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是空气中液化的小水滴，指的是大自然中的雾气，不论薄厚，只要太阳出来，温度升高，自然消散不见；还有一种雾，形成在人脑之中，也可称作谜璋，混乱人的思想，误导人的行为，但通过教育引导或进行惩处，慢慢也能消散；最不容易消失的雾，是社会中的雾，萌芽于封建礼教的糟粕，承载上千年的认同，若是浓雾还好，容易被现代科学发现，好剔除，若是薄雾，想要从社会中根除就非常麻烦了。我便见过这种“薄雾”。
1985年秋，是恢复高考的第八个年头，大街小巷贴满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传标语。
在我幼年记忆里，自那年始，各种生活物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充实着大杂院的生活，居住在大杂院里的人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与满足的笑容。
1985年秋，我6岁，我的邻居张凡16岁。因为到了读书年龄，我被爸妈送进距离大杂院五百多米远的史家胡同小学读一年级。张凡也开始读一年级，不过张凡告诉过我，他读的是距离大杂院十五公里远的高中一年级，比我读的小学一年级要高级很多。
我那时不懂什么是高中？我只记得爸妈常在我耳畔提及要努力读大学——清华北大。
我回家后问爸妈：“张凡说的高中是什么意思？”
爸妈坐在一张带有裂纹的榆木桌子旁吃饭，母亲端起菜碗，示意父亲将剩余的几片白菜叶拨进碗里，父亲接过菜碗，将菜汤汁一并倒进自己碗里，吃完了米饭。
饭后，父亲从裤子口袋掏出塑料瓶，从塑料瓶里拿出一张长方形纸片放到桌子上，又从塑料瓶里捏出一些夹杂烟子的烟丝，沿着纸张长边均匀放置好，然后碾起纸片一角，将长方形纸片卷成火炬形状，用舌头舔湿纸片连接处进行粘黏。
一切准备完毕，父亲将烟卷的尖端放进嘴里，腾出手从上衣口袋拿出火柴，点燃烟卷另一端，抽了一口。父亲对高中的含义解释的很含糊，只在吞云吐雾间清楚地告诉我：“张凡是个傻子，以后不要再去他家玩耍。”
我不懂什么是“傻子”。
一个月后，我又见到了张凡。他从十五公里外的高中回来，上身穿着一件没有袖子的上衣，左手腕上戴着印有英文字符的手环，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张凡家有三个房间，被张凡爸妈布置成了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
我到张凡身旁坐下，他将茶几上的果盘推向我，示意我吃葡萄和削好的苹果，我边看电视边享受这些酸酸甜甜的美味，不时附和着张凡发出笑声。
一段节目过后，电视机里插播了一条广告，几个直立行走的瓢虫，挤进一个房间说着：“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
张凡拿起遥控器换台，我借机瞪着双眼看向张凡，把我心中的疑惑告诉他：“什么是傻子？”
张凡一手举着遥控器，转头惊奇的看向我，不知可否的说：“是与众不同的意思？”
我告诉张凡：“我爸妈说你与众不同，让我以后不要跟你玩耍。”
张凡露出一脸讥笑，问我以后还来他家玩耍吗？
我陷入沉思，爸妈对我很好，给我家庭，管我吃穿，凡哥对我也很好，待我真挚，给我零食、玩具。两个我都想要。
我告诉凡哥，我可以偷偷来，不告诉我爸妈。
凡哥放声大笑，说我“与众相同”。
晚饭时，爸妈责令我站到榆木饭桌前，很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去了张凡家。我很好奇，他们如何知晓我去了张凡家。但我不承认。
父亲那时爱打人，那次打得很重。母亲那时爱哭，那次哭得很伤心。
自打记事起，我就认识凡哥。最早的记忆里，凡哥喜欢奔跑，我坐在大杂院的出入口，看凡哥像追风少年般在胡同间穿梭，不知疲倦。凡哥曾告诉我，只要跑得够快，就没有人能追得上他。
后来，凡哥爸妈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这也是我们大杂院里的第一辆公路自行车。住在大杂院里，为生计不断奔波的人们，经常能在下班后，听到张凡骑自行车时发出的银铃般地笑声，和着自行车压过青石板时发出的铁器声，在胡同上空飘荡。
这时的我，正坐在满是脚印的过门石上，小小的躯体倚靠在腐烂的门框下沿，附和着空中的笑声和铁器声，嘴里发出咯咯咯地窃喜。
一天下午，凡哥恶狠狠的将自行车抛向一堆待报废的自行车上，然后走到大杂院出入口，赌气般一屁股坐在过门石上，沮丧的对身旁的我说：“没用的，跑得再快，也不如骑自行车快，骑自行车再快，也会有其他车追上自行车。跑不掉的。”
