地气的地气行气到位图。”[3]

无论《河图》，还是《洛书》，其腹心皆有一个白圆圈，此为无极，也即太虚。“既是无极又是太极，是宇宙命门。”[5]所以，《河图》是先天无极太极图，《洛书》是先天无极八极图。无极而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生四象，四象生五行……无“无极”则无太极。[3]“河图洛书均为十月太阳历图”。[3]

伏羲时代，“伏羲则河图洛书，听八方风作八卦，取太极阴阳和三生万物的原理，以八卦的形式完成周天历度，分割天穹的圆周为8等分。作为八方季风所属的天区长度，每区45度（45日）。”[7]“由《河图》演化来的伏羲八卦是与银河系的漩涡相吻合的。《洛书》则是从空中北极星天齐位俯视地球时所见一切的高度抽象，都可以用《洛书》所演化的后天八卦来表现。”[3]

伏羲八卦方位古太极图，“阳动阴静，阳仪圆首在前，尾在后，阴阳相抱旋转”，[3][5]凡反旋转即左旋转，为先天太极图，又称天道太极图。“生活在北半球的古中国人，因赤道在南而北极在北，北冷南热，南面腹阳背阴，天阳地阴，所以以南为离阳乾刚，以北为坎阴坤柔。所以先天卦位‘自震（东北）至乾（南）为顺’，‘由巽（西南）至坤（北）为逆’”。[5]“伏羲古太极图的阴阳两仪的鱼眼，像火又像水滴。”“水就下，火上炎，水从天上来而归于地，火从地上来而归于天，水为阳中阴，火为阴中阳，水生阳极，火生阴极。”[3][5]“S曲线，概括了宇宙模式，地球赤道两端，信息各翻转，S形一目了然。”[5]“太极图阴阳鱼的S曲线周流图与河图同，八卦圆布列与洛书同。”[8]

“伏羲六十四卦太极图，是太极河图象、数、理推衍图。河图中已经有数，是宇宙密码。六十四卦先天太极图，将这种密码易变规律图示出来。这种太极图以中央圆为无极，阴阳旋臂曲线依托于无极，但实际上两条旋臂是穿过无极的中轴线（中心线）——赤道，因在无极之内，故无，不画出。但在阴阳二旋臂面上，各有一直线，分别代表阴极盛和阳极盛。太极盘上的黑旋臂内侧的‘白以渐而长，黑以渐而消’，白旋臂内侧的‘黑以渐而长，白以渐而消’，以乾姤（gòu）之间和坤复之间转折。这与太极圈大圆上排列的六十四卦的递变相一致。于是，构成一个生生不息、周行不殆的宇宙万物生化图。”[3][5]

文王八卦方位太极图，是后天太极图。凡顺时针旋转即右旋，为后天太极图，又称为地道太极图或文王古太极图。“野草的叶子从里向外是右旋的；赤道以北的太平洋黑潮暖流，是右旋；太阳的视运动东升西落是右旋；居于北半球的人，所见自然界以右旋为主。”“地球自转、公转均左旋，故天道左旋。左旋太极图为先天太极图。”[3][5]后天太极图中太极右旋，两鱼眼坐阴阳小双圆。“此图贵乾卑坤，以乾为父坤为母。”[3]“后天太极图，是宇宙万物顺行气机循环周流不息的图式，所以昼夜、四时与十二地支的太极图示为后天右旋太极图。大气运动曲线为后天右旋太极图，人体太极图示为后天右旋太极图。”[3]

“太极八卦图本身是先天易和后天易的复合体。先天图体现天道必逆数，后天图体现人道必顺数。合之“一阴一阳之谓道”，复归宇宙纯阳信息无极太极。八卦图是以地球人为观测中心的、地球环天（宇宙总体），并以太阳为目标的运动轨迹的、天地双重八极宇宙常数列布图。”[3]是宇宙总体运动模式图。[5]

“河图洛书是宇宙结构图，也是宇宙运动图。太极图是宇宙运动大化和合图，六十四卦是宇宙结构和运动的密码——本数，古代中国称为易数或气数。”[5]“河图洛书的中心点与太极八卦的中心点是重合的，两者互涵。河图洛书重在天地运动模式与气数规律，是动态的显示；太极八卦是天地宇宙方位与气数规律，是静态的显示。”[3]

