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伟大的“中国文学”是否可能？

自己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想跟大家讨教一下。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有没有可能追求一种非常有出息的、非常了不起的中国文学？这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有一种命运感。从个体的意义上，他应该在四十多岁之后，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能做什么，能做到何种程度。同时，从历史的角度，他应该意识到，他置身其中的这一段历史，包括他生长其上的土地给他赋予了一种什么样的限度，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以及机会。他自己的文学又怎样反作用于这个时代，以及受时代限制这种作用的可能限度，也就是说，他如何理解在社会历史的总体实践中自己写作的意义，而不是仅仅从文学的传统之内来领会自身创作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所谓成熟不是表现在技巧上，不是表现在审美经验上，而首先呈现为一种深沉的历史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优秀的中国作家应该有一种命运感，有一种不同的历史意识和对自己写作生涯的新的期许与抱负，包括和以前作家相比不同的巨大的优势，以及相伴随的难以超越的限度。这是历史提供给他的。应该看到，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华，如果不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注定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这非常残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们普遍有一种很浪漫主义的幻想——浪漫主义文学观念鼓励这样一种自我感觉：一种关于天才、独特性的想象，似乎具有文学天赋的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能否成为一个被时间所肯定的、被认定为“天才”的作家，往往取决于一系列的历史机缘。而我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初步提供这样的机缘，这不是说它有多么伟大，而是说它以其复杂性而具备多重可能性。它就像鲁迅说的一个大时代，一个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时代。

而这样的时代恰恰给作家提供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超越我们自己个人的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的所谓中国文学的命运。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某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评价总是潜在地和如下一个事实相关：他是否融入了创造新的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凸显了某种个人风格。我们可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创造一种真正的“中国文学”，或者重新找回那种曾经叫“中国文学”的东西？从文化政治乃至于美学的角度讲，七十年代末期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那个叫“中国文学”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的。

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包括中国读者其实已经被起源自西方现代的那一套文学的价值体系，或者说文学的经验，改造过了，它改造得是如此深刻和成功，以至我们的美感经验，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什么叫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坏的文学？这些基本认知都已经被灌注成型。如果按柄谷行人的说法，这是一种“装置”——我更喜欢用另一个说法“眼镜”，给你戴上这副眼镜，你通过它看到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所谓文学的经验肯定不是中性的，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事实，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可以被文学处理的，这都取决于我们戴着什么样的眼镜。而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是戴着这样一副别人给我们的眼镜来写作的，这就限定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很难再找到那个真正的中国经验，或者说，再难以发现有别于“普世的现代生活”之外的可能的现实。而有了这样的文学，我们又会按照文学提供给我们的生活表象去构造现实的生活，于是被构造的新的生活更加印证了那一套装置的有效性，这是一个同语反复的过程，也是一个互相反馈、互相强化的过程。新时期的文学认为自己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或美感经验内部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不像八十年代那样简单化，几乎是一种投降的姿态。

在这种状态之下，不可能产生了不起的文学，它先验地就和生活、和中国的复杂经验隔着一层，是心隔。当时的中国作家普遍地存有一种关于普世的世界文学的幻想。而现在，我想说，如果一个作家的脑子里还存着这样一种幻想，梦想着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成为一个被不同文化所接纳和认可的，世界意义上的、普遍意义上的伟大作家，在最庸俗的层面上，想获得这样、那样世界级的文学奖，比如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因为他脑子里还带着这样一个深深的镣铐。而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被塑造得太深了，它的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领会我们生命经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已经被改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要肯定相反的方向：要回到中国本土，回到传统，或者回到纯正的中国经验。事实上，那是回不去的，而且，即使回得去也未必是好事，这个问题稍后我再谈。所以说，一个在八十年代写作的作家不可能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中国作家，自己身边的生活看不见，真正的西方生活，包括文学传统也不可能真正进去，真是挺尴尬。所以，我一点都不奇怪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他相当坦率地表达了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准确地说，这种印象是由八十年代文学得来的刻板的印象扩大化而来的——它既没有真正写出“中国”的生活，又学不像西方文学——学像了也不过是三流、二流，他们有什么理由瞧得起你！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事实上，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也不是完全被来自西方的那一套现代观念改造了，很大程度上，它也只是中国人创造新的美学经验的资源，我也无意完全否定那一时代的文学成就，相反，那个时代的文学有很多让人怀念的因素，也有个别的作家事实上在某些方面超出了这种限制。但是，不可否认，那个时代的作家普遍地缺乏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反思的能力和意识，也没有这种自觉。不过，这不全是个人才华或心智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抛弃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我们已经习惯的文学的标准和文学技巧体系。它们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而是说，我们对这一套东西要有一个反省，虽然不是要完全抛弃它。应该看到，不可能存在一种可通约的、普遍性的文学，只可能存在不同的文化或民族共同体的文学，如果说某一种文学表面上获得世界性的承认，那不是因为它具有所谓普遍性，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强力。也就是说，在不同文化价值的争夺战中，它胜出了，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它把自己的特殊性讲成了普遍性。但是，一旦某种文化或文学具有了普遍性的自我意识或世界性的抱负，它就真的会爆发出非凡的创造力，同时也会不断地把其他的文化视为他者和特殊性的文化，不断整合进自我的壮大与生成中，从而建立一种围绕着自我主体的等级结构，并进一步加固自己的普遍性地位。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中国作家，应该有一种命运感。在这个时代，这个普遍性的文学标准还不由中国人界定的时代，中国作家注定了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作家，尽管有些作家可能被所谓世界承认了，但那并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品质，而是基于别人的理由。不管你再努力都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因为你个人才华的问题。你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作家，但是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中国作家，来自一个伟大的文明共同体，一种任何其他文明体都不可真正消化的文化，注定必须承担这样的命运：要么作为最好的被承认，要么被完全漠视，指望跟在其他文化旗帜后面作为“伪军”被接纳，是不现实的。现在被世界接纳的中国作家要么是基于政治性原因，要么只是为了显示别人的大度或对多元文化的好胃口，或为了肯定自我的主体性对二流的学徒表示一下鼓励。我不相信真正的中国小说能被欧美世界所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文学的时代还没到来。一个民族的文学，一个国家的文学，或者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文学，它想成为伟大的文学，伟大的世界性的文学，往往得建立在一系列的非常坚硬的历史基础之上，可能是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军事的。当然，我不是在庸俗唯物论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和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多元决定的意义上来看待历史制约。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或许是一种强大的自信和成熟的主体心智、开阔的胸怀和世界性的抱负，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的原创力和想象力，对历史的想象力。它往往和某些物质性基础有关，但并不必然相关。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或许更重要，中国作家意识到这种命运了吗？在我看来，有没有这种抱负，恰恰可能是决定其文学水平的前提。衡量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尺度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现在通行的所谓世界性的文学标准，而是看他是否写出了中国人眼中的世界，这种眼光来自一个文明共同体，那个基于生生不息的几千年文明不断自我创造——其中也包括西方现代文化的吸纳，“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文明，这种审美经验会重新界定一种文学。

