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我第三部随笔以及其他应景之作的合集。第一部文集《二话》起于我刚开始发表书评的一九六〇年，止于一九八二年；第二部文集《移动靶标》收集了我从一九八三年到二〇〇四年年中的文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则是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了二〇二一年年中。这样看来，每一部合集的时间跨度差不多都是二十年。

每一个时段各有其喧嚣和动荡。应景文章因机缘而作，由此同文章本身所处的时空紧密联系——至少我的应景之作如此。它们还同我写作时的年龄以及我所处的外界环境息息相关。（我有工作吗？在求学吗？缺那笔钱吗？是否已经跻身知名作家之列，醉心于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在响应人们求助的呼唤而不取分文只为行善吗？）

一九六〇年，我二十岁，单身，没有出版过作品，是一个行头不多的女大学生。二〇二一年，我八十一岁，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作家，当了外祖母，守了寡，依然行头有限，毕竟经过一次次失败的尝试，我已经认识到了有些衣服我还是不去穿为妙。

当然，我变了——我的头发变换了颜色——可世界同样也变了。过去六十多年仿佛坐过山车似的，冲击和动荡频频发生，骚乱和逆转数不胜数。一九六〇年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仅仅过了十又五年的时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场战争感觉很近——我们亲历其中，我们的家庭里有退伍军人和伤亡人员，有些教我们的高中老师曾参加过战争——却又很遥远。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六〇年之间，麦卡锡主义让我们一窥民主的脆弱性，而猫王则颠覆了歌曲和舞蹈。服装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十年代朴素暗哑、结实耐穿、具有军装风格、宽松直筒；五十年代质地轻薄、没有肩带、宽大蓬松、色彩柔和、带印花图案。女性气质受到推崇。汽车从战争年代深色的全封闭轿车变成了色彩艳丽的镀铬装饰敞篷车。晶体管收音机出现在我们中间。露天汽车电影院冒了出来。塑料制品问世了。

接着到了一九六〇年，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在真挚热切的年轻群体中，民谣取代了传统舞蹈。在当时存在于多伦多咖啡馆的小小艺术圈子里——他们倾向于法国存在主义而不是垮掉的一代——黑色高领毛衣和一般黑的眼线风靡一时。

尽管如此，六十年代初实质上依然是五十年代。冷战正酣。肯尼迪尚未遇刺。彼时避孕药还没有普及。没有迷你裙，虽说刚出现了很短的热裤。没有嬉皮士。没有第二波妇女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写了最初一批书评、第一册诗集、第一本小说——幸亏依旧悄然躺在抽屉里——以及第一部出版的小说《可以吃的女人》。等到一九六九年这部小说问世时，它所描述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六十年代后期带来了骚动。美国的民权大游行，反越战的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美国逃避兵役者拥入加拿大。我自己也不断过境：有几年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读研究生；还有几年，我在诸如蒙特利尔和埃德蒙顿等地担任初阶教职。我搬迁了十六七次。这一时期，加拿大成立了一些新的出版社，多数都与这个国家在殖民地时期之后力求了解自身的努力不无关系。我和其中一家出版社开展合作，这促使我写了大量文章，不管当时还是后来都是如此。

再到了七十年代：第二波妇女运动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抵制反抗，一蹶再蹶之后走向终结。在加拿大，魁北克的分离主义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集权政府：智利的皮诺切特，阿根廷军政府，他们搞谋杀和失踪那一套；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采用的是军事手段。有些是“右派”，有些是“左派”，但显然暴行不是哪种意识形态所独有的。

我继续写书评，也写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以为那是我真正的工作，但也涉足社论和演讲，其中不少文章探讨的主题时至今日仍然占据我日渐萎缩的大脑：“女性问题”、写作与作家、人权。我参与了一些主要通过写作发挥影响的国际组织。

到了一九七二年，我不再从事教学工作，转而成为自由职业者，因此任何能接得到手的有偿工作我都不错过。我们当时住在一座农场，孩子还小，家庭收支预算也少。我们并不穷，尽管有位访客告诉大家，说我们“除了一只山羊之外，一无所有”。（实际上并没有山羊，只有绵羊。）不过我们手头没多少现金。我们种了很多蔬菜，养鸡，养人类之外的其他住户。这个小型的农业综合经营体需要花费时间，还赔钱，所以如果我可以通过写作而不是卖鸡蛋来赚取一点现金，这样也好。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从农场搬到了多伦多（由于孩子上学等等原因），罗纳德·里根在美国当选，宗教右派崛起。一九八一年，我开始构思《使女的故事》，虽说拖到一九八四年才动笔，毕竟故事的构想似乎过于令人难以置信。我加快了“应景之作”的产出，一来是力有所逮——孩子上学之后，我在白天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二来是我收到了更多的请求。回顾我那些时断时续、记得七零八落、信息量不怎么大的日记，我注意到其中一个主题便是一再抱怨承应了太多的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看到自己这样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就我收到的求助予以回应，因此一直都没有停歇过。

