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小说》杂志的创办

《新小说》杂志于1902年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创办，由新小说社发行。编辑兼发行署名赵毓林，实际主编人是梁启超。从第二卷起从横滨迁至上海，改由广智书局发行。1906年停刊，共出24期。《新小说》杂志是中国第一份公开向社会征稿的小说专刊，它的创办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生产范式，还标志着晚清新小说的兴起。

《新小说》发刊前，《新民丛报》就刊登长达数千字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广告进行宣传，除了说明本报内容、售价和订阅办法外，还向公众明确告白《新小说》的办刊宗旨是：“专借小说家之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34]《新民丛报》第十九号又刊登了“新小说社征文启”，此文又刊载在《新小说》创刊号上，题为《本社征文启》，其内容不仅再次强调了《新小说》的办刊宗旨，还高度评价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本社为提倡新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著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名流杰作，绍介于世。……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海内君子，如有夙著，望勿闷玉。”[35]可以说，1902年初梁启超提出以“维新吾民”为诉求、以“维新吾国”为宗旨的“道德革命”之后，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新民”的行为实践，而小说专刊《新小说》就是在“新民”思想观念指导下的积极尝试。创办人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新小说》杂志非纯粹的文学性，其酝酿期就被打上了鲜明的社会功利性和政治启蒙色彩，即便是写情小说也必须“寓爱国之意”而“有益时局”。

《新小说》创刊号上还发表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阐发小说理论，提出了“小说界革命”：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36]

以上两段文字分别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开头和结尾部分。显然，梁启超在实施“新民”巨大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把小说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启蒙工具。在文中，梁启超认为“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若小说”，从而推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论述了小说对支配人道具有“熏”“浸”“刺”“提”的四大作用力，批判了时下小说由于内容含有“秽质”，致使“今我国民”“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等等，甚至导致“伤风败俗之行”，造成了“毒遍社会”的严重危害。基于此，梁启超认为为了使小说担负起“新一国之民”的使命，必须“先新一国之小说”，即进行“小说界革命”。梁启超虽然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忽略了小说本身的艺术性，却改变了长期以来小说被视为“末技”“小道”的卑微地位。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其文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成玄英疏：“干，求也；县，高也。”庄子所说的与“大达”即“大道”相对比的“小说”，是指类似琐屑之言的小道理，这种内涵固然不是现代意义上叙事文体的小说概念，但庄子对“小说”的鄙夷态度却影响了后代文人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学界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文体意义上完整的“小说”概念形成于汉代，原因是这一历史时期不仅出现了刘向的小说集《说苑》《新序》，还出现了桓谭、班固等人有关小说的批评理论。桓谭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又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代学者把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散文中解放出来，虽然也承认了小说“治身理家”的功能和“有可观之辞”的价值，但又界定了小说是一种“残丛小语”“街谈巷语”的“刍荛狂夫之议”，仍是“君子弗为”、不正统的“小道”而已。纵观小说发展史，晚清之前，小说虽然一直“弗灭”而表现持久的生命力，甚至取得了诸如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的辉煌成就，但相对于“经史子集”而言，正统文人大都鄙视小说的创作，不仅文集不屑辑录小说，而且即便是文人的小说创作也往往羞于使用真名署之。直到清代这种小说为“小道”“末技”的观点依然根深蒂固。清代康熙曾经说过：“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俱宜严行禁止。”（《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29）康熙统治期间屡出禁令，禁止“小说淫词”的出版和发行。清代评点派第一大家王希廉也认为：“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戋戋焉小说之是讲，不亦鄙且陋哉！”[37]对小说这种不能登大雅之堂而遭鄙贱的状态，鲁迅曾激愤地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38]，而且“向来是看做邪宗的”[39]。由此看来，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提升了小说的历史地位，颠覆了传统小说理论的偏见，为小说的思想启蒙之伦理教化提供了可能，小说在迎来新生的同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

