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各派学者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

把阶级定义为在社会权力分配中的一种共同地位，是欧洲一批有影响的保守主义理论家的阶级定义。属于这一派的思想家有拉尔夫·达伦多夫、斯塔尼斯劳·安德雷斯基、维尔弗莱多·帕雷托、罗伯兹·米歇尔斯和盖塔诺·莫斯卡等。

达伦多夫（1929—2009）是德国社会学家，20世纪60年代以后属于德国的自由民主党派别。他曾受到马克思的理论影响，他在汉堡做的博士论文便以《马克思的面面观》为题。1956年达伦多夫在伦敦完成哲学博士论文《英国工业中的非技术劳动者》，1957年出版《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冲突》一书，1974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达伦多夫认为社会有两面性，即一致性和冲突性。他认为帕森斯和功能主义者从整体上把社会看得过于和谐、统一和静止，过分强调社会的整合，应当抛弃功能主义者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形象，用冲突的模型取代功能的模型。39达伦多夫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用于解释的范畴。阶级实际上构成了社会、社会冲突和历史发展的所有方面。”40但是，他在阶级的确定和划分上与马克思主义见解不同。他认为，社会冲突中的集团取决于他们是参加了还是被排斥在行使权力的强制性集团之外。41他否认阶级可以用经济范畴来定义的观点。他认为，“阶级基本上不是或者说完全不是经济集团”42。达伦多夫认为社会结构是两阶级模式，一个是有权力的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的阶级。在任何权力结构中，被统治阶级出于他们的利益倾向于作为一个集团去反对那些当权的阶级。他在对社会的矛盾冲突作解释时，用对权威和权力的争夺而发生的冲突代替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不占有而发生的冲突。他进而认为，“权力和对权力反抗之间的辩证法是历史的动力”。他把这种理论用于大到国家、小到乡村足球俱乐部的所有协作团体。达伦多夫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反对那种一切冲突均可得到解决的看法。43

帕雷托、米歇尔斯和莫斯卡提出了非常类似的关于阶级和社会不平等原因的理论。他们倾向于认为社会划分为“精英”和“非精英”两个集团。例如帕雷托说：“居民中存在两个阶层，第一，一个较低的阶层，非精英阶层；第二，较高的阶层，即精英阶层。而精英阶层又分成两个部分，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44他们认为权力是阶级基础的学者又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强力和军事力量既是阶级不平等发生的起源，又是它持续再生产的基础。第二种看法认为，组织和观念形态的控制是阶级不平等的起源和持续的来源。斯塔尼斯劳·安德雷斯基写了《军事组织和社会》一书，他认为社会中不平等总量的变化与军事参与比率相逆，即成年男子在社会中征兵率越高，社会越民主，参与军事训练的人越少，社会分层就越厉害。安德雷斯基引入战争与社会分类程度关系理论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引入步兵战术并改进了火器后使极端的封建寡头政制被摧毁；引入征募的军队和在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中使用整体战争扫除了极端不平等的封建残余；要使接受过训练的农民战士保持忠诚并吸引他们，社会民主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普选权和土地改革的发展。45

米歇尔斯（1876—1936）生于德国科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28年起担任意大利佩鲁贾大学教授。他认为，一个社会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就无法存在，国家不过是少数人的机器，他不同意安德雷斯基对权力的军事基础的看法。他说：“寡头政制依赖于我们所说的组织本身的心理学，也就是说，依赖于出于巩固每个有纪律的政治聚合体的策略和技术需要。如果对此作非常简洁的表述，那么政党的基本社会学法则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示：这是一种使得被选出者对于选民，或者说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选派代表的人取得统治的组织，这里所说的组织便是寡头政制。”46他认为，对交流渠道、观念和知识的控制即大规模组织的领导，是权力的基础也是阶级的基础，个人心理潜势的组织化导致了统治。心理学的解释是米歇尔阶级和政治理论的核心。47

莫斯卡（1858—1941）是意大利政治学家，生于西西里的巴勒摩，1896年起为都灵大学宪法学教授，1923年起为罗马大学政治制度和政治学原理教授，1908至1919年为意大利下院议员，1914至1916年为殖民地事务副大臣，1919年为上院议员。他著有《资政理论和议会制政府》（1884年）、《政治科学原理》（英译本作《统治阶级》，纽约1939年）。莫斯卡认为，一个垄断着权力及利禄的统治阶级，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在每种政治体制中，统治者总是一个有组织的少数，由于其成员之间保持密切联系而能够统治无组织的多数人。统治阶级试图根据所谓“政治公式”，即抽象的道德的和法理的原则为自己的权力辩护，使之合法化；而这个“政治公式”又必须符合被统治社会的价值观念。莫斯卡根据成员交替情况及对统治阶级所负责任的不同程度，将政治阶级分成开放的和封闭的两种，并分析了致使社会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的各种社会力量。莫斯卡认为，统治精英某种程度的流动对于一种政治制度的稳定是很关键的。为下等阶级的优秀分子提供进入上层的机会，就能杜绝革命领袖的产生。一旦具有才能、雄心勃勃的人进入最上层职位，可以加强政治体制。上层领导人中有少数来自下等阶级是无关紧要的，正是由于这种稀有的机会，才能鼓励有才华的人相信他们能升到上层，使该制度在所有的社会阶级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莫斯卡的精英理论具有明显的反民主倾向。48