“回绝掉就好。”人们告诉我，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然而，如果人家请你一年写十篇应景文章，你回绝掉其中九成，那就是一年出产一篇。可如果人家请你写四百篇，你还是回绝掉九成——你真是立场坚定又不失善良！——那么一年仍然有四十篇。过去几十年来，我平均每年写四十篇。凡事都有个限度。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继续我们的年代记：一九八九年，随着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苏联那一套体系瓦解。历史的终结已经发生，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是前进的方向，购物为王，你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女性还能有什么要求？更不用说“少数族裔”——加拿大的政客和政府官员称之为“多元种族”（讲法语和英语以外的语言的人）和“可见少数”（非“白人”的人），至少我的密探告诉我他们是这么叫的。他们可能都想求得更多，这一点很快就将显而易见，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不太明显。有动静，有传闻；其他地方有战争、政变以及冲突；但还没有发生爆炸。大家的看法依然是“不可能在这里发生”。

二〇〇一年后，随着对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一切都改变了。昔日的假设遭到了挑战，昔日的舒适感飞出窗外，昔日不言而喻的事不再确凿。恐惧和猜疑成为了主流心态。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从这里开始。

为什么用这个标题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迄今为止面临的问题都极其紧迫。当然，每个时代都认为自己面临的危机相当迫切，不过这个时代无疑感觉非同一般。首先是地球。世界本身真的在熊熊燃烧吗？纵火者是否恰恰是我们？我们能扑灭这些大火吗？

再来是财富分配的角度不均，不仅在北美，几乎所有地方都是如此。这样头重脚轻的不稳定状态有可能持续下去吗？是不是过不了多久，99%的人就会忍无可忍，放火烧掉象征意义上的巴士底狱？

还有民主。民主处于危险境地吗？我们所谓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切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民主真正存在过吗？说到一切我们是实打实当真的吗？一切性别，一切宗教，一切种族血统？我们称之为民主的这一制度是否值得维护，或者说是否值得追求？我们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有多少言论理应自由发表，由谁发表，围绕什么议题来发表？社交媒体革命赋予在线人群前所未有的力量，如果你喜欢他们，就称之为“运动”，如果你不喜欢他们，就称之为“暴民”。这究竟是好是坏，抑或只是过时的群众活动的延伸？

“烧掉一切”——我们这个时代一句流行的口号——是否真的意指一切？

比方说，一切是指一切文字吗？那么譬如一些人习惯称之的“创作者”又如何呢？作家和作品呢？他们——我们——仅仅是代言人，散播自以为有益于社会的陈词滥调，还是我们另有职责？如果这种职责别人并不赞同，那我们写的书就应该付之一炬吗？为什么不呢？以前就有过这种情况。书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些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过去二十年来我一直被人问及，也一直扪心自问。以下是一些答案，或者应该说是一些尝试。说到底，这就是随笔的意义所在，是一种尝试，一种努力。

我把这本书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一个事件或转折点为标记。

第一部分始于二〇〇四年。在双子塔和五角大楼袭击事件发生后，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我还在为《羚羊与秧鸡》（2003年）巡回宣传，这是“疯癫亚当”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情节围绕双重危机而展开：一是气候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物种灭绝，二是基因嫁接造成的瘟疫大流行。在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年，这些假设似乎很遥远，而今却不那么遥远了。第一部分结束于二〇〇九年，当时世界仍因二〇〇八年十月爆发的大型金融风暴蹒跚而行——就在这个时候，我出版了《偿还：债务与财富的阴暗面》。（有些人以为我有占卜水晶球，其实我没有。）

第二部分从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三年。在这四年里，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世界从金融灾难中慢慢复苏。我当时主要忙于写作“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疯癫亚当》。一旦你出了一本书，经常会被问及为什么要这么做——仿佛你偷了个烟灰缸似的，你们会发现我在这其中一篇里，兢兢业业地尽量解释我的罪行。

我的随笔写作生活可谓丰富多样。我继续写评论，作序，也不无感伤地写讣告。气候危机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我发现自己对此探讨得更加频繁了。