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要经历一番艰难的孕育才脱胎而出。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前，除了报纸杂志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具有新的叙事风格的翻译小说进入阅读市场等外部条件、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等因素外，传统的小说观也已发生了新变。1895年5月，英人傅兰雅在《申报》上刊载《求著时新小说启》，可谓是开启晚清小说观新变的先声。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学者也看到了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影响。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高度评价了小说对人心风俗所产生的劝诫效应：“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号召“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40]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也注意到了小说教化民众的作用，同年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不仅将小说单列一部以凸显小说的文学地位，还阐释了小说在教化民众方面具有经史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易逮于民治，善如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凤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哉！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意，不识其字，则入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41]梁启超师承了康有为的小说观，1898年在《清议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文章将政治与小说联姻，以欧洲小说对民众的巨大影响为实例论证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英名士某君云：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42]日本的生存体验和对日本小说的翻译，又使梁启超感触颇深：“于明治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其著者则织田纯一郎氏之《花柳春话》、关直彦氏之《春莺啭》、藤田鸣鹤氏之《系思谈》《春窗绮话》《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原书多系英国近代历史小说之作也。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普述也渐起，如柴四郎之《佳人奇遇》、未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43]尽管梁启超对日本明治维新时的自由民权运动与政治小说创作的因果关系存在着误读，但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去评价小说时，带着政治的有色眼镜去选择、解读却是极其正常的。这种思维模式也使梁启超将政治领域的“革命”运用于小说领域，这些前奏也预示了梁启超所言“小说界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新小说》创刊号除了刊发梁启超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表明了激进的小说革命姿态外，还刊载了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堪称为典范之作的新小说，诸如《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世界末日记》等，其中《新中国未来记》被学者视为“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44]。《新小说》创刊的第二年，小说创作发生的极大变化，不仅数量上由1902年的9篇增至39篇，而且小说叙事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从西方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在中国对“时新”小说的呼唤，到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小说观念的变革借助于现代传媒的快速与普及迅速成为一种时尚和趋势，一时间响应者云集而起。1903年5月，《绣像小说》杂志创刊于上海，主编李伯元撰文声明其创刊缘起：“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本馆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之嚆矢。”[45]1906年11月，《月月小说》创刊于上海，主要创办者吴趼人在创刊号撰文声称：“吾既欲持此小说以分教员之一席……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云尔。”[46]陆绍明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宣告：“本社集语怪之家，文写花管；怀奇之客，语穿明珠：亦注意于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已矣。此则本志发刊之旨也。”[47]《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甚至夸张地说：“有释奴小说作，而后美洲大陆创开新天地；有革命小说之作，而后欧洲政治辟一新纪元。而以视吾国，北人之敢死喜乱，不啻活演一《水浒传》；南人之醉生梦死，不啻一《石头记》。小说势力之伟大，几几乎能为造世界矣”，并经过一番旁征博引地论述而推出：“种种世界无不可由小说造，种种世界无不可由小说毁。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48]此外，《小说七日报》《（中外）小说林》《小说月报》等都自觉地为小说唤醒国魂、开通民智的作用而鼓噪。报刊杂志还对小说进行了名目繁多的分类诸如“社会小说”“女子教育小说”“理想小说”“风俗小说”等，其中就有“伦理小说”的门类。晚清小说期刊大都秉承了《新小说》的小说观念，不仅刊载了大量贴近生活、反映时事、铸造新人格的“新小说”，诸如《新中国未来记》《洪水祸》《黄绣球》《文明小史》《老残游记》等，而且发表小说理论文章与梁启超的小说观响应和，诸如别士的《小说原理》、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饮冰等人的《小说丛话》、佚名的《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老棣的《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亚荛《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更为普及》、天僇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等，不一而足。正如杨联芬所言：“1900年代的报刊杂志，只要是有关小说文章，无不充满开启民智、裨国利民、唤醒国魂之类极其功利的字眼，小说被视为政治启蒙、道德教化乃至学校教育的最佳工具。”[49]

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上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以及维新同仁的积极响应引发了晚清文坛的大震动，无论小说的内容、形式，还是小说观念，都出现了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新元素。小说地位的提升和教化功能的强化，使晚清小说发生了由边缘到中心的渐次突进，极大地改变了晚清的文学格局。1906年吴趼人曾对时下小说状况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饮冰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50]小说的迅速发展也使《游戏世界》的主编钟骏文（别号：寅半生）无限感慨：“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之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之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51]即便是以经书为正宗、排斥小说的士大夫也开始接受新小说：“自文明东渡，而吾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斯殆风气之变迁使然欤？”[52]1908年，曾经做过小说市场调查的徐念慈对小说读者做了这样的估计：“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53]不管小说读者在不同阶层的比例如何，它至少说明新小说的阅读已不是新派人物的专利。小说阅读对象的扩大，既是小说广为接受而繁荣的明证。晚清实行的稿酬制度，又是刺激新小说发展的有生力量。小说地位的提高，已经从理论的倡导变成为一个不争的文学事实。