西方不少学者在进行社会结构和政治研究时使用了“精英（elite）”这一术语。“精英”是一个概念含糊的术语，有时它的范围比阶级小，有时却又比一个阶级范围大。使用这个术语的学者在确定谁是精英时，基本上是根据拥有的权力和声望来确定。他们将一个阶级中最有权力的那部分人称作这个阶级的精英。也有的人把两个或更多的阶级称作一个社会的政治精英。还有的人将某个单个的阶级说成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精英。伦斯基评述说：“这一术语仅仅意味着任何特定的社会单位中的最高层次部分，而不论这种社会单位是一个阶级还是整个社会，也不论是按人们所选择的什么样的标准所排列的。”49因此，精英的界限与精英的概念一样，通常是不准确的。严格说来，“精英”的概念不是社会结构适用的概念，而是一种政治学的概念。在社会结构研究中引入这种概念，无助于认识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的阶级属性。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维贝尔（又译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截然不同的阶级理论。马克斯·维贝尔（1864—1920）生于德国爱尔福特，是律师和自由政治家之子，他曾就学于海德堡、柏林和哥廷根大学，攻读历史、法律和经济学。毕业后最初在大学任教，后因健康原因离开大学教职。1918年以后他基本是以私人学者身份进行学术工作。

维贝尔的阶级理论强调阶级与市场、分配和消费的关系。维贝尔认为，阶级仅仅是某一共同体内三种权力分配现象中的一种，另外两种是地位群体和政党。维贝尔认为，阶级是并非具有必然性的共同体，“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我们才能谈论阶级：（1）一定数量的人们共同具有其生活境遇的某一特定组成部分，在此限度内，（2）这一组成部分是由财产占有和收入机会中的经济利益而单独地表现出来的，而且（3）是在商场或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些人才具有共同的阶级地位。维贝尔认为，“财产”或“财产匮乏”是“阶级地位的基本类别”，利益随着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市场机遇而发生变化，因此，这些利益并不仅仅以唯一的一种方式来区分出现在市场中的人。维贝尔认为有三种相互交叉的阶级类型，即由财产差别所决定的财产阶级，取决于商品、服务和技术销路的商贾阶级，和由于阶级社会地位系列所组成的社会阶级。在这三种阶级类型中，社会阶级最有可能成为共同体。一个人依附于他所从属的阶级，这种依附随着市场形式的结构发生变化。

维贝尔认为，阶级利益通过追求这些利益的个人而产生行动。具有阶级意识的组织最容易取得成功，因为它直接反对经济上的对手。他认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形式由于地位群体的存在而复杂化了，而阶级和地位群体的利益都可以由政党来代表。

概括起来说，维贝尔进行阶级分析的出发点是权力差异而非经济的剥削。尽管他在讨论资本主义时强调了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但由于没有提到剥削，因此维贝尔的理论明显具有缺乏批判精神的特点。50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受到维贝尔很深的影响，被称作“新维贝尔派”。他在《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扩展了维贝尔早期根据商业市场中的地位来定义阶级的方法。他认为有三种市场能力，即对生产资料即财产的所有权，对教育的拥有或技术资格的占有，对体力劳动力的占有。他把这几个因素都纳入划分阶级的标准。51吉登斯的阶级理论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同，他认为阶级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学概念，他对阶级是否成为革命变革的力量并不感兴趣。他认为，随着阶级结构的形成而出现的阶级意识并不一定是革命的。吉登斯指出，并不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意识才具有革命性，革命性很可能出现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到了发达工业社会，阶级冲突仍然存在，但吉登斯认为到那时它并不是革命的。

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而著名的美国学者沃勒斯坦也是按照维贝尔的定义即根据在世界市场中的共同地位来定义阶级的。他认为，“世界经济的分工包含了一种工作职业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要求把有高度技术和更大资本主义化的工作留给较高的等级群体。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特别褒奖资本积累，包括在很大程度上高于‘初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造成了职业技能地理上分布不公，而市场地位的作用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种倾向。52

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基本上扫除了封建残余。在中世纪和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所见到的那种封建身份等级制的残余，到这个时期已不再存在。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联系纽带是否单纯化了呢？沃勒斯坦批评一些学者“接受了19世纪的单纯想法，以为在阶级关系以外另寻其他区分社会团体的标准——如宗教、种族、性别等——是不恰当的，这些阶级以外的分类法被视为架在劳工阶级颈上的重担，是虚假的意识。然而，这种观点无法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方式。资本主义对不同的性别、民族、宗教、种族其实并未一视同仁。各种团体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比率并不相同。要解释这些差异颇费功夫”53。沃勒斯坦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划分，即社会压迫的形式，仍是多元的，不仅有阶级压迫，同时还有宗教、种族、性别的歧视和压迫。而且在世界上一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后一种压迫引起的反抗常以突发的形式爆发出来，成为阶级斗争的突出事实。

