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关于个体自觉

“个体自觉”这个研究维度在建安文学研究领域并不具有创新性[1]，属于老调重弹，前辈学者亦常用个体意识觉醒、人的觉醒、注重自我、注重个性等意义相近的词组来描述和评价建安文人个体自觉的精神状态，建安文学研究无法绕过的两大命题就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但对于建安文人个体自觉的具体内涵如何体现为文学创作中实在可感、可供分析研究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并形成怎样的属于建安文学的风格特征，这个方面的问题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当然，首先有必要描述个体自觉的发生过程，厘清“个体自觉”的基本内涵和具体所指，以证明这不是一个随意的标签，不是一个伪命题，也不是一个狭隘的忽视建安文学特征和内涵的研究切入点，而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属于建安文学的重要特性。

余英时认为汉末党锢之祸促使士大夫阶层群体自觉发生，并同时产生了个体自觉[2]。那么，党锢之祸怎样促使群体自觉，个体自觉又为什么发生在这个历史节点呢？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称战国时代是一个理智昌明的时代，这个时期的儒者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墨者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道者则以精神超越与人生永恒为追寻目标，试图在社会压力下保护个体生存和精神自由[3]。战国中期以前就产生的这种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思潮有着深刻而持久的背景，它首先源自人类有史以来的生命忧患[4]。葛兆光称儒者为“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家”，“不太重视个体存在状态的自由与真实”，而认为庄子则致力于“寻找个人对生命的完成和精神对生命的超越”，是“在无言的宇宙中体会到更多的自然与自由的人”[5]。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形成了以庄子为代表的追求个体生命完成与超越的思想观念。

但是，秦汉大一统政权建立，国家与君主的绝对权力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对平衡、社会所具有的一定的公共和自由的空间逐渐消失，知识与精神的独立性立场也逐渐消解[6]。这个时期的士大夫对政权有着极大的依附性，正如罗宗强所说，两汉士人，是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7]，所以两汉士人长期以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为己任。刘泽华论汉代士人品性，直接将大部分士人称为“皇权的从属物”[8]。

至东汉末年，大一统政权风雨飘摇，党锢之祸加剧了士大夫阶层与权力阶层的疏离。罗宗强论及党锢之祸时说：“士人对于朝廷的疏离意识加深了。他们把对于大一统政权和大一统思想的向心力，转向了重视自我；崇拜圣人变为崇拜名士。……名士崇拜说明，在社会心理上正统思想不知不觉地消退，而独立人格在士人心理上地位提高了。”[9]党锢之祸发生后，忠而见弃的悲哀和对于腐败朝政的疾视与批评（抗争与横议），促使士人疏离政权，走向自我[10]。以上正是群体自觉发生的原因及表现。

汉末士人群体走向自我、追求独立人格，使得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重新出现某种制衡，知识与精神也随之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同时，随着大一统政权的衰败，经学风气瓦解，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老庄思想开始流行——个体自觉思潮便由此获得了形成的契机和节点。建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

建安文学具有浓郁的感伤情调，这来自建安文人对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深刻体验和深沉感叹。在思考和应对死亡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特质：尊重、爱惜个体生命，注重追求个体自我价值，追求人格独立，突显自我存在，展现自我个性。他们在直面死亡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因此感伤、消沉、绝望，同时也激发出更大的勇气和更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他们因而热爱生活、纵情享乐，在“物”的书写里建立起彰显自我存在、寄托个人物欲和情感的亲密的物我关系。他们在珍视个体生命的人道精神影响下，在具有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同时，形成同情女性和一定程度上尊重女性的进步观念，亦大胆抒写情欲。他们注重人格独立、注重自我人生价值的思想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对曹氏政权既依附又保持相对独立的双重心态，他们通过承担和履行个体社会责任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性。以上这些行为的本质归结起来就是个体自觉。

如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说，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思潮就是人的觉醒[11]，其标志就是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突现[12]。亦如余英时所认为，与汉晋之际新思潮的产生最直接相关的因素就是个体自觉，个体自觉的含义是自觉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并充分发挥个性，其具体表现为重视声名，珍视个体自我生命和精神，重视内在之自足自乐，凡士大夫狂放之风、宴乐之习、游谈之俗等都可以反映士大夫内心之自觉[13]。罗宗强则将建安士人的个体自觉阐释为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14]。

对于建安时期出现士人的个体自觉，学界具有共识。如前所述，罗宗强指出东汉末年士人开始重视自我，注重独立人格。徐公持指出，建安诸子显示了独立人格意识的某种觉醒[15]。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指出，从建安时代开始，士风的总体趋向是士人群体的社会责任感逐步减弱，越来越注重自我和个性[16]。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言庄老思想的复兴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导致魏晋哲学中人的觉醒和文学中的生命反思[17]。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亦言：士人的思想逐渐从经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个性意识渐趋觉醒[18]。

运用个体自觉理论研究建安文学，必须重视和解决前辈学者指出的问题和弊端。孙明君曾指出“觉醒派”中个别学者过于强调建安文人对自我和个性的重视，从而忽视建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忽视建安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19]。孙明君看到了“觉醒说”的弊端，指出了学界研究存在的问题，给后学以警醒和启示。本书亦强调建安文人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建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书认为个体自觉，也就是人的觉醒所张扬的自我、个性，与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并不矛盾，因为个人功业本来就具有利他性，心系苍生、胸怀天下也是自我实现。所以，建安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他们建功立业的个人理想，既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也是有利于社会民生的利他行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