上述河图、洛书、八卦、太极、易经对天道、天人关系的描述，符合自然规律，是中华先祖科学探索的结晶。例如，人在生命节律周期上与天道对应，即天人相应。在本源物质（气）上相同（万物一气耳），“具有类性同一的内在规律”，[3]因而人在生存和发展的行为节律上要天人合一，这是中医理论的科学基础。再如，在农业种植和牲畜饲养上要遵循自然规律行事，才能使得农业和饲养业获得发展，提供更多的生存资料。

但是，中华古太极八卦图，以及河图洛书承载的是宇宙天文信息，是以地球为观测点，以人为转移，建立起来的宇宙天文信息坐标系图谱。客观环境被看作天时、地利、人和，即天道、地道、人道三才协调组成的巨系统。所以，古人认为河图洛书、太极八卦，原本一理，皆是天地人三才大道信息统一体，即太极八卦先天图不仅是宇宙模式（天体星座模式），还是人类模式（个体和群体模式）、社会模式和万物模式。太极图中联结阴阳两极（两仪）的是太极共和曲线（三或中，“在太极图中，三是太极S曲线，为万有合力，为纽带，为中介，为中和，为基键，为中心。”[3]），对于人类社会，这个太极曲线就是社会管理体制。“太极图表明了宇宙的动态生化模式是‘一分为三，涵三为一’，而不是对立斗争。”[3]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一分为三，三而合一。我们看到，没有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分别，只有以自然现象解释社会现象，以天道定人道。“中国古代哲学的词语，都是‘一身而二任焉’的复意体，它包含了自然，也包含了社会。”[9]例如，以道言太阳，还可以以太阳之道比附圣人、民心、大同社会，使天人合一成为中华先人世界观、价值观的内在特征。

以天道定人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人顺应自然规律而行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续基因（否定主客两分的路径），并长期作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主导思想。这样发展出的一套中国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迥异于西方的科技，天文学、农学、中医学、制器之学，无不如此。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和内在矛盾，也用天道决定来解释。在阴阳、太极的思维路径中解释阶级社会中的各种关系，遮蔽了真实的阶级矛盾。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没有区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用天道来解释社会现象（人道），显示出其局限的一面。

应当指出，人顺应自然规律，是被实践所验证的，以天道揭示和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合理的、科学的。但“人们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10]这种制约和影响根本上是通过劳动实践实现的。在人（社会形态）—自然这个复合系统中，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同时起作用，而以天道、天人合一来解释社会现象，往往带有主观臆断或比附（如用天体之间的围绕关系解释自然的或血缘的等差关系，进而被转变为社会的等级差），甚至人为以此掩盖阶级矛盾、麻痹劳动人民。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整理、研究古代典籍，应当予以取舍，继承好以遵循自然规律、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优秀文化。

四、主体际倾向：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文化的特征之二

（一）中国先秦儒道墨家文化具有浓郁的“主体—主体”交往关系的指向性

中国自从夏、商、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状态，国家内部长期存在胞族共同体。夏、商、周是政教合一的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下的宗法制向封建制（去神权）的宗法制过渡的时期，历经300多年的动荡期，统一天下成为时人的共识。这一时期，因为中国经历了大同社会，也经历了以“家天下”为特征的贵族专制的奴隶制社会，所以恢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王道大同社会是道家、儒家、墨家的追求，他们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主张重回大同社会的天人合一状态，或尧舜时代或周公时代，褒贬霸道、否定亡道。[1]“儒学、道学、墨学等之所以大化流行，皆是因为适应了向封建制下胞族社会为根基的国家统一的需要。”[1]

先秦儒学理论源于周初文明，“而‘以人为本’是周文明的思想内核，周代思想甚至认为，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都是听从人民的，快灭亡了才会求神问鬼，而且无济于事”。[11]当然，这里的“人”指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平民阶层。先秦儒学是对周礼的改造和创新，“以仁为本，将‘忠孝’对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策略，将家国统一的政治奠定在伦理政治基础上，这是胞族社会的国家化政治之道。”[1]这里的伦理政治是去神权观念的重人事的制度。先秦儒学思想体系体现在以下五个范畴中：

其一，仁。仁者，爱人，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准则。从人从二，体现了主体际交往之义。