再有一些学者根据职业和工作性质，以及生产的性质来划分阶级。理查德·汉密尔顿根据李普塞特的方法，以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区别来定义阶级。他指出，“工人阶级”、“蓝领”和“体力劳动者”的概念在使用时可以相互交换；而“中等阶级”、“白领”、“非体力劳动者”的概念也可以互换。他认为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界限是基本的界限。丹尼尔·贝尔和其他“后工业社会”理论家认为技术专家在当代社会成为新统治阶级。例如贝尔说：“在未来的科学城里，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技术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54

西方大多数学者在谈及近代社会的阶级时，一般都把经济标准作为划分和确定阶级的主要标准，但各派学者对于是否把经济标准作为唯一的确定阶级的标准仍持异议。他们考虑到社会史中众说纷纭的情况，认为经济以外的地位、政治、文化等更多的因素，在划分阶级时都应当被考虑。美国社会学家斯特恩斯在研究19世纪及以后的欧洲社会史时指出：“欧洲的社会阶级与四个基本的事实的结果有关，即身份观念、收入、工作类型和传统。这些事实常常是相关的。”“身份意识是最广泛最常见的特点，但是很难加以规定。特别对前工业社会来说，它恐怕要包括独特的法律地位。一个阶级通常通过独特的消费方式强调它的身份。阶级作为一种身份集团为大多数婚姻提供了框架；这就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承认其他成员作为唯一的婚姻伙伴。这种标准对于实际的身份关系提供了最好的评述。但是，婚姻甚至消费模式尽管存在，对其详细情况却很少有充分报道。”“劳动类型能够描述和补充身份。职业的差异不仅仅反映收入的不同，它还提供了独特的联系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中等阶级下层时常挣钱比工人要少，但是他们保持一种以工作类型为依据的独特的身份意识。在贵族内部收入和地位上的巨大差异恐怕不会掩盖他们认为土地收入和政府文职比商业冒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传统起了一种巨大的作用，特别对贵族和工匠这样老的集团来说尤其是这样。还有，它有助于形成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系。”“收入对于规定一个阶级最为重要，特别是在工业时代。到了这时，甚至某种程度上在此以前，绝大多数社会阶级的成员的收入或所得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拥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特点产生了可加以比较的家庭生活和政治见解，总之，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斯特恩斯在列举了人类历史上影响人的地位和身份的诸种实际因素后得出了结论，他说：“很明显，对于社会阶级，依靠一种首要的分析单位会遇到一定的困难。”55斯特恩斯确定阶级的方法属多元综合决定论。当然，阶级多元决定论最突出的倡导者当数马克斯·维贝尔。

波兰社会学家、原华沙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1897—1963）著有有影响的社会结构史研究理论著作《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1957）。他对一些重要的社会结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阶级分析问题，奥索夫斯基认为，马克思曾使用了若干种不同的阶级概念，在其有关革命的著作中，阶级概念似乎是指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两极分化，但他对于阶级进行理论分析时，却对阶级作了两种不同的三分法，即把它分析为具有三个或更多阶级的社会。奥索夫斯基对于在解释社会阶级结构时处于论战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不是去探讨两种学说中谁是谁非，而是认为这两种学说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人类社会比这两种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种所承认的都更为复杂，而这两种理论都只是提出了片面的观点，即它们各自在强调现实的某些方面时，却忽视了其他方面。他认为，对于同一个社会，既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把它分析为具有两个阶级的社会，也能够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把它分析为具有三个或更多阶级的社会。奥索夫斯基指出，人们所运用的传统概念经常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带上偏见。随着人们认识到传统概念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新的更好的概念和问题的形成，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综合的过程。56此外，美籍比利时社会学家彼特·冯·登·博格也持与奥索夫斯基相似的思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功能主义理论是支配着许多社会科学的两大主要探讨方式，它们都对实在情况提出了互补的观点。57

波兰学者维萨洛夫斯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着人们的收入水平、声望、教育程度，以及在权力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及生活方式。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全体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则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收入、工作性质、声望、机遇和政治特征的差异便不可能由这种共同关系所决定。在急剧的社会变迁的环境中，像收入、声望、教育和权威这些决定地位不同的特征已是互不相关的了。当社会主义得以巩固，而教育变为决定地位和其他特征的新的因素时，就会出现一种地位重新构成的可能性。58

西方各派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社会结构时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社会分层的标准或方法问题。他们一般来说对分层持多元论观点。