二〇一二年，我的伴侣格雷姆·吉布森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预后如何？”他问道。“病情可能慢慢发展，可能快速发展，也可能保持不变，我们不得而知。”医生告诉他。世界的状况也大抵如此。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虽然没有灭顶之灾，但人们满心恐惧，而他们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则如散沙一般无所聚焦。我们屏息凝神。我们照样生活。我们装作一切正常，可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每况愈下的气息。

第三部分收集了二〇一四年至二〇一六年的文章。美国二〇一六年大选的选前准备工作已经启动。与此同时，电视剧《使女的故事》正在筹备之中——将于二〇一六年八月开始摄制，此外关于一位十九世纪的囚犯兼背负凶杀罪名的女嫌犯的迷你剧《别名格蕾丝》也正在拍摄。

自由及其对立面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占据了我的思考。差不多在这一时期，我开始忙于《证言》的写作，作为《使女的故事》的续集，这部小说将于二〇一九年问世。

到了二〇一六年年底，时代精神的变化无疑降临到了我们身上。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后真相的陌生境地——我们将在这一境地之中待到二〇二〇年，尽管看起来有些人决心继续这样生活下去。

第四部分开始于二〇一七年，此时美国担心《使女的故事》恐怕终究不是虚构想象。紧随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是大规模的国际女性游行。这是一个让美国人充满绝望和痛苦的时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距离女性权利的倒退还有几步之遥？威权主义的政体是否正在到来？当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在四月推出时，收获了无需多言便已诚服的观众。同年，迷你剧《别名格蕾丝》在流媒体平台播出。《别名格蕾丝》是我们所曾经历的过去，而《使女的故事》则是我们可能遭遇的境况。

黑客们旷日持久地试图通过网络窃取我的最新小说文稿，此事堪称我写作生涯中相当诡异的一幕，而后《证言》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出版。

这一时期也见证了#MeToo运动的兴起。我认为#MeToo的总体影响是积极进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哈维·韦恩斯坦式的行径再也别指望不受追究就轻松过关。不过有关借由社交媒体进行抨击的利与弊仍处于争论之中，“文化论战”仍在进行。在此背景下，和韦恩斯坦案、比尔·考斯比案以及其他许多案件的记录者一样，我写下了关于真相、事实核查和公正的文章。

这三年对于格雷姆和我而言可谓艰难岁月。格雷姆的病情在二〇一七年和二〇一八年逐渐恶化，到了二〇一九年上半年，情况更是急转直下。我们知道我们携手相伴的日子所剩无几——只有几个月，而不是几年。格雷姆希望在他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告别人世，也如愿以偿了。在英国伦敦的国家剧院举行了《证言》发布会之后一天半，他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状态，五天后去世。

我在格雷姆去世后继续参加《证言》的巡回宣传活动，有些人可能对此感到惊讶。可如果有得选择，一边是酒店房间、宣传活动和人群，另一边是空落落的房子和空无人坐的椅子，亲爱的读者，你会选哪一个呢？当然空落落的房子和空无人坐的椅子只是缓了缓，过了一阵子才横亘在我面前，这种事情一向如此。

第五部分从二〇二〇年开始。这一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而且这个选举年简直异乎寻常——三月真正来袭的新冠疫情使之更加复杂。

我应邀写了一些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文章——我成天在做什么事，我们又何去何从？

极权主义让我忧心忡忡；全世界随波逐流朝极权主义漂去的趋势令人担忧，美国国内采取的种种威权主义举措也是如此。此刻我们是否又一次在见证一个民主国家的崩溃？

二〇二〇年秋天，我的诗集《深深地》出版了；我还把我探讨这部诗集的一篇论述文章放进诗集里。格雷姆依然萦绕在我心头，我很欣慰为他的《百鸟床头书》写了引言，并为他最后两部小说作序，两部作品都再版了。

我用论及巴里·洛佩兹和雷切尔·卡森这两位极其重要的环境保护论者的文章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收尾。我大胆预测，他们的作品将产生愈加重大的影响，因为地球上的我们面临着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洛佩兹和卡森以及许多警告我们气候危机日趋严重的先驱之声后继有人，那就是千禧后的年轻一代，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代言人是格蕾塔·通贝里。在二十世纪中叶雷切尔·卡森刚开始发表作品那个时候，要否认、逃避和暂缓处理这一议题是省事的，但现在不可能再这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想在这个星球上存续下去的话。

千禧一代很快就会成长并掌握权力。且让我们抱之以希望，他们能早日睿智地行使他们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