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晚清新小说概念

目前学界关于晚清新小说的概念说法不一。晚清新小说处于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期，所以在时间的上限和下限问题上有不同的界定。李欧梵在著作《现代性的追求》中设置了“清末文学”一个章节，其标题是“清末文学（1895—1911）”，也就是说李欧梵所指的清末文学是1895—1911年间发生的文学，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清末小说自然也应当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李欧梵的说法影响很大，尤其是时间下限的定位是很多研究清末或者晚清小说的学者普遍采用的说法。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说：“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1]文章认为1898—1911年是晚清文学发展的高潮，其时间下限和李欧梵的说法一致，但是时间上限却大大提前了。王德威这样划分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19世纪以来的狎邪小说所开拓的情欲主体想象上对其后的文学影响深远。韩南在《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使用了新小说的概念，对新小说的时间上限作了描述：“《新小说》从1902年至1903年以连载形式发表了梁启超本人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该作品被公认为‘新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晚清时期大部分著名小说都是从1903年开始以连载形式刊出的，有几部就发表在梁启超的杂志上。”[2]韩南的这段表述里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1902年“新小说”出现的起点，一是1903年大量新小说开始出现，但是从逻辑上推断新小说的出现时间应当为新小说概念厘定的时间上限。黄锦珠在《甲午之役与晚清小说界》论文中高度评价了1895年傅兰雅举办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认为晚清小说应该从1895年开始算起。夏晓虹在《晚清“新小说”辨义》中提出了新小说的时间上限具体到1902年《新民丛报》第20号刊发的《〈新小说〉第一号》，其理由是这篇文章所言“新小说之意境”中的“新”是形容词，与目前相对于旧小说而言的新小说中的“新”字同义。在一般的期刊论文和博硕论文中，大部分把新小说的时间界定在1902—1911年。

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的创办是中国第一份公开向社会征稿的小说专刊，而且在其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是中国小说史的里程碑事件，基于此，本书将1902年《新小说》杂志的创办作为晚清新小说的起点。虽然《新小说》杂志在1906年7月停刊，但是由其引领的具有新质特点的小说不断涌现，所以不能把《新小说》杂志的停刊作为新小说的时间下限。本书研究内容是以传伦五伦为视角分析晚清新小说伦叙事特点，晚清新小说是《新小说》杂志创办下的文学产物，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的“新民”号召，表现出针砭时弊、批判旧道德、重建新道德的伦理诉求，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晚清伦理变革思潮同构互动，共同推动晚清中国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既是国家政体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变，也是晚清中国伦理变革的重要成果，在其过程中晚清新小说对君主专制、忠君思想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与国家思想的张扬功不可没。1912年2月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君臣之伦走向解体，意味着传统五伦价值体系的坍塌，忠君伦理失去现实的指向性，“忠”之德也转向了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伦理建构。这既是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共同作用的重要成效，也促成了其后小说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诉求内容的转向。即1912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以此作为晚清中国新小说伦理叙事研究的时间下限更有利于分析晚清新小说叙事与伦理变革的关系，也有利于客观评价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的文学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基于此，本书所言“晚清新小说”是指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办以来所创作和翻译的小说，其时间下限到1912年2月清帝宣统退位。晚清新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内容上针砭时弊、重塑新民以“维新吾国”，语言上浅易通俗，叙事不拘于以情节为中心。与传统小说相比，晚清新小说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的突破，而且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除了单行本小说外，期刊小说、日报小说也大量涌现，晚清新小说借助于现代传媒的传播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同时现代传媒的时效性、公共性、大众化等特点也进一步促进了晚清新小说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民间大众声音的表达。

晚清新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人物性格表现的丰富性和故事叙述的生动性，更注重与当下社会现实、时代舆论导向的互动，有意识承担现代伦理价值的宣传、教化功用，表现出鲜明的时论性特点。晚清印刷业尤其是报刊的发展与繁荣，加速了社会信息在公众的传播，也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李伯元曾自称其弹词小说《庚子国变弹词》（1901）是“是书取材于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为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辅佐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并认为“小说体裁，自应尔尔”[3]。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中记叙了二百多桩光怪陆离的非常态“现状”，以批判世风民情日下、伦理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而其所谓“目睹”者，实际上并不都是作者亲眼目睹，据包天笑回忆说，当他问及吴趼人这个问题时，吴趼人给他“瞧一本手钞册子，很象日记一般，里面抄写的，都是每次听得朋友们所谈的怪怪奇奇的故事，也有从笔记上抄下来的，也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杂乱无章的成了一巨册”，并笑说“所谓目睹者，都是从这里来的呀”，然后将这些搜集而来的材料进行整理，“要用一个贯穿之法，大概写社会小说的，都是如此的吧”[4]。李伯元、吴趼人的小说取材方法，是晚清小说家所普遍采用的。这种将报刊新闻与小说的结合，不仅使新小说满足了读者猎奇的审美心理，而且使新小说具有贴近时代的特点。