“《新小说》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批关心小说的人，发表作品和互相交换意见的场域。”[54]20世纪初小说家功利性地提升小说的社会地位，把小说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和武器参与到伦理变革之中，如果深究其原因，那就是20世纪初道德革命下伦理秩序的变化所引发的身处其中的小说家思维机制和文化心理的异变。鸦片战争虽然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性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些许变化，但作为维护社会秩序而植根于民众心理、绵延两千多年的伦理思想，其嬗变经历了一个由缓到急、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庚子事变之前，尤其是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前，思想相对沉闷，伦理变革的诉求声音比较微弱，小说虽然注重教化功能，但宣传的仍是传统的劝善惩恶思想，忠孝节义的道德判断依然是小说叙事的尺度。据欧阳健统计，1900年共有3部小说，实际上有版本依据的只有两部，而其中一部则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55]。从1901年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不仅出现了9部小说，而且小说表现出了贴近社会和时代的价值取向，如孙翼中的《波兰的故事》以对波兰之亡国的叙述，流露了对晚清日衰时局的隐忧；林獬的《菲律宾民党起义记》通过演说菲律宾民党人士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精神以警示国人，呈现出以小说形式开启民众、振奋民气、祛除鄙俗的努力；同年林獬发表在《杭州白话报》上的小说《美利坚自立记》《檀香山华人受虐记》《俄土战记》都表现了类似的创作意图。更为重要的是，1901年李伯元的弹词小说《庚子国变弹词》开始在《世界繁华报》上开始连载，小说全景图式地再现了庚子、辛丑年间发生的诸多事件，如官吏袒护教民致使朱红灯聚众起义，八国联军惨无人道地用氯气攻打天津城和在北京大肆烧杀抢掠，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使中国蒙羞遭辱的《辛丑条约》等，承载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化时代信息。但1903年的小说现象更值得关注和探究，这一年的小说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而这种巨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02年历史性事变的发生——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以“维新吾民”为诉求、以“维新吾国”为宗旨的“道德革命”和同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提出的以“新民”为诉求、以“改良群治”为宗旨的“小说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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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页。

[2] 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7页。

[3] 杜乃松：《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德”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

[4] 杨铮铮：《传统“五伦”的现代建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3期。

[5] 徐渭：《徐渭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7—638页。

[6] 中国文史出版社编：《清史稿》（下），《二十五史》卷十五，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3页。

[7] “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8] 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新民丛报》1902年3月10日。

[9] 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林则徐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3页。

[10]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第63页。

[1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6页。

[12] 倭仁：《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页。

[1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页。

[14]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人我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190页。

[15]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286、289页。

[16]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8、349、351页。

[17] 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18]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1901年6月26日。

[19] 张锡勤、柴文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20] 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言》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21]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22]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23]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

[24] 姚达兑：《从〈新趣小说〉到〈熙朝快史〉——其作者略考和文本改编》，《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3年第11期。姚达兑还论述了《熙朝快史》并非受傅兰雅征文活动影响而作，而是直接改编自傅兰雅征文稿件朱正初的作品《新趣小说》。笔者认为，从小说故事内容和小说序言看，小说抨击“三弊”的创作主旨非常明确，而恰恰是改编自《新趣小说》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作者对傅兰雅小说理念的认同。

[25]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26] 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7]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28] 梁启超：《变法通议·幼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4页。

[29] 侠民：《新新小说·叙例》，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30] “新新小说新党发财记广告”，《时报》1906年4月29号。

[31] 数字来源于刘永文编的《晚清小说目录》“日报小说索引”和“单行本小说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2] 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页。

[33] 数字来源于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34]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7月15日。

[35] “新小说社征文启”，《新民丛报》1902年10月31日。

[36]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11月14日。

[37] 王希廉：《红楼梦批序》，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

[38] 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39]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40]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11月18日。

[41]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42]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

[43] 梁启超：《文明普及之法》，《清议报》1899年8月26日。

[44] 欧阳健：《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重评〈新中国未来记〉》《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45] 李伯元：《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1903年5月27日。

[46] 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年11月1日。

[47] 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48] 《〈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6页。

[49]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50] 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年11月1日。

[51] 寅半生：《〈小说闲评〉叙》，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52] 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7页。

[53] 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54] 易前良：《〈新小说〉与“中国文学观”的确立》，《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55]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