其二，义。自己不仁要羞愧，他人不仁要憎恶，维护仁的交往取向。

其三，礼。谦恭待人，尊卑有序，就是礼。仁贯穿于礼之中，礼是仁的文化载体，是人际间交往实践的外在规范、礼仪。

其四，智。知仁之道，明辨是非，不受蛊惑，是行仁者的存在方式。

其五，信。信守交往规则的承诺。

先秦道家理论，“以‘阴阳’生殖性交往为本，来辩证地透析人生、政治、社会交往方式的选择，决定运用何种中介手段和怎样运用中介手段，决定对中介客体的解释方式。”[1]道，原本是血缘共同体的‘公道’——交往规范。“大道废，有仁义。”大道当指部族社会中“天下为公”的规则。仁义，是“天下为私”社会中通行的交往规则。《庄子》是天下为公的局面消解后，恋旧的士人渴望“逍遥”处事，内心想回归交往共同体的写照。

墨学，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尚贤”，这些概念中贯穿着主体际倾向的哲学范式，反映和代表了私有化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实践要求，即私有者之间平等、自由交往的要求。

先秦显学儒、道、墨皆具有行王道的主体际倾向，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内核。在阶级社会，这样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但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不断涌现出为行王道而不懈努力的优秀人物，尤其在朝代更迭时期更为突出。

（二）中华文化二元三相基本结构中，平民文化也具有主体际倾向

人类交往最初以自然交往方式存在（繁殖、生存为目的的交往），是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内的共同协作。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是生活于社会组织中的人，处于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状态。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不断地社会分工，有了剩余产品，产生了私有制，共同体内部分化出异质性的个体主体，产生了“主体—主体”的分化。胞族内部“主体—主体”的分化是导致“主体—客体”分化的前提。

夏代之后，中国进入了维护奴隶制的邦国体制，西周则建立了奴隶制与宗法制结合的邦国体制。宗法制就是天子分封土地和子民给诸侯，谓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子民给大夫，谓之家；大夫可以继续分封。受封者多为有血缘关系的胞族，且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从而血缘关系等级化。夏、商、周奴隶社会宗法制下，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是主客对立的，但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君与民、君与臣，没有阶级、阶层的对立，都如同父与子般的自然等差，是天道自然。同时，由于宗法制的存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存在等差的主体际倾向的关系，自由民中也保留等差的主体际倾向的关系，商代的“徒”，周代的“庶民”，都是下层胞族中有一定自由的劳动者。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经济过渡时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主客两分，以主导的形态客观存在，主要集中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制度层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内部胞族共同体的主体际倾向，处于从属地位。这一时期，平民利益的代表——墨家崛起。

秦统一天下，郡县制的封建帝国制度建立起来，但乡村基层的胞族宗法制却长期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由于个体小农经济的存在，在农民阶级内部长期存在着自然等差的主体际倾向。但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中，帝国统治的集中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求相对自由形成对立，始终是各个朝代的主要矛盾。在意识形态上，西汉董仲舒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国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代表、正统文化的象征以后，形成“外儒内法”的官方意识形态，各朝代通过科举制度，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使胞族内部的主体际倾向必然受到限制和弱化，墨家绝传即与之有关。明清专制时期，理学兴盛，胞族内部的主体际倾向进一步被弱化，等级差别愈发被强化，表现为皇帝是唯一主体。由于封建王朝的思想家并没有将儒家思想的前提——天人合一做根本的反思，必然导致：一方面天人合一长期作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阶级对立不被视为主客两分，而是天道阴阳之必然。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强化专制、打压反思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与农民阶级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主客体关系，农民阶级处于客体地位。晁福林专门研究了农民战争中是否反对皇权的问题，结论是农民战争在政治上是奉行皇权主义的。从秦朝陈胜、吴广到东汉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方腊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封建统治下阶级对立的主客两分是客观存在的，也是被各个阶级所认同的。

个体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是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如锻磨、制坯烧窑、打铁、制酒、屠宰、木工、泥瓦工、织布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个体小农经济发展所离不开的。“在肯定个体小农经济应当存在和发展这一点上，封建统治者和农民阶级是有共同之处的。”[12]具有主体际倾向的平均主义是个体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产物，也是农民阶级借以确立“主体”地位的价值观。尽管如此，农民阶级期望的不过是适度的主客两分状态，均等化只是理想状态而已，这是农民阶级价值观的体现。

