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子列传》是较能代表《史记》艺术特色的作品。司马迁在此篇中围绕魏公子无忌主要讲述了与魏釐王博、礼贤候嬴、窃符救赵以及归魏救魏等故事。
一，人物刻画生动立体，富有个性
主要人物魏公子，“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可谓“仁而下士”；又能在赵被强秦所困之际，“不独生而令赵亡”，下“与赵俱死”之决心，可谓“高义”；面对候嬴衣冠不整“直上载公子上坐”与久立与朱亥语时，他是“执辔愈恭”“色终不变”，可谓“礼贤下士”；而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又能在恰当的时机听取正确的意见，可谓“智”；魏王同意救赵在先，不能背弃，又是“信”。他这些不胜枚举的美德为他赢得了众多门客与强大威望。这样一个无比接近“仁义礼智信”的君子好似一个完人，那么他就没有缺点吗？虽然司马迁对魏公子的主观情调是赞扬，但本着一位史官的责任操守，他却无意也不能只把他描述成一名扁平式的传奇人物，而是赋予他立体。也因着这立体，使人物更可爱，故事更真实。
作为一名臣子，威望盖主的时候总是会受到猜忌的。而魏公子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他的锋芒毕露，他享受门客众多、威震天下带给他的荣誉感与幸福感，无法跳脱出来向魏王自白心迹。文中有三个地方体现了这一点：其一，“与魏王博”时，“赵寇入界”，身为臣子的魏公子明白此乃赵王打猎，而尊为国君的魏安釐王却不知道。关键是魏公子居然丝毫不藏锋守拙，坦白“赵王猎耳”之事，这让魏王如何能不“畏公子贤能”？更可气的是，他不仅要说，还要卖关子：结果和原因分了两次说，结果说得轻描淡写，原因甚至是在魏王求问之下才说的。强调“我知道赵军入界只是赵王猎耳”（“耳”“深得赵王阴事”“客辄以报臣”等字眼都有加重语气之嫌），言外之意难道不是“我知道，而你不知道”吗？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魏公子虽然没有这层意味，魏安釐王难免过意不去。其二，在救赵成功后，赵王打算“以五城分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不必多言。其三，归魏救魏之时，公子率五国之军破秦军于河外之后，乘胜追击至函谷关，“当是时，公子威震天下”。这个时候，魏公子就缺乏一种体察君王之心的警觉。想来自己一则远离朝堂，二则所率军队皆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而来，秦已“数使反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久在外征战，不知委身自白心迹，怎能教国君不为盈耳之言迷乱？于是被人代将，“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到死郁郁寡欢，不曾跳脱出来。
中国传统的人物传记往往把一个人传奇化或者扁平化，而《史记》却能以三言两语刻画出人物原始丰富的感情，使他们立体可爱。传统描写一个谋士时，不是多智近妖，就是尽忠尽责，唯《史记》敢于描写一个谋士（范雎）“复仇”的恩怨人性；传统描写一个妃嫔时，往往不是红颜祸水就是贤惠淑德，而《史记》却敢于描写如姬盗符背后的知恩图报；及至平原君，也远比“尊贤而重士，宽厚而爱人”复杂得多；到得魏安釐王，也远不是胆小懦弱、听信谗言那么简单；还有那富有个性的候嬴朱亥……
此外，这一特点似乎还能从一对令人费解的矛盾中可见一斑：魏公子的舍生救赵与拒不救魏。为什么魏公子救赵的时候能顾全大义，而自己国家受困时却袖手旁观若无情无义呢？实则并非如此。救赵时，他洞察到赵国若亡，魏国必受极大冲击，且秉持侠义之心、亲属之情与战略远见，为抗秦大局而奋勇为之。而所谓“拒不救魏”只是表象，他因窃符救赵一事已触怒魏王，遭受猜忌与冷落，心灰意冷之下才暂未行动。然一旦被提醒魏国于自身及天下之重要意义，其爱国情怀与大义担当瞬间复燃，立刻回归魏国，全力组织抗秦。可见，他心中大义从未缺失，只是在复杂境遇中经历了短暂的情感波折与行动迟疑，绝不能简单归结为无情无义。正是这样一对矛盾才凸显出人性的复杂以及魏公子那超越生死与私情的大义。
二，语言特色雄放酣畅，多姿多彩
叙述语言散文化，句式长短不一，韵散结合。句式长短不一，如“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长则十余字，短则四字，读之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韵散结合，如“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这种方式虽不及诗歌的严格押韵，却具有散文的灵活自由，又带有一定的音乐美。
语言风格浪漫外放，重在写虚。浪漫外放，如侯嬴在信陵君出发救赵时，以死相送，“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这种以生命践行承诺的情感表达十分浓烈，带有一种超脱现实的浪漫情怀。重在写虚，其一，作者敢于议论抒情，如“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直接生发史官观点；其二，虚词较多，频繁使用“之”“以”“而”“为”等。
人物语言个性化。如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朱亥则言“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可见这些隐士虽同样狷介，但狷介之中亦有不同的个性。
三，创作思想
司马迁作《史记》，非同与史家受命为皇家作史，而更倾向于一种对于华夏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其作史记，乃是发愤，“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从文中另一对极具张力的矛盾中可见一斑：魏安嫠王的不辨忠奸与信陵君的从谏如流、知人善任。这里，或也潜藏着作者本人对一段过往的追忆，对一代明君的渴望。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首次将表、书、世家、本纪、列传五种体裁有意识地整合，形成系统，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