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魏聪以为这件事已经了了的时候，却听邓忠对管事道：“那这样吧，他们五个现在已经是魏先生的人了，你给她们安排一个僻静别院，接下来不要再见外人，饮食起居便依照我的姬妾，身契明日送到魏先生那儿！”
“遵令！”
“魏先生，这样可以了吧？您远行归来的时候再来接人就是了！”
魏聪这次被彻底弄麻了，饮食款待啥的他可以吃完爽完擦嘴提起裤子就走，但五个大活人自己着实没法完全不在意，毕竟这是个智慧生命：“君待我太厚，实不可受！”
“先生何出此言？”邓忠笑道：“先生有大惠于忠，岂是区区几个女子能回报的？我南阳邓氏，此番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都是蒙先生的恩惠！”他看到魏聪还有些不解的样子，便笑着解释起来。
对于现代人来说，像邓氏、梁氏、窦氏这样的大家族兴衰的关键在于中枢权位的争夺，比如谁的女儿当上皇后，随后谁当上大将军，这么想当然也没错。但是在两汉魏晋这一特殊的时期，这就不一定对了。因为在这段时期，这些强力家族都是高度地方化的，在有机会的时候，这些家族中的优秀成员当然希望能够通过入仕、联姻、军功等方式进入帝国中枢，并通过掌握中央权力来获取更大的利益，扩大本家族的影响，使之从地方性的家族转变为全国范围的顶级士族，甚至夺取皇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像后来唐宋时代的士族一样，为了保持对中央的影响，干脆离开家族所在地，搬到首都周边地区去，保持文化和人脉上的优势。恰恰相反，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强力家族是不愿意搬迁到首都周边去的，他们即便在中央掌握了权力，也只是暂时呆在首都，大部分力量都花在对家族所在州郡的控制上。为了打破这种控制，西汉甚至不得不采取“徙陵”制度——即以国家暴力强迫这些强宗大族离开自己的老家，搬迁到长安周边居住，这在唐宋明清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两汉魏晋时期的家族就显得格外的顽强，即便像安定梁氏这样被汉恒帝满门诛灭的家族，实际上也没有从权力舞台上消失多久，汉灵帝时便有梁鹄通过举孝廉出仕，官至选部尚书，后又出任凉州刺史、幽州刺史，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曹操十分喜欢他；西晋时，晋怀帝的岳父梁芬也是出自安定梁氏，位至三公。
究其原因很简单，汉桓帝诛灭的只是梁氏在雒阳的那一支脉，留在老家凉州的基本毫发无损，而他们又控制着当地州郡的察举权，能被举荐上去的自然是他们家的子弟。那汉桓帝为啥不把凉州的梁氏也连根拔起呢？一个是因为的确两边血缘上差的比较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汉时期本来凉州就不稳定，诛杀一个控制着地方州郡强力家族很可能会导致一场代价高昂的叛乱，把整个帝国都赔进去都不一定。
所以像邓忠这种顶级大家族子弟，其实对中枢权力的变动是抱有平常心的。他们很清楚，中枢大权是一时的，家乡州郡才是长久之计，谁也不可能永远当三公、当大将军、把女儿嫁给天子当皇后、皇太后，谁都有退出权力核心的那一天。而且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年纪大了，往往会清洗上一朝的外戚权臣，给自己的外戚心腹腾位置，所以与天子走的太近，介入中枢政治太深未必是好事。所以门阀中的真正的聪明人，他们很多时候更愿意经营本家族在所在州郡——比如讲学、整理撰写儒家经典、经营田庄、商业、部曲等等，这些才是能代代相传，把家族发扬光大的真东西。
而对于南阳邓氏来说，东汉开国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南阳又是天下第一大郡国，人口244万，占东汉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强，当地也没有多少土地可以供他们兼并了。到了邓忠这一代，家族发展的重心已经转到了商业和金融业来了。
早在商代，就存在一条从中原通过方城缺口进入南阳盆地，然后沿着汉水折向鄂东南的地理通道，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方城夏道”。这条地理通道在先秦时期对于中原统治者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今天湖北省东南部的大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后来楚国在汉水流域崛起，吞并了汉阳诸姬，控制了南阳盆地，这里也就成为了楚国争霸中原的前进基地，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缮了这条道路。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南阳盆地一直被认为是楚地的一部分，宛城的富裕繁盛，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条商路之上。而魏聪提出的票据可以极大地提高长途贸易的效率，对于邓忠来说，这是万世之利，可比出个把皇后要实惠多了。
“魏先生若是不嫌邓忠愚钝，将来还请回宛城长居，忠自当以师事之！”说到这里，邓忠俯身下拜。
“不必多礼！”魏聪赶忙伸手去扶：“你我年岁相当，不如便以兄弟相称，称先生反倒生分了！”
邓忠连说不敢，几番推让才同意了，两人各自通报了表字，邓忠字士茂，无形之间两人的关系又亲密了几分。
这时堂下传来一阵人声，邓忠皱了皱眉头，喝道：“我与孟德兄在此会饮酒，何人在此喧哗，赶出去！”
“是魏先生的随从！”管事的上前低声道。
“孟德兄的随从？”邓忠看了魏聪一眼：“那就让他上来！”
片刻后赵延年走了上来，王寿紧随其后，两人先向魏聪下拜，魏聪点了点头：“何事？”
“回禀郎君！”赵延年抬起头来：“方才此方主人以酒食款待，又厚赐衣冠屡带刀具。属下以为无功而受赏，非礼也！无礼则乱，便来堂上禀明，还请郎君示下！”
魏聪闻言一愣，下意识的看了邓忠一眼，暗想这位做人还真的没话说，送礼连自己身边的护卫也没漏：“士茂兄这是——”
“哦！”邓忠笑了起来：“这不过是家中常例，敝家有贵客来访，除了酒食款待，便是随从都会奉上一封行仪。想必家中下人看孟德兄一行人是远道而来，一路风尘，便送上衣冠履带，孟德兄不必在意！”