应该看到，几十年的物质力量的积累，的确让我们有了文化上的自信，但是，离文化的自觉还有相当的距离。或许，有些人认为，伴随着物质上的强大，我们的文学、文化自然会走向世界。这就太低估了文化斗争的艰巨性。如果说中国文学有可能重新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意义上的文学，那么，这一过程肯定要伴随着一种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搏斗与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厮杀。而且这个拼杀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内在的、自我的角斗。它是在自己的审美经验内部展开的，表现为抉心自食，注定会非常残酷。它要否定掉自己的很多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看见很多新的东西，它要把内置的，已经植入到皮肉里面、无意识深处的那个现代“装置”重新加以校正。

回到自我必须穿越西方，所谓西方已经内在于自我，我们别指望回到那个所谓的中国经验，或者中国的文学性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你说你回到唐宋，回到中国传统文学，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你也回不去，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自己本身就在不断地生成之中。西方的现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客为主，反主为客。你别指望关起门来就能保存自我，真正的自我必须不断遭遇他者，同时要把它克服掉，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文学。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可能也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一个作家、两个作家的问题。但是，需要一批有思想境界的、有强大的所谓审美能力的中国作家涌现出来，才可能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才能形成这种新的中国文学的轮廓。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机缘其实也在不断地出现，同时也在不断地流逝，聚聚散散，还没有真正形成阵势。现在有些优秀的作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不断地在自己的文学实践里面进行这样的尝试。但是大多数中国作家还是比较懵懂的，近年来我也看看很多长篇、中短篇小说，感觉大家还是沉浸在那样一种西方的文学普遍性的梦境里面，没有醒过来。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无所依傍的文学年代，我们很多人都很怀念八十年代的文学。在前面我批评过那一时代的文学，总的来说评价不是很高，但有一点我是非常欣赏的，那就是那时的文学很有历史的能动性。那个时候的文学高擎着启蒙主义的旗帜，批判性地面对中国现实，而批判所凭借的正是当时还虚无缥缈的所谓西方彼岸世界，我们把它当成合理的黄金世界，这种想象为作家批判性地观照中国现实提供了一个尺度，一个更高的、更完美的尺度。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虚构出来一个西方——实际上那时候中国作家也没几个出国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是怎样怎样，我们构想出来一个西方，然后拿那个“西方”来批判当下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乌托邦的维度。

但是现在这个“西方”不存在了，其实，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它就已经庸俗化了，那个“西方”慢慢地就简化为美国、欧洲、日本。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一个外部的参照，那个叫“西方”的抽象的彼岸世界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从哪里汲取批判性的参照性的资源？这是一个问题。而我们想找到一种新的中国文学，肯定要有某种理想的参照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一个乌有之乡，创造一种另类的，或者说可能的新生活。我们的文学可能要在一种无依傍的情况下去寻找一种另类的东西，对另类的生活可能性的发现可能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寻找要比八十年代艰难得多，当然也有出息得多。

在某些当下优秀作家那里，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发现这样的因素，虽然还不是太多。这是让我感觉到中国文学还有希望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