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逐步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大局。近年来，随着生产中安全事故、产品质量问题、环境污染和员工权益受损等社会事件得到曝光和处理，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备受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Freeman，198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多次提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要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社会资源进行持续高效的整合，进而引导国家的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创造社会共享价值。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起步较晚，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感还相对淡薄。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的著名经济学家任玉岭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我国企业应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所暴露出的问题，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责任标准（黄乐桢，2005）。作为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为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以法律法规为主的正式制度对于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正在逐渐完善。自2005年以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陆续发布了多条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指导意见，旨在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从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原则、内容与主要措施等方面对中央企业提出了要求，指出中央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

然而，目前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的表现仍然不甚理想。根据KPMG发布的The KPMG Survey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2022显示，2022年中国百强企业中79%的公司发布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自2008年起，第三方机构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ankins CSR Ratings，RKS，以下简称“润灵环球”）开始编制并发布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报告。在近十年的报告中，各参评企业评分普遍偏低。另一家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讯网从2010年开始，针对上市公司在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的社会责任表现进行评分。与润灵环球的评价报告类似，企业间的得分普遍较低，且在各单项中的表现也参差不齐。由此看来，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无论是积极性还是规范性都有待提高。仅仅依赖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过程进行约束和规范，目前效果尚不理想。

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来看，包括我国在内的转型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备，非正式制度因素在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王艳和李善民，2017）。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意识和表现还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空间，除了接受来自正式制度的规制之外，也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作用。艾伦等（Allen et al.，2005）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者保护体系、政府监管和信息环境维护制度都尚不完善。因此在理解我国社会和经济问题时，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不可忽视（陈冬华等，2013）。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逐渐形成，并得到社会成员广泛认可、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不同于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合同等成文规定所代表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通常通过对价值信念、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塑造，指导个体或族群的行为和决策。

文化是一类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是指导一个国家的决策和行为的不成文的行为准则（North，1990）。文化既可以从微观层面影响个体的认知决策和个体间的合作互动，又可以在宏观层面推动国家立法和相关治理战略的落地。作为微观经济的重要主体之一，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总是嵌入它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当中。关于文化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从20 世纪初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903）论述文化伦理与商业活动之间的联系，到20世纪90年代内克和基弗（Knack ＆ Keefer，1997）将文化引入主流经济学，探讨社会信任对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再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维度开始研究文化对宏微观主体活动决策的作用机制（Guiso et al.，2004；潘越等，2009；Alesina ＆ Giuliano，2015；等等），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张川川和李涛（2015）指出，在针对我国的研究中，文化对个体决策行为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学界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因此，本书基于文化的视角，讨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非正式制度影响因素。

中国是研究文化与经济行为决策的“理想实验室”（戴亦一等，2016）。使用中国数据可以很好地探究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首先，将研究对象限制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可以保证正式制度背景的基本一致，从而更好地识别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次，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精神主轴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信任，从古至今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很多文化分支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主义文化的体现。代表着中华文化价值思想的内核和精髓的集体主义文化，培育了符合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戴亦一等，2017）。同时，无论是哪种内涵的文化，信任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指导着道德规范的建立。再次，探究文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要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程度的地域差异。我国幅员辽阔，拥有五十六个民族和八十余种地方方言，文化差异明显，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天然、优良的数据条件。最后，我国企业在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便于深入理解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作用机理。因此，中国数据为本书提供了良好的实证基础。

基于以上社会现实与研究现状，本书立足于中国场景，探讨文化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具体来说，本书依次从中国社会的主轴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社会信任文化入手，考察文化对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本书尝试将文化这一典型的非正式制度与我国企业现状相结合，为当代公司治理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二、研究意义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有效促进经济与社会的整合。文献中关于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如何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的论述仍然缺少证据支持。探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如何规范和鼓励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引导企业正确看待履行社会责任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来看，目前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作为“理性经济人”，企业只需要关注自身利润和市场绩效。而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内的观点则认为，企业不应只承担经济责任，其作为“社会公民”的社会责任也应履行。本书从文化入手，探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可以尝试回答企业社会责任到底是企业自利的工具还是利他逻辑的体现，同时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与其中的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其次，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新兴市场。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探索中国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角色意义重大。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起步较晚，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缺少更加完善的正式制度的规范和保护，因此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更容易突显。使用中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可以更加有效地识别中国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作用。同时，中国社会拥有丰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为识别在影响企业活动的过程中文化间的协同与互动，特别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提供了更加独特的经验证据。

再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文献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企业内部结构方面，公司董事会结构、高管结构以及股权结构均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造成影响（王海姝等，2014；Lau et al.，2016）。在对外部环境因素的探究中发现，不同国家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与本国的法律制度密切相关（Liang ＆ Renneboog，2017）。本书从中国文化入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一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对文献进行了补充。

最后，近年来随着文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经济行为被发现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Guiso et al.，2004；Guiso et al.，2006；李金波和聂辉华，2011；等等），公司层面的财务特征和风险决策（潘越等，2009；戴亦一等，2016），以及个体层面的移民、就业决策和储蓄行为（郭云南和姚洋，2013；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等等）。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探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文化动因（Cai et al.，2016），但相关研究并不系统和完善。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既有指导中国文化的精神主轴——集体主义文化，又有各类文化的道德基础——社会信任文化。本书的研究较为系统地讨论了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主轴和道德基础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以及文化与正式制度之间的融合协同关系。

（二）现实意义

其一，《“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将文化软实力的积淀与物质硬实力的日益强大有机结合，用文化助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当前国家战略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命题。本书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和表现入手，为如何在经济实体的实践中弘扬传统文化的优良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对企业决策进行软性约束，提供政策启示。具体来说，我国应该继续坚持集体主义的精神主轴，坚守社会信任的道德基础，并将这些文化精髓运用于公司治理当中。

其二，本书的研究发现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多来自非正式制度，即文化视角的治理思路。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依靠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规范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及履行的同时，还要善于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发扬当代文化之优势，把中华优秀的文化资源充分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本书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讲话，提供了指引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