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哈斯·伦斯基指出：“分层是一个多元现象。人类总体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而分层的，这些可供选择的分层方式中，每一个都为一个不同的阶级概念提供一个基础。”“在经验上，这些阶级有着大量的重叠交叉，但是在分析上，它们每一个又是相当独特的。”“围绕着这一术语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它所代表的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学者们对其过分简单化的结果。”伦斯基认为：“‘阶级’这一术语不应该被定义得太窄。如果宽泛地定义这个术语，然后在不同类型的阶级之间做出仔细的区分，那我们的收获会更大些。因此，我们最好把阶级定义为：一个社会中一些人们的一种聚合体，这些人按他们同权力、特权或声望的某些形式的关系而处在相似的地位上。”59他自信地认为：“象诸如马克思与莫斯卡或达伦多夫与帕森斯的理论一样，各种矛盾着的理论都可以在一种单个的、统一的构架中去理解。”60

伦斯基根据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每一发展阶段的社会分层作了一个总览的尝试，这表现在他的《权力与特权》一书中。他在论述自己的方法时说：“我试图要通过将其基本的命题与尽可能宽广的人种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资料联系起来，从而提炼这一综合的陈述，使之变得鲜明。”他认为，在理论建构中，归纳方法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演绎方法，目前在一些社会学者圈子里，流行着将理论建构等同于纯粹的演绎推论，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对大量地依赖于归纳探索提出质疑。幸好，随着其必然的无效性越来越明显，以及随着归纳理论上的重要性更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这一时尚也就正处于消逝之中了。伦斯基指出，在研究社会结构确定定量模型时，不仅有集中趋势，还有其变化全距、离差，以及有时出现的不对称趋势。关于社会结构研究中运用计量方法的问题，他认为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在检验这一理论所用的资料时是很不理想的。61他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历史概括说：“人类群体结构一般包含着共存的许多并行的垂直的等级制，它们通常并非彼此完全相关联。”伦斯基1954年在对美国底特律社会的研究中指出有四种等级制，即收入、职业、教育和种族的等级。在各种等级制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个人或家庭表现出其地位和谐或地位一致，反之，地位不和谐则发生于其地位级别存在一种或多种重要差别的个人或家庭中。62伦斯基属于以多元论来作社会分层研究的学者。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认为，“上等阶级”出身的主要标志是：第一，父母或岳父母列入社会名人录；第二，在著名的私立预科学校上过学；第三，参加过某个上等阶级的俱乐部。多姆霍夫强调的是上等社会阶级的社会心理和象征性的标志。托马斯·戴伊则认为鉴别“上等阶级”时应当有下列另外几个标志：第四，父母是工业大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或公用事业的高级职员或董事；第五，父母是政府的高级官员或军队的将级军官；第六，父母是第一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报纸老板或董事、大学校长或理事、基金会、重要民间或文化团体的主席或理事。按照戴伊的定义，中下等阶级或下等阶级的出身者，是以没有学院或大学教育为标志的。美国全国人口大约79%是适合于中下等阶级和下等阶级定义的。63多姆霍夫和戴伊对上等阶级定义域的确定方法，是教育和职业的划分方法。

原联邦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菲尔斯滕贝格认为，不能用一元论的模式来论述联邦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德国的现代社会是纷繁复杂的，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多种因素。汉斯·施派尔也反对依靠社会经济指数来进行研究工作的一元论的结构理论，他早在1933年就已经指出：“既不能用中等阶层这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又不能用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来准确解释现代德国社会的具体形态。上述这两种做法充其量只能从过去的情况出发来对目前的社会作一种‘注解’。”64科隆社会学研究所制订的划分社会阶层的指标是三个主要参数的综合，即经济状况、职业和文化水平。1961年联邦议会选举时对联邦共和国整个居民进行的民意测验，就是根据这一标准来划分的。关于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的参数，不仅存在于社会学者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社会各阶层民众之中。根据1957年对科隆的调查，持马克思主义模式来进行社会阶层划分的人占公众的3.6%，按收入和生活水平来划分阶层的占35.2%，按职业类别来划分阶层的占24.6%，认为社会存在等级制的占11.8%，持其他划分模式的占公众的15.6%。根据1959年对联邦共和国的调查，被调查者中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模式的只占0.9%，按收入和生活水平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占7.8%，按职业类型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占37.5%，认为社会存在等级制的占3.7%，按其他模式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占40.7%。对于社会冲突的存在状况，持对抗型模式见解的1957年在科隆为33%，持非对抗型模式的为47.6%。1959年在全联邦德国被调查者中持对抗型模式的占3.5%，认为属非对抗型模式的为87.1%。65