我嘿嘿傻笑，然后看向凡哥丢弃的自行车，幻想自己拥有它时的情景。
从那以后，胡同里再没出现过凡哥骑行或奔跑的身影，胡同里来来往往为生计奔波的人显得多了起来。
再后来，见凡哥的机会少了些，好像是因为凡哥升学到了初中。凡哥时常会从学校带回一些吃的或者玩的给我，都是新奇的，我未曾见过的东西。
有次见凡哥，他脸上带着淤青。他说学校里有同学被欺负，他出手帮忙才受的伤。
那次凡哥很不开心，因为凡哥出手帮忙却被老师批评，还被要求请家长。凡哥最不爱干的事，就是让家长去学校，凡哥告诉过我，上了初中就像进入社会，要想成为顶天立地被同学看得起的人，就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妈妈仍坐在一旁的木凳子上哭，木凳子是爸爸手工制作的，也是妈妈最喜欢的家居之一，虽然其貌不扬，但结实耐用，也和饭桌木色搭配。
爸爸仍在用皮带抽打我的身体，问我以后还找不找张凡玩耍？我咬着牙哭泣着告诉爸妈，以后都不会再去张凡家，也不会再见张凡。
爸妈让我上桌吃饭，特意给我碗里多夹了两块每月才吃一次的红烧肉。
爸妈说这都是为我好，还告诉我说：“读了学，就开始明事理了，就不能再和不三不四的人接触了，这都是为你以后成长成才好。”
我不知道傻和不三不四之间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爸妈眼里的凡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不知道成长成才后的我是什么样子。
我端着碗，闻着碗里红烧肉的香味，只感觉爸妈似乎好像确实是为我好。
凡哥读高中，一个月才回大杂院一次，我读小学每天回大杂院两次。我想，只要我在凡哥回大杂院的周末不出房门，就不会和凡哥遇见，也不会惹爸妈生气，被爸爸毒打。
次日是星期一。早饭毕，妈妈帮我挎上塞满课本的书包，催促我快去上学。
学校在施工，围墙四周的工人正细心地为围墙粉刷红色的外衣，听工人说粉刷后的学校会焕然一新，会和学校周围的建筑和谐成章。
校门一侧，有一高一矮臂戴红袖标的人在张贴标语，我经过时看到标语上写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矮个子红袖标一边拿着“解放思想”的标语向墙上贴一边说：“解放思想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完拍了拍贴上墙的“解放思想”标语，让标语贴的更牢。
我走进教室，坐到倒数第二排的靠墙位置，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我个子不高，坐在凳子上更矮，视线常被前排的李刚遮挡。
我向老师汇报说：“李刚上课总是晃来晃去，遮挡我看黑板视线”，老师把我调到了最后一排，距离李刚较远的座位上。虽然李刚不再遮挡我的视线，可我却距离黑板更远了。
我回家后把此事告诉了爸妈。爸妈告诉我说：“上学不是比座次好坏、不是比书包漂亮、不是比衣服新旧，上学是比学习认真、比回答老师问题积极、比放学做值日勤快。”
我听得似懂非懂，只是迎合着说：“是”。
回到教室，坐在倒数第一排的座位上，我有点想念坐在倒数第二排的时光。虽然坐在倒数第二排会被李刚遮挡，但那时我身后还有一排座位，总好过现在，我身后只有空荡荡的一片死寂和一面生冷的砖墙。
我有点想念凡哥。凡哥不会像爸妈这样，遇到问题给我讲很多道理，凡哥遇到事情会横冲直撞，直到把问题解决为止。在我看来很有成效。
我记得凡哥因为打架，被同学的父亲找上家门。
对方向凡哥父亲投诉张凡打自己儿子，凡哥一口咬定对方先动手打人，自己是打抱不平。
对方说打人又没打你，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凡哥说打人不对，就和我有关系。
最后事情不了了之。
我也想像凡哥一样，横冲直撞把座位搬到第一排，然后就坐着不走，一直等到事情不了了之，我堂而皇之的成为第一排的学生为止。
可爸妈告诉过我，张凡是傻子，张凡不三不四，不能向张凡学习，所以我只能坐在最后一排。
不知过了多久。以至于我已经忘了凡哥在哪个周末回大杂院。
那是周六下午，我在胡同里和其他大杂院的同龄人玩弹珠，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是凡哥。
我转过身，看到一轮红日斜挂在天边，红日前方站着五个人，凡哥排在最前排，他们都穿着军绿色的双排扣大衣，看上去威风凛凛。
凡哥走到我们身边，从口袋里掏出七八颗大白兔奶糖，给我们吃。
我红着脸害羞地接过奶糖，紧紧攥在手心里，然后我低下头，生怕目光再与凡哥相遇。凡哥摸摸我的头，发出熟悉的笑声，然后带领其余四人走了。