代表平民利益的系统化的理论是墨家学说，由于不利于封建统治，西汉开启重农抑商政策，墨学长期被禁。有学者认为，墨家所代表的文化倾向为革命，其理想通过历代底层农民起义反复呈现出来。这应当理解为没有墨家理论指导的不自觉的革命呈现。但不可否认，儒释道中主体际倾向被广泛认同，也往往成为发动和维持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在每个朝代，阶级矛盾最为突出的时候，在农民起义的旗帜上表现得最为典型（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都没有自己系统化的理论）。

秦朝，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内）起义。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政治口号，动员被压迫者，推翻残暴压迫和剥削百姓的秦朝统治者。无道，就是不遵循“天下为公”之道。

唐末农民战争中，裘甫在浙东领导农民起义，铸印曰“天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代王仙芝成为起义的主要领袖后，自称“天补大将军”。天补者，代天行损有余以补不足也。这是把“均产”的要求写在造反的大旗上。

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南宋初年，钟相、杨么（yāo）在洞庭湖周边地区起义，口号就是“等贵贱、均贫富”；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即不分贵贱贫富，在“法”的面前一律平等。当然，这个法是在封建制度下，保护士农工商利益的法。

明末农民起义提出了“均田”“免粮”，老百姓传唱歌谣“闯王来了不纳粮”。

太平天国运动提出“概免租赋三年”“薄赋税、均贫富”。

这些口号渗透着主体际倾向，充分表达了农民阶级的价值观和渴望。上述多数起义，在起义军内部都倡导父子、兄弟、姐妹般的关系，为凝聚人心和团结一致提供情感和文化的支撑。

可以说，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主客矛盾，各阶级内部的胞族内又存在着主体际倾向的关系，形成了既有阶级矛盾又有内在张力的社会结构。在阶级矛盾缓和时期，小农经济和手工业得以发展，主体际倾向的关系是维系阶级矛盾的润滑剂。而当阶级矛盾尖锐时期，主体际倾向的关系则成为打破阶级矛盾的精神动力。这类似于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二元三相结构中，平民文化和先秦儒、道、墨推崇王道，具有天人合一形态的主体际倾向。而天人合一、以天道定人道贯穿于秦朝以来的中国阶级社会，有其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前者将会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拓提供丰厚的文化历史资源。

五、“主体—客体—主体”哲学范式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大特征的继承

从人道顺行（太极→万物），从单一物种的“进化论”看，文化、文明是人类的专利。

就文化本质而言，中华文明是无神论为前提的太极和合的和文明，是道器整合互动的文明。在上古部族联盟的原始社会，智者们认为，异质的天、地、自然、万物与人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有节律地运行的宇宙，就是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效法自然节奏，与自然和合，以求得生存与发展，即天人合一。进入阶级社会，由于人性具有慈内残外、自爱自卫的两重性，由慈内而自爱无私，由残外而自卫自私，这种兽性与人性混合的善恶交变，也开始了自身异化的过程。“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被“损不足奉有余”的人道取代，“天道逆行，人道顺行”，“人道”顺着统治者的欲望顺行，欲生私，私生妄，妄则掠，掠必然打破平衡与和谐，人们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日益分裂为两个世界。在社会总体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主体—客体”关系成为主要矛盾，而胞族和宗法制下的主体际倾向与之并存，且从属于社会主要矛盾。

但是，无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还是董仲舒顺应帝制统治的需要改造的儒家思想，都是以自我封闭和内循环的天人合一为前提，以天道定人道。社会的发展和内在矛盾，用天道决定来解释。在阴阳、太极的思维路径中解释阶级社会中的各种关系，遮蔽了真实的阶级矛盾。统治者是不能容忍主客两分思想存在的。以阴阳、太极为前提的董仲舒、朱熹之流的学说有利于麻痹被统治者，有利于维护各民族的大一统，是维护统治者利益所需要的。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没有区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用天道来解释社会现象（人道），显示出其局限的一面。

就文化本质而言，西方文明在主流上是天道、地道、人道相分离的，以有神论为前提的，以人欲为中心的利益驱动文化。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西方统治者不断使用工具（包括他者，以制度为保障）这一文明成果延长其官能，扩张其索取欲，使得这种文明成果逐渐强化为使西方人和大自然隔离的藩篱，西方社会日益成为和自然界相对抗的力量，于是天人分离，霸权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包括他者，即他人也变为工具、客体。）征服一切，成为主客两分。西方人用主客两分发展出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西方文明，但西方文明和科技的发展和使用，破坏了天地万物自然循环的生命链结构，破坏了“天道无为”“大道至公”“损有余补不足”的法则，必然使人类遭受其害。从当前全球来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和科技，以全球化为名义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他们的“游戏规则”，在“太极→万物”方向上奔跑，制造出的商品客体越来越多，而且不断创造出新的替代旧的，人占有商品客体的欲望被资本所左右的媒体所激发，人为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对抗愈来愈强。西方统治者对全球的金融霸权掠夺，对自然环境的大肆破坏，如农药、抗生素等化工产品的大量制造和使用，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全球有识之士的共识。这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单一主体—客体”实践及其全球化的结果。