在西方研究社会结构的众多学者中，美国学者米尔斯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激进社会学者。赖特·C. 米尔斯（1916—1962）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跨学科研究生专业博士学位，后在马里兰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早年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这对他形成独立的激进学术观点有很大影响。他著有《白领：美国的中等阶级》（1951）、《权力精英》（1956）、《社会学的想象》（1959）和一些政论著作。米尔斯关注权力的使用，他尖锐批评权力被滥用的现象。他认为，美国是被权力精英集团统治的国家，其底层是无权的大众，处于权力精英和劳动大众之间的是由雇员组成的中产阶级。他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认为，正是由政治家、商人、军人结合而形成的精英集团，决定着美国政策的方向。米尔斯在对权力精英的研究中，有过分估计军人作用的倾向，这受到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胜利之后，军人的威望很高。但是，正如社会学家莫里斯·贾诺威茨指出：“任命军人担任负责的政府职务的做法虽然还在继续，但从1950年起便急剧减少，军人的政治威望在50年代与70年代有很大不同。”66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指出老的中产阶级成分如农场主、小商人已经没落。今天，他们已被领取薪金的专业人员、经理、办公室职员和推销人员组成的新中产阶级所取代。这些依靠科层制为他们提供职业的人，其实是无权的顺从者。米尔斯尖锐地抨击操纵民众的精英和大财团，但他没有提出任何用以取代现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一书中，批评了帕森斯等美国社会学家偏爱对事件作统计性调查，过分注意社会的抽象性质，而忽视对现存的大量社会问题作研究的缺点，反对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米尔斯的著作吸引了大量读者，他从伦理道德角度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批判态度，对古巴革命的同情态度，对美国新左派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米尔斯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心目中崇拜的对象。

在20世纪西方研究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学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属各派有一批重要的理论家和学者，对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体系，尤其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结构，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和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最初的系统表现，是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1885—1971）在1923年发表的论著《历史和阶级意识》。该书为论文集，共包括八篇文章，其主要论题就是“历史”和“阶级意识”。卢卡奇从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研究着手，阐述了对社会结构较系统的看法。卢卡奇论述说：

历史唯物主义大概在19世纪中叶成为科学方法，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时代精神表现在社会真理中时，总是可以发现社会真理的，这也不是机遇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也不是偶然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和通讯系统的布局，资本主义社会为其自主性、内聚性以及对内在规律的唯一信赖性而赋予整个经济生活一种身份显赫的地位，这是以前的社会形态中未被人们所认识的事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经济体系所关心的只是那些只被理解而不被支配的规律，关心的是——再引用恩格斯的话——生产者丧失对自己社会的生活条件的支配权的局面。作为社会客观化、物性化的结果，生产者的经济关系得到完全的自主，它们导致一种独立的生活，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证实的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领域并不是偶然的。67

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科学方法，那么，它也可以明显地运用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其实人们已经这样做过，也不是没有获得成功。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导致了某些十分引人注意的发现。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历史唯物主义对准前资本主义时期，就会感到一个十分根本而又重要的方法论困难，即一个在资本主义批判中未出现的困难。68

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多次注意到这一困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地对此做了系统的阐述：这一困难在于文明时代与这个时代以前的结构差异。……马克思认为：“在土地所有制居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也有相同的观点，他尖锐地阐述道：“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像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69

卢卡奇的这些关于社会结构史的论述，反映了他的历史洞察力。事实证明，卢卡奇这些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再认识。在这个时期关于阶级理论之所以会展开讨论，是因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明显地出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管理者对于工人比率的下降、劳资双方各自内部的分化都在增长，以及在职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大规模地扩张现象。这使得人们感到，重新考察阶级社会两极分化的命题显得必要。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劳资对抗的命题仍然一如既往地坚信不疑，但是，他们在对待哪些人构成资产阶级、哪些人组成无产阶级，尤其是对“中间阶级”存在的问题看法发生分歧。有的学者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把他们划为三派。70

第一派为受阿尔都塞影响的波朗查斯。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1936—1979）原为希腊共产党员，后在法国大学任教，著有《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法西斯主义与独裁》（1974）、《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独裁的危机》（1976）、《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等。波朗查斯《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一书的基本框架如下：第一，社会阶级主要但不完全根据他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来定义。经济在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中起决定的作用，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定义阶级时不能排除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并不是首先有了阶级社会的存在，在那以后才进行阶级斗争。社会阶级与阶级的实践即阶级斗争相合，并且只能根据相互对抗来定义阶级。阶级根据他们介入的关系来定义，并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形态上。第三，阶级指谓社会劳动分工中某种客观的地位，阶级结构不仅发生在生产关系中，而且发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治与从属关系中。第四，阶级的结构决定并不一定必须与各种集团和代理人在特殊环境中采取的立场相一致。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特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行为的变化，不一定必然表示其阶级立场的变化。71

波朗查斯对于阶级持多元决定论的观点。他在确定阶级界限时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经济标准。波朗查斯认为经济标准主要指社会承担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也就是个人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并以此剥削雇佣劳动者，因此构成一个阶级。对于完全不拥有生产资料，同时都受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则需要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标准同剥削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工人直接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从事生产劳动；而“新小资产阶级”只为资本“提供剩余劳动”，他们受到的剥削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主要形式”，他们从事的是“非生产性劳动”，他们的报酬则是非生产性开支。也就是说，波朗查斯在分析无产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时，经济标准用从事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的标准取代了。凡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则是无产阶级，凡从事非生产性雇佣劳动者则属于“新小资产阶级”。波朗查斯把所有公用事业工人、流通领域的工人和所有国家雇员都排除在工人阶级以外。72