凡哥走后，我剥开糖纸，露出乳白色奶糖，然后贪婪地撕下一大片糖衣放进嘴里咂——糖衣真甜——再把糖纸包好，将大白兔奶糖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又拍了拍口袋，和同龄人继续玩起弹珠。
那是我最后一次近距离见到凡哥。
后来，听说他读了大学，不是清华北大，好像是师范大学。
再后来，从大学传回了凡哥的死讯，死亡原因我不知道。
凡哥的尸体在深夜被抬回大杂院。四个抬尸人脚步凌乱，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将尸体停放在大杂院中央。
凡哥爸妈掀开盖着尸体的白布，捂着嘴呜呜咽咽地哭，生怕被别人听到似的，哭了一阵，赶在天亮前将凡哥埋了。
我透过窗户的缝隙看，却不敢出去，也不敢跟上去送凡哥最后一程，以至于我现在也不知道凡哥被埋在了什么地方。
凡哥死后，我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恍惚间我又进了凡哥的家。
凡哥正在书桌前看书，见我走过来，就问我：“不怕爸妈打你？”
我说：“不怕。”
凡哥示意我走近他，然后将手里的书递给我说：“这是一本新书，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书。”
我接过书低头翻看，字里行间都写着反抗。我看得头晕目眩，慌忙把书扔到地上。等我再抬起头，只见凡哥面色惨白，不见半点血色，嘴里发出恐怖的低吼声重复说着：“你怕，你怕……”。
“我怕，我怕……”，我嘴里念念有词，然后从梦中惊醒。窗外的夜依然很深，看不清大杂院的路，只有天边的月亮冒出的微弱寒光，照出大杂院模糊的影。
我再次躺上床，伴着爸妈发出的均匀的呼吸声，进入自己的梦乡。
又过了一年，我像凡哥一样升级，到了他读过的初中，也像凡哥一样，遇到了欺负人的同学。不同凡哥的是，这次被欺负的人是我。
不知是否因为我长期坐在最后一排的缘故，我的眼睛早早就近视了。初中同学里，我变成了戴眼镜的另类，也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四眼仔的别名。
我讨厌这个名字，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名字。我因为戴眼镜被同学嘲笑，被个别强势同学欺负，也和欺负我的同学打过架，但最终结果都和小学更换座位一样，以我失败告终。
为什么我的反抗总是无济于事？为什么老师会认为同学间起外号是友谊的象征？为什么出现矛盾时，被指责的是进行反抗的人？
我时常会想起凡哥。
若凡哥与我同龄、同班，我坚信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哪怕我们素不相识。即便他明白伸出援手不会得到老师肯定，即便他知道伸出援手会受到家长的责备，即便他知道我的爸妈不让我与他交往，我深知凡哥依然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因为凡哥，就是那种愿意为他人付出的“傻子”。
再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不是清华北大，是凡哥读过的师范大学。
再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初中老师。任教的这些年里，我见到了很多活泼灵动、天真烂漫的面孔，其中有我的，有凡哥的，也有那些曾欺负过我的同学的面孔。
我在任教期间帮了“凡哥”很多次，批评了那些欺负同学的学生，表扬了仗义出手的“凡哥”，在我的课堂上，从未让“凡哥”请过家长。
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发现，很多老师与我有相同的信念，他们发现学生有欺凌行为时，始终坚守正义，不论学生的家世背景如何，他们大都会站在“凡哥”这一边，给予“凡哥”支持与鼓励。
社会的进步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对待我的邻居张凡这样的个体，很多团体和个人都展现出了更多的理解与包容！然而，解放思想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推进的伟大工程，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坚持，才能驱散更多方面的“薄雾”，才能为一代又一代人创造更加和谐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