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清“道德革命”

1902年2月《新民丛报》创刊，“本报告白”表明了其办刊主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7]这份由梁启超主编的综合性半月刊的创刊“告白”，实际上也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告白：新民是新国的基础和前提，要创建新的国家，离不开新国民的培育，而以新道德改造国民性是培育新国民的重要途径。面对国民素质不高、觉悟底下的社会现实，梁启超大声疾呼“道德革命”：

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前哲深微之义，或湮没而未彰，而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势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呜呼！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决斗，吾所不惧，吾所不辞。世有以热诚之心爱群爱国爱真理者乎？吾愿为之执鞭，以研究此问题也。[8]

这是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开始连载的《新民说》中的一段话。梁启超在对中国旧伦理和泰西新伦理进行比较后，指出中国传统五伦导致爱群、爱国之公德缺失和“完全人格”的不足，在此逻辑前提下，提出了“道德革命”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接着又从国家思想、权利、义务、自由等方面提出了对传统道德进行改造的措施。近代中国史上，梁启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以“维新吾民”为诉求、以“维新吾国”为宗旨的“道德革命”论，标志着晚清已经开始了伦理观念的深层次变革，其后报刊杂志、书籍等对传统伦理批判和新伦理建构的呼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伦理变革思潮，这股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展到了高峰。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走过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变革历程。实际上，这种变革不仅仅是一种器物或制度的单层次、替换性运动，相伴而生的还有思想观念的变迁。具体地说，任何一种行为的转向，都以思想观念的变化作为前提。作为深层次文化变革的现代伦理观念的建构不是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渐次展开，经历了酝酿和涌动，到晚清发生了观念的剧变，呈现了进程的纵深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接踵而至的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大肆烧杀抢占。中国国家主权逐步丧失、领土不断遭致瓜分，百姓民不聊生，列强的入侵把近代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同时也把西方的现代文化输向了中国，给禁闭已久的中国人以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魏源是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在中外的比较中，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富民策略。于是，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接触和碰撞。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最直接、最深刻的感受是西方器物的优越性：“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9]“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驳对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10]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晚清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器物的洋务运动。虽然这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从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中，也可以看出传统伦理权威已经遭到质疑。顽固派认为坚持纲常伦理为立国、治国之根本，反对向西方学习现代科技和文化。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曰：“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若整纪纲，……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11]1867年3月20日，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也上奏曰：“立国之本，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2]倭仁的观点得到了顽固守旧的徐桐、李鸿藻、翁同龢等人的支持。而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则坚持空谈义理不能制敌：“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13]户部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也意识到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不能再固守“祖宗之法”，应当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覆灭，击碎了洋务派通过器物变革以图富图强的梦想。19世纪60—90年代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产生的历史意义却是深远、重大的。不仅打破了“夷夏之防”的传统文化观念，还揭开了近代中国大变局的序幕。虽然此时还没有触及传统伦理的核心纲常的内容，但随着对“器物”“技艺”的重视，纲常礼仪为立国之本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同时，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培养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洋务派附设的翻译机构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尤其是有关西方历史和现状的译著，极大地影响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观念。

洋务运动引领了近代中国变革的潮流，而且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还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总结教训，发动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制度变革运动。从1895年公车上书以来，维新派人士积极设立学会、兴办新式学堂、创办报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1898年即戊戌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诏书宣布变法，采纳了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条令，但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竭力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随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害，光绪颁布的新政仅维持一百零三天，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戊戌变法虽然夭折了，但1901—1911年制度层次的社会变革并没有停止。事实上，晚清中国的政治改革思想与伦理变革观念几乎是同时发生和并行发展的，在戊戌变法之前，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已经意识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弊端。

早在1886年，康有为就已经在《康子内外篇·人我篇》中写道：“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至于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物理抑之甚者必伸，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尊，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14]1888年，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又分析论述道：“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的夫妇关系“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子女“无自主之权，身为父母所有”，则“与实理更多不合”；至于“君主权威无限”，则“更大背几何公理”[15]。依据康有为的解释，文中反复出现的“实理”或“公理”，指的是个人要有自主之权、人与人之间要平等的标准和原则。康有为在接触西学、返观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已经触及到传统伦理的核心内容——“三纲”。虽然康有为较早对“三纲”表示出质疑，但由于这些手稿当时没有出版面世，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稍后的严复则公然表达对纲常伦理的不满，成为重要的舆论导向。1895年2月4日—5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文章分析西方胜于中国的原因是：“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1895年3月13日—1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又发表《辟韩》，文章更加言辞犀利地揭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耳。……质而论之其十八九皆所以坏民之力，散民之心，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谭嗣同在1896年写成的《仁学》中，对“三纲”展开更为猛烈的批判：“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同时，谭嗣同还提出以西方的“自由”“平等”进行改造中国传统伦理：“西人悯中国之愚于三纲也，亟劝中国称天而治：以天纲人，世法平等，则人人不失自主之权，可扫除三纲畸轻畸重之弊矣。”[16]在戊戌变法时期，针对张之洞《劝学篇》中的维护纲纪之说，何启、胡礼垣从“三纲”的危害予以回击和驳斥：“大道之颓，世风之坏，即在于此。何则？君臣不言义而言纲，则君可以无罪而杀其臣，而直言敢谏之风绝矣；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则克谐允若之风绝矣；夫妇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妇，而伉俪相庄之风绝矣。由是……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17]

戊戌变法夭折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置身于一新兴异邦之中，目睹、亲历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朝气勃然，广泛阅览了大量西学书籍，他对中国现状有了更深的体认，在1901年完成的《过渡时代论》中总结、概述道：“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18]对于“过渡时代”的种种问题，梁启超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他在1902年《新民说》中提出的“道德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成的，这不失为解决“三纲压抑”问题而开出的一剂猛药，标志着梁启超由对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到深层次的道德观念的文化变革的关注，也揭开了近代中国伦理思想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页。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道德革命又被称为“三纲革命”，其原因主要是：一，在晚清道德革命的进程中，道德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的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三纲，无论是对妇女贞节的不满，还是对传统忠孝的否定，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道德指责，都是针对夫妇、父子、君臣关系中不对等的伦理价值体系而进行的。1907年8月31日，《新世纪》发表了署名为“真”的文章《三纲革命》，不仅理性地详述了三纲革命的具体内容，还将晚清发生的道德革命准确地称之为“三纲革命”。二，在伦理批判思潮的裹挟下，晚清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都受到强烈震撼，尤其是随着大清皇帝的退位，君臣伦理最终走向了解体，传统的五伦价值体系坍塌为残缺不全的四伦。“在中国近代伦理道德变迁史上，最大的事件无疑是这一时期的道德革命”[19]。在晚清流行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诸多思潮中，道德救国是其重要一维，诚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言：“重视道德与蔑视道德，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所以，晚清伦理变革不仅是中国道德变迁史的大事，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这种社会思潮必然会在关注社会的晚清新小说中有所反映。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将晚清新小说与夫妇、父子、君臣伦理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进而梳理出晚清新小说与伦理变革关系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