波朗查斯的政治标准主要是看一个人是否处在统治其他社会成员的地位，是否对其他人有“支配权”。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一般技术人员和中、下层管理人员直接参加生产过程，按照经济标准来说似乎可以将其划入工人阶级行列，但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与工人阶级不同，他们对劳动过程的监督管理是资本家统治工人阶级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他们与工人的关系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体现”。“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所占的地位，都为他们所维系的政治关系支配着”，“他们执行着由资本的地位产生的权力”。73他们既有被资本统治的一面，也有统治工人阶级的一面，因此可以将他们划为“新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波朗查斯的意识形态标准是指阶级分析的对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态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从来不是以“纯粹的”或“中性的”形式存在的，而从来就是以“为统治阶级所支配的”形式存在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有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更表明它们是直接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性质。因此，尽管这些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生产劳动，不“统治”任何人，但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工人阶级，而应划为“新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被统治，也在意识形态上被统治。意识形态统治的主要来源是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的知识相分离。74

关于“新小资产阶级”，波朗查斯认为它和传统的中等阶级一样，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不断两极分化的阶级，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可能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而绝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他认为在“新小资产阶级”中有三部分人地位最接近工人阶级。他们包括商业部门中绝大多数级别比较低的工作人员、在劳务行业和国家机关部门工作的一般雇员、服务性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职业稳定程度低，升迁机会少，提职加薪的限制条件多，最易受工人阶级思想影响；第二部分包括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普通文职人员，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文化程度一般较高，生活水平也较高，但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这类人数量增多，竞争激烈，供过于求；第三部分是一般技术人员和低级工程师，他们从事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仍受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工人阶级较有可能与这三种人结成联盟。75

第二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那些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集团与那些也将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集团相区别。他们认为土地所有者、食利者、财产投机者等都是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将消灭他们；而另外一些社会集团，包括新中等阶级，则有不同的长久的利益，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前途是有保障的。这一派学者对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相当关注，认为技术人员在技术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加入了熟练工人的行业，从而形成了“新工人阶级”。

图雷在1955年发表的《雷诺工厂工人劳动的进化》和弗雷德曼在1956年发表的《剩余劳动》等书中提出，无产阶级并不是统一的，他们在工作、技能和薪金的类型上存在很大的差别。1959年法国《论证》杂志第12期和13期展开了“法国新工人阶级是什么”的讨论，众多理论家写文章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涉及了战后法国社会生活和阶级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新现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稍后，一些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写出了几部著作，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新工人阶级”的理论。

伯勒维叶在1963年发表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伯勒维叶根据对一些技术比较发达的企业的研究，认为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组成的“新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主要不是在薪金上而是在对企业的控制上。他举例说，法国一次罢工中“新工人”抗议的是企业管理政策。伯勒维叶同时指出，这些“新工人”缺乏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而只是在“潜在的”意义上才是新劳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认为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理论已经过时，因为它不能说明工人阶级的新的模型。1959年马勒发表了《一个变化中的工人阶级》一文，认为不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实体。1963年马勒出版了《新工人阶级》一书，他在该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也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本质。他认为不能把工人阶级看成为一个“同质体”，工人阶级内部有差异，“只有卷入最发达的技术文明过程中的积极的人民阶层”，才是“新工人阶级”。“新工人阶级”不仅包括受过高度训练的工人，而且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工程师、研究单位的组织者。他认为“新工人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罢工中表现出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新工人阶级”由每个企业中的工人组织起来，没有行业的区别和巨大的工会官僚层；它和以前的工会系统的工人不同，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创造性劳动，对整个企业感兴趣；它发动的罢工不是总体的、全面的停工，而是经过仔细准备以后在高度同步化的某个环节上进行罢工，使资本家大为破费而陷于瓦解；“新工人阶级”不会被更高的物质好处所收买，它在文化中拒绝了小资产阶级伦理。马勒认为，“新工人阶级”处于现代资本主义最复杂的机械装置的中心，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地认识到这个制度的固有矛盾，他们提出的疑问涉及工业等级制的本质。“新工人阶级”和19世纪的无产阶级一样，把它的利益同社会主义联结起来。“新工人阶级”对技术发展的后果有直接兴趣：如工作时间的下降、新的职业状态、雇佣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具有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使利润下降和越来越依靠资本主义无法支配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经济工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资本论》以后的时期出现的“新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在生产企业中的地位，要求根本改造社会关系，要求广泛参加对生产的管理，提出了“新工团主义”（即“企业工团主义”），主张通过工人自治的道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改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结构，这条道路具体体现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

在1964年图雷出版了《后工业社会》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工人运动的总的问题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本质问题。在这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工人作出新的反应。在现代社会，阶级的运动主要通过政治和文化活动而不是经济活动表现出来，它主要关心的不是薪金、雇佣或财产，而是关心权力。因此，后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工运动有巨大差别。76