同时，晚清新小说大量采用人物长篇累牍的演说、呼告，或者人物之间唇枪舌剑的论辩，或者叙述人点评式的宗旨阐释，甚至叙述人充当解说人直接对人物或事件发表长篇大论等，使小说呈现出强烈的论说色彩。陈平原评价新小说家时说：“作家不是为故事找教训，而是为‘议论’而编故事——在作家眼中，那几句精彩的宏论远比一大篇曲折动人的故事来得重要。因而很可能是开篇即‘提出问题’，然后在故事的展开中逐步‘解决问题’。目的十分明确，没有半点犹豫，真的做小说如做论文。”[5]杨联芬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讲大道理、激发爱国心，这是晚清小说的基本主题。强烈的国家危机感和急切的启蒙意愿，使小说难免变得不像小说了。中国小说从来没有像在晚清时那样获得那么崇高的声誉和拥有那么广泛的受众。但是，这是以晚清小说的‘非小说化’为代价的。”[6]陈平原和杨联芬的这番评价，概括了晚清新小说叙事的典型特征。晚清新小说被视为宣传思想、重塑新民的重要手段，作家试图通过对小说读者的影响以变革社会，最终实现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时代任务。

基于救亡启蒙的需要，晚清新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表现出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质。而这种时论性和论说性的特点也导致了对小说工具性的过于推崇，甚至小说人物不过是文本进行洋洋洒洒的宏论需要而存在的，这也造成了晚清新小说普遍性的艺术水平不高。尽管如此，以牺牲艺术为代价的晚清新小说毕竟推动了现代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等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吴士余在《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中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伦理本位文化，其文化思维的主体图式也相应呈现为聚向伦理中心的思维结构。”[7]任何生命个体都无法超越其生存的文化环境而置自己于真空之中，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影响了小说创作的伦理取向，还影响了读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论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小说与伦理的纠缠由来已久，中国传统小说向来具有忠孝节义伦理教化的功能。晚清新小说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和影响下，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自觉地承担了“新民”之“新道德”“新风俗”现代伦理建构的历史使命，对“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走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翻译小说也是新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晓虹认为：“‘新小说’不仅指向国人的自著，也包含了翻译作品。”[8]这一观点是在分析域外文学对新小说诞生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赵稀方利用赛义德的“理论旅行”分析翻译文学，认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9]。在这种翻译文学观的统摄下，赵稀方分析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翻译文学，在梳理翻译文学史的同时也呈现出新时期话语建构的过程。在翻译界，随着译介学理论的提出和影响，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翻译文学应当属于译语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谢天振、王向远、张南峰等。谢天振还认为“翻译文学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并提出要“恢复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观点[10]。事实上，晚清中国翻译小说数量巨大，据徐念慈对1907年的小说出版统计“则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11]。而且晚清翻译者在对国外文学介绍翻译的时候，普遍采用意译、合译甚至大量删改、重写的方式进行，翻译者把自己的主观意图和情感渗透在翻译的作品中，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选择的时候也大都具有很强的价值指向性。可以说，晚清翻译小说对西方现代观念的输入发挥了巨大作用，积极参与了晚清思潮变革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是研究晚清新小说伦理叙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弄清楚晚清新小说的概念还要明白其与“时新小说”、近代文学、谴责小说几个概念的关系。简单地说，“时新小说”是由1895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举办的“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活动而得名，新小说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办下的产物。新小说和“时新小说”都具有针砭时弊、重视小说教化的功能。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二者其不同是在小说诞生的时间上，有前后之分；在小说叙事具体表现形态上，有单一和丰富之分；在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力上，有大小之分。关于晚清新小说与近代小说概念的关系，虽然在时间的上下限上对于两个概念的界定都存在不同说法，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一般来说，近代小说所指称小说的时间范围要大于晚清新小说，比如韩南在《近代小说的兴起》一书中，将近代小说的时间界定在1819—1913，而其提到的新小说的时间起点是1902年，显然比新小说时间指代的范围广，或者说晚清新小说是近代小说的一部分。关于晚清新小说与谴责小说观念的关系，前者相对于传统旧小说而言表现出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某一段时间内具有这种特质的小说被称为新小说。言外之意，这段时间内也存在旧小说的可能。谴责小说的概念是鲁迅最早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晚清社会讽刺小说，鲁迅关于谴责小说的阐释对学界研究和评价晚清小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谴责小说是一种小说类别命名，类同于晚清历史小说、政治小说、醒世小说、伦理小说等诸多说法。由于对同一时期小说所命名概念的标准不同，新小说和谴责小说所包括的小说篇目有时会出现交叉和重叠，比如通常所说的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属于晚清新小说，但有的晚清新小说比如林纾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蔡元培的《新纪元》和鲁迅的《斯巴达之魂》等则不是谴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