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存在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分裂，存在无止境地追逐个别利益、短期利益的冲动，存在以公共利益为代价换取个别利益，以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以自然利益为代价换取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动机，从而相应地存在着把这种动机付诸行动的社会机制。[13]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借助资本的力量，使用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战天斗地，向自然索取、向他人索取，维护少数人利益。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提升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水平。但是，这种对自然的更为深入和广阔地占有，不是也不可能是全人类的占有，而只能是资本的占有。……另一方面，自然界在资本的眼中，不过是有用物，不过是人的对象。尤其随着资本对物质财富的贪婪，对高额利润的贪婪，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被严重‘断裂’……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关系都被异化为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10]就目前的生产力状况看，二三十年间，我们将面临更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如：珍稀动物濒临灭绝、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水土和大气污染，还有医疗和教育最大利益化引发的社会问题，等等。

我们看到，私有制下的“主体—客体”哲学范式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的、科学的特征之间，二者是不相融的。

公有制下（包含原始公有制），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短期利益的行为会受到抑制，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机制会被否定或修正。社会机制的建立和调整要顺应自然规律，“将人从其社会关系中提升出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变革，使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10]

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关系的体现，能否天人合一，还要看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孔子时代局限于用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来比附社会现象所不能认识到的。

从天人合一到天人两分，再到更高级的天人合一，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循环。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替代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道路（当封建制度阻碍生产的社会化时，社会化大生产可以采取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也可以采取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市场经济这个手段，重建天人合一的“人—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大环境，在“太极→万物”（物化规律）方向上奔跑的同时回归“万物→太极”，使人与自然的对抗趋向最小，文明的异化过程虽不会消失，但可以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以“主体—客体—主体”为哲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哲学范式内含着“主体—客体”与主体际的双重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主体是心物一体的主体，不是心物两分的主体。在这里，“中介客体”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体—客体”关系；此“主体—客体”关系，既包含了主客相容，即遵循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又包含了主客相对（包括直接对抗和非直接对抗）。作为异质主体的主体际关系，是建立在“主体—客体”关系上的，通过“中介客体”而相关和交往，并相互建立为主体的关系。以中介客体为纽带的主客合一、相融并不否定主客对立，而是一种极高明的智慧。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文化的两大特征均可以在这一哲学范式下被转化继承。

“主体—客体—主体”哲学范式打破了单一主体对他者的社会统治的哲学范式（即“主体—客体”），这样的交往实践图景寻求弱化或消除资本所有者对消费者的控制之道，引导人们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向利益共同体。遵循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成为“主体—客体—主体”哲学范式的内在特征，也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要求。如果否定遵循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主客相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仍然处在满足人欲为中心的有限度的利益驱动的圈内，随着科技的进步，向自然索取会越来越有效率，与自然对抗愈来愈有力量，同时对他者的统治手段愈来愈多，愈来愈隐蔽，强度愈来愈大，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会停留在旧的哲学范式上。这样，经过上古天人合一的等差主体际→等级制度下的主客两分→社会主义新形态中遵循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为内在特征的“主体—客体—主体”哲学范式，社会形态和哲学范式的更迭，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主体—客体—主体”哲学范式正是更高级的遵循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一般形式。

“认识的过程开始时是整体的、概括的、笼统的认识，经过逐步展开分析，深入到局部的、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再上升到新的综合，这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14]从科技创新史上看，对于整体的、概括性的知识，中国古代很有优势。而封建统治的束缚和天人合一的文化特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使局部的、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处于劣势。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在“主体—客体—主体”哲学范式中，既会运用主客两分的方法，又会运用“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方法，必然会爆发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新的综合，进而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然保持动态和谐，并育而不相害。

重建遵循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人—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大环境系统，不是回到先秦文化所导向的社会，而是立足现实，用“主体—客体—主体”哲学范式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文化的两大特征，开创社会主义新文化、推进“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形态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