第三派意见被称为中间派，他们的理论集中在对新生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区分作研究。这一派把劳动的社会协作所必要的从事管理的劳动者和白领专业人员，同仅对资本循环是必要的管理者相区别。这一派的学者有卡切迪、E. O. 赖特等。

意大利学者古格利尔莫·卡切蒂在研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时，提出了“新中等阶级”论。卡切蒂基本上以社会承担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完成的“职能”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级。卡切蒂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生产过程影响社会阶级划分的变化作了分析。第一阶段是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阶段，劳动者是作为个人加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其职能是“完成整个劳动过程”。这个阶段的阶级划分较为简单。凡不占有生产资料、经济上受压迫剥削、以工资为收入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在第二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者不再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总体”，作为“总体劳动者”加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整个劳动过程成为复杂的科学的组织过程，完成这个过程不是靠某一个劳动者，而是靠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者即“总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队伍在这个阶段进一步扩大，凡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经济上受剥削和压迫并且其收入为工资的、每一个完成总体工人职能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劳动的“职能”没有再发生新的变化。这个时期，法律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相分离，法律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即股东完全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他们不完成这个过程的任何职能。完成资本主义发展职能的不是少数高级管理人员，而是一个复杂的形成一种等级结构的整体，官僚机构的全体成员“集体”来完成过去由资本家个人完成的、监督和控制劳动过程的“总体资本的职能”，和“统一和协调”劳动过程的“管理”职能即“总体工人的职能”。在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中，只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其他大部分人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不占有生产资料。卡切蒂概括说，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家阶级是那些实际控制生产资料、从事经济剥削和压迫、收入来源于剩余价值的人。而“新中等阶级”指那些在完成总体资本职能的“官僚机构”中承担资本的监督和控制职能，并且承担总体工人的协调和统一职能的社会承担者。他所说的“新中等阶级”不同于那些工业革命后出现的老中等阶级。77

卡切蒂把新中等阶级的主要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他们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二，他们既履行资本的一般功能，也履行劳动者集体的功能。第三，由于他们并没有拥有对生产资料真正的所有权，他们履行的资本的一般功能并不一定就是统治功能，这种作用也可以转变成劳动者集体的功能。第四，当他们履行劳动者集体功能时，他们既是被剥削者也是被压迫者；当他们履行一般的资本功能时，他们既是剥削者又是压迫者。由于他们并没有拥有真正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他们履行后一功能时，他们同样也是经济上受剥削者。第五，由于他们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由于资本整体的功能并不一定就是统治功能，他们的基本作用不一定必然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功能。第六，根据上述论点，他们部分处于资本一方，部分处于劳动者一方，这是他们所处的立场的矛盾性，甚至即使他们处于资本方面时，他们也既是剥削压迫者，又是被压迫者，这便是他们立场所具有的矛盾性。78

另一位注意研究中间阶级的学者是美国学者布雷弗曼，布雷弗曼的代表作是《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布雷弗曼在研究中间阶级时注意到阶级划分的方法论问题，他揭示了作阶级划分时使用简单化方法和绝对化方法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时，都遇到了困难。他说：“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打算给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阶级地位下一‘定义’的人所遇到的困难，和今天人们在给现代职业中这一中间阶层下定义时所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差不多是一样的。归根到底，这些困难来源于这一事实：各阶级、阶级结构和整个社会结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正在进行的富于各种各样变化的过程，不能简化为一些公式。”布雷弗曼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时说，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除了造成工人阶级外，还造成了另一支就业队伍，他们人数不少。但是，他们在作阶级分析分类时，并不简单地符合经济和社会的两极概念。这批人员像工人阶级一样，没有经济的或职业的独立性，他们受资本及其支系雇佣，除受雇以外无法进入劳动过程或接近生产资料，而且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劳动以供资本使用。这部分就业人员包括工程科技人员、较低级的监督和管理人员，在购销、金融和组织管理机构等方面，以及不属于资本主义工业本身的在医院、学校和政府部门从事工作的大量专门和“专业”雇员等等。这批人员在美国大约占就业人口的15%—20%之间，而且这批人员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如果我们和许多人一样，把这个阶层叫做‘新中等阶级’，那么要看到，这个新中等阶级与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不起直接的作用的旧中等阶级不同。‘新中等阶级’是处于资本增殖过程的一部分，它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它不仅享有小小的一份资本的特权和报酬，而且还带有无产阶级身份的标记。”79

美国学者埃里克·赖特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时，提出了“矛盾的阶级地位”的论点。1976年他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一文，以后此文收入《阶级、危机和国家》一书。他认为，在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些社会集团阶级地位不明确的情况不是个别例子，而是时时可见。赖特指出，有两种矛盾的阶级地位，一种是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一种是位于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80管理人员和监工处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矛盾的阶级地位上。例如，工头对劳动力行使控制，但他们对物质生产资料却几乎毫无控制。但是早期工头时常和工人一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甚至保护工人免遭老板严酷的待遇。另一方面，19世纪的工头常常比今天有更多的个人裁决权和个人权力，尤其在当时，资本主义工厂是按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工头在这样的工厂中具有行使小小的专制的潜在的倾向。81此外，小业主处于小资产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地位，半独立的雇员处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的阶级地位。关于处于小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矛盾的阶级地位的集团，赖特举例说，一是独立的技工，他们一方面被资本作为工资劳动者雇佣，但他们控制着如何从事生产，至少部分地控制着他们生产什么。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高级大学中的教授，他们并不介入对其他人劳动力的控制，但是却相当直接地控制着工作与研究条件。此外像白领技术雇员和某些高级的熟练技工，至少他们对其生产过程有一种有限的自主权，雇主对其体力劳动方式控制较少。82

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密里本德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作出了概述。他指出：“在所有这些国家发现，数量相对来说较小的一部分人拥有很明显不相称的个人财产。”83“再则，在这些国家中，社会阶梯的另一端为一个工人阶级所占有，它主要由工业劳动者和构成一个日益减少的劳动力组成部分的农业工资收入者组成。”84“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都可以分辨出一个很大的并且正在增大的自由职业阶级人士——律师、会计、中等董事、建筑师、专家、科学家、行政官员、医生、教师等——他们构成了‘中等阶级’两个主要部分之一。”“这个‘中等阶级’的另一个部分是与中小企业家相联系。一些雇佣了少数工人的实业家和一些小的或中等的使用雇佣劳动者的农场主也属于这个阶级。”85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自我经营的小商、技工和工匠构成的阶层仍然远未消亡。事实上，尽管存在着报酬通常很低，而辛苦和使人烦恼的忧虑却时时不断这样的事实，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持续存在的特点就在于小规模经营者（这对小实业家也同样适用）不屈不挠地抵抗着为其他被雇佣等级所吸收”86。密里本德强调指出了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中等阶级和小生产者仍然继续存在的事实。

密里本德还比较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系统与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结构系统的差别。他指出：

如果以这些国家为一方，以非工业化或集体主义国家为另一方作比较的话，这就非常明显了。这样，许多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的阶级也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到，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小实业家和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白领雇员或产业工人。但是，正如已经提到的，它们在那里很明显占有完全不同的比例，例如在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或者在大企业主（在那里除了外资企业外，他们也完全存在）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一个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阶级，在非工业化条件下只占很小的比例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一些在前一类国家中只占从属地位的阶级——如地主和农民——常常在后一类国家中成为社会综合体中的主要成分。87

这两种社会结构的差别还在于，在非工业化社会中，“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缺少了一个资本主义所有者阶级和雇主阶级，而出现了一个从特殊的政治制度产生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系统中其余每个部分的杰出人物集团。不论它们彼此间有什么不同，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这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世界”88。密里本德这种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很有启迪作用的。

1982年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出版了密里本德的新著《分裂的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该书讨论了在当代英国、美国和其他发达西方国家中发生的阶级冲突的特征和性质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精心建树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的理论框架，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必须根据马克思以后历史发展的事实，对马克思的模式作实质性的修改。89密里本德指出，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冲突“来自下层的压力”。它不仅来自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而且也来自被称为“新社会运动”的力量，包括妇女运动、黑人运动等基于性别、民族及种族划分、性别的选择以及环境保护和裁军展开的运动和斗争、学生运动，此外还要加上神学解放运动。这些斗争就其重要性和意义来说也可以看作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与有组织的劳工的很有限的具有阶级合作性质的斗争相比，显得格外激进、富于创新精神和富于挑战性。90新社会运动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而具有重要性，它们围绕这些问题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在事实上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这些运动固然绝大多数是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而它们的支持者主要也不是工人阶级，但不管它们的构成是如何混杂，新社会运动具有共同之点，即它们与流行的权力结构、目前的政治决策及一般的思想模式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视之为具有持不同政见者的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活动构成了来自下层的压力，因为它们为居民中受剥削压迫的那部分人说话，为少数人的事业说话。“这种来自下层的压力的许多方面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而且真正是属于阶级斗争的一部分。”91密里本德甚至认为，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劳工运动真正的代表。

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还研究了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阶级的数量问题。澳大利亚学者R. S. 尼尔在研究1680到1850年这个时期英国的阶级结构时，提出了“五阶级模式”。他认为，第一个阶级是上等阶级，它由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当权人物组成。第二个阶级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它由大工业和商业财产所有者、高级军人和为上等阶级服务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第三个阶级为中等阶级（middling class），它包括小资产阶级、抱负不凡的自由职业者、文学家和艺术家等等。第四个阶级是工人阶级A，它包括持集体主义态度、主张解放工人的那些在工厂区工作的工业无产阶级、家庭工业的工人。第五个阶级是工人阶级B，这个集团包括农业劳动者、城市中其他非工厂劳工、家内仆役、城市贫民和大多数工人阶级妇女。92尼尔提出了近代工业社会由多阶级构成的理论。