“多谢士茂兄了！”魏聪笑了笑，目光转向赵延年：“这都是人家的一片好意，你们收下便是！”
赵延年看了魏聪一眼，方才向邓忠拜谢退下。邓忠给赵延年倒了一杯酒，笑道：“孟德兄这位属下还真是有古士人之风呀！”
“哦？士茂兄为何这么说？”
“贵属能以礼法自束，虽困厄不改，岂非士哉？”邓忠笑道。
魏聪听到这里，不由得暗自点头，对赵延年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思想不同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并不认为人人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在于血脉、也不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而是在于道德与才能。
所以中国古代应该对士人和普通百姓采取两种要求，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不仅仅是阶级社会的不平等，礼很多时候比法覆盖范围更广更加严苛，士人必须自觉的遵守礼法，否则就会失去士人的身份。不像老百姓还可以逃避刑法。
比如汉代皇帝要处死大臣，根本不需要审判定罪判处死刑，只需要天子下诏谴责，大臣就会在家中自尽。因为被天子下诏谴责就会下狱，下狱后会落入狱吏之手，这对于士大夫来说是巨大的耻辱，身为士大夫就应该义不受辱，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老百姓触犯刑律，还可以逃入山林之中，士人如果不想失去士人的身份，就只能自裁。像司马迁这种没有自裁而忍受宫刑的，就要蒙受被世人瞧不起的耻辱，所以他在《报仁安书》反复强调自己忍辱偷生不是怕死，而是因为自己还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未曾实现，所以才苟活了下来。但是字里行间充满了那种绝望和痛苦，千载之下的我们也能感觉到。
（鲁迅先生说的“礼教吃人”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在古时礼法是有合理性的，毕竟若不用能以这种“吃人的礼法”严格约束自己的人来掌握权力，任何政治制度都会因为权力者欲望的无限膨胀而崩溃。所以近代曾左胡会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以礼法约束人这一百试百灵的老招数没用了，新生的资本主义不但不用礼法约束欲望，反而激励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并利用欲望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就是后话了。）
从赵延年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来看，虽然他有不更的爵位，但实际上就是个退伍军人、失地农民、社会底层；但是他能以士人的要求约束自己，以礼自束，非礼不行。这在邓忠眼里，就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像这样的人，在两汉是要被举孝廉的，自然不能简单以魏聪的下人看待。
“士茂兄！”
“何事？”
“在下此番来宛城，是带了一件器物来的！”魏聪便将四轮马车的利弊，结构大概粗略说了一遍，最后道：“这汇票之法，须得长途贸易大兴才相得益彰。而长途贩卖，陆则车马，水则舟楫，这四轮马车，肯定贵家是用得上的！”
“哦，想不到孟德兄还会器物之学，那可太好了！”邓忠大喜：“干脆孟德兄便在宛城长住下来，你我携手创立一番事业！”
“这——”面对邓忠的诚挚邀请，这一次魏聪不由得心动了，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想要做一番事业，邓忠这里都比蔡不疑强上百倍，但自己刚刚穿越来时，若无蔡不疑的伸手相助，自己也没有接下来这番际遇。若是就这么弃蔡而投邓，未免有些不好看。
“也罢，我这次回去，拿一笔钱给蔡不疑，权当是这段时间以来照顾我的谢礼，先还了这番情分便是！”魏聪打定了主意，对邓忠笑道：“既然士茂兄如此盛情，那魏某便却之不恭了。不过我前段时间寄居在新野的一位好友家中，此番须得先回去向他辞别一番，了结诸事，才能再来宛城投士茂！”
“好！”邓忠拊掌笑道：“堂下的舞姬美人何在，还不都上来，谁能让孟德兄今晚尽兴，便赏绢百匹！”
“且慢！”魏聪话刚到嘴边，就被年轻女人们的香气和肢体围住了，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滑润的肌肤、美丽的面容、饱满的肉体，讨好的笑容。若说他脑子里原本还有些许其他的念头，此时也早就被抛到爪哇国去了，当晚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还是当统治阶级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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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碾压着夯土路面，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声。赵延年骑在一头青皮骡子上，在队伍的最前面，其余人骑着骡马，散布在两辆马车，保护着他们的主人。
王葛鬼头鬼脑的看了看前面的同伴，眉飞色舞的对旁边的王寿低声说：“寿叔，您知道吗？魏郎君今早是被那两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小娘子扶上马车的，走路的时候两条腿还在打颤呢？我敢打赌，那两个小娘子昨晚整宿肯定都没让他歇息过，哎，像他这样才叫没白活！”
听到王葛这番话，平日里最喜欢嬉皮笑脸编排上头荤话的王寿却没有搭腔，而是先勒了一下缰绳，稍微拉远了一些和前面车马的距离，然后神情严肃的说道：“小子，听叔一句劝，从今往后再也不要说魏郎君的荤话，不，最好想都不要想，明白吗？”
王葛被王寿的严肃给吓住了，他点了点头：“俺记住了？可为啥呀？以前您可没少编排